蔣氏做人的準則有兩條，一是我從沒有錯；二是如果我犯錯，請參照第一條。

可是，在1953年國民黨召開“七大”上，蔣氏卻罕見認錯：

“承認外蒙獨立的重大決策，雖然是全體表決一致贊成的，但我本人仍然願意付出全責。但我在當時，對外蒙問題唯有如此決策，或有確保戰果，爭取建國的機會。這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

溯源外蒙古

清朝建立後，為了對蒙古進行有效的統治，把蒙古分為了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

內屬蒙古主要指的是最早被征服的察哈爾部和唐努烏梁海諸部，外藩蒙古則分為了兩部：

一是內札薩克（執政官），歸附較早的漠南諸部，如科爾沁部、敖漢部、鄂爾多斯部、翁牛特部等25部，一共編成了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六盟被稱為內札薩克。

二是外札薩克，主要包括西套蒙古二旗、漠北喀爾喀四部以及科布多、青海、新疆所屬札薩克各旗。

在清朝末年，外札薩克蒙古逐漸演化為喀爾喀四部的代名詞，即土謝圖汗部、賽音諾顏部、車臣汗部與札薩克圖汗部，後世所稱的外蒙古指的就是這四部。

我們現在所說的內蒙古指的並不是內屬蒙古，而是由外藩蒙古中的內札薩克演變而來的，內外蒙古的大致界定就是被我們熟知的漠南和漠北之地。

和內屬蒙古與內札薩克在清朝入關之前或之後不久就已經確定了同盟關係不同，外藩蒙古中的外札薩克一直到了康熙年間才和清朝政府確定同盟關係，這也是1689年中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中為什麼只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而對額爾古納河以西的廣大地域沒有劃定疆域的原因。

但是，《尼布楚條約》並沒有制約住沙俄貪婪的野心，他們利用《尼布楚條約》中沒有對額爾古納河以西的廣大地域劃界的漏洞，無視清朝政府的勸告，大肆侵吞外札薩克的疆域。

為此，清政府和沙俄進行交涉：

其一、儘快劃定額爾古納河以西的邊界。

其二、如果沙俄繼續侵佔外札薩克領土，清朝政府將以限制兩國貿易為手段進行反制。

可沙俄認為，邊界劃分的越晚對自己越有利，因此，對清朝的建議視若罔聞。而清朝政府也因為國內的一系列內政問題放鬆了對沙俄的外交活動，因此，外札薩克與沙俄的邊界劃分問題一直到了雍正五年才得以進行。

1725年（清雍正三年），清朝政府正準備對西北的準噶爾用兵，沙俄女皇葉卡捷琳娜一世認為，此時如果和清朝進行邊界談判最為有利。

因為準噶爾反叛的背後有著沙俄的影子，如果自己同意不再給予準噶爾部落以支援，並且切斷準噶爾叛軍逃往沙俄的道路，那勢必會在談判桌上佔據主動，能夠攫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沙俄主動提出要和清朝劃定邊界。

清雍正五年（1727年8月31日），經過了一系列的博弈，中俄終於簽訂了《布連斯奇界約》，劃定的邊界線基本就是現在蒙俄的邊境線。

在這個過程中，沙俄也是花樣百出，一面與我方談判，一面還與準噶爾叛軍噶爾丹勾結，想要透過這種手段來要挾清朝在談判桌上讓步，充分暴露了沙俄貪婪的野心。

但不管怎麼說，《布連斯奇界約》還算是在平等的條件下，比較圓滿的完成了劃界任務，解決了自康熙年間以來外札薩克與沙俄邊界的劃分問題，切斷了準噶爾叛軍通往沙俄的道路，為清朝解決準噶爾叛亂問題掃平了道路。

外蒙古“獨立”的藉口

外札薩克蒙古雖然在名義上歸屬清朝，但自主性很高，清朝政府雖然在外札薩克蒙古設立了烏里雅蘇臺統部來統一管理漠北諸部，但當地仍然是王公貴族和宗教勢力占主導地位，清朝政府無法對其進行垂直管理，因此從管理關係上來講並不緊密。

如果這種關係在清朝持續性強盛或者能夠對外札薩克蒙古進行大量賞賜的前提下，或可保持。但清朝末年，清王朝自己身處內憂外患，哪裡有能力照顧到遠在幾千裡之外的外札薩克蒙古？

因此，清朝末期對外札薩克蒙古的這種無效控制，為日後外札薩克蒙古的獨立埋下了隱患。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滿清政府被推翻。在沙俄的策動下，以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札薩克蒙古上層在庫倫（烏蘭巴托）宣佈獨立，建立“大蒙古國（博克多汗國）”政府。

其獨立的理由是：民國總統並不是蒙古大汗，沒有繼承蒙古大汗的法統，因此蒙古也就不需要再作為民國一份子存在。

此事說來話長。

元朝滅亡後，其殘餘仍然與明朝對抗，形成了一種南北對峙的局面。但是，因為蒙元內部諸多異姓王不斷挑戰“黃金家族”的權威，使得蒙古陷入了無休止的內亂之中，這也使得代表著蒙元正統的孛兒只斤氏日益衰落。但是，就在蒙元內部混戰之中，有一個部落異軍突起，它，就是察哈爾部落。

上文中提到的，連早就與清朝聯姻的科爾沁部落僅是外藩部落之一，而與清朝進行過多次大戰才被收服的察哈爾部落為什麼會成為內屬蒙古，成為了清王朝最直接的附庸呢？

察哈爾，本意是衛士和宮殿衛隊，類似於蒙古的怯薛軍，在蒙元諸部中的地位很特殊，歷來執掌察哈爾部的都是“黃金家族”的直系血脈，在蒙古諸部中居於宗主的地位。

在明孝宗（弘治）和明武宗時期（正德）年間，蒙元又出現了一位英雄人物，他就是被明朝稱為“小王子”的達延汗。在達延汗的領導下，蒙古諸部得到了整合，共有六萬戶，其中，中央萬戶就設定在察哈爾部。

達延汗死後，其直系子孫繼續執掌察哈爾部，一直傳到了林丹汗。

林丹汗雖有達延汗的雄心卻沒有乃祖的能力，在與群雄的博弈中，不僅得罪了明朝，又同時得罪了後金，可謂是兩面不得好。

以明朝對林丹汗的態度而言，是不希望林丹汗被後金消滅的，因為林丹汗雖然野心勃勃，但是能力卻有著很大的欠缺，是根本無法整合蒙古諸部與明朝對抗的。留下林丹汗對明朝來說好處多多，因為察哈爾部正好橫亙在後金與明朝長城防線之間，後金如果想要避開關寧防線突破長城進入明朝京畿之地的話，必須首先擊敗林丹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察哈爾部就是明朝與後金之間的緩衝之地和防火牆。

後金當時的掌權人皇太極深知這一點，見硬攻寧錦防線不成，就轉而向蒙古發展。公元1622年，後金與明朝在廣寧衛發生了一場大戰，明朝大敗虧輸，丟掉了扼守遼西走廊的重鎮廣寧衛（今遼寧北鎮），從此之後，後金就可以透過廣寧衛直接進入蒙古草原。

在1622年~1635年間，後金與察哈爾部落之間進行了三次大戰，察哈爾部大敗虧輸，林丹汗遠逃青海病死。

1635年三月，皇太極命多爾袞、嶽託、薩哈廉、豪格第三次遠征察哈爾，包圍了林丹汗的兒子額哲的營地，額哲奉蒙元的傳國玉璽出降，蒙古帝國正式宣告滅亡，漠南蒙古也全部收歸後金版圖。

皇太極得到蒙元的傳國璽，又被以額哲為首的漠南蒙古四十九個封建主尊奉為“博格達徹辰汗”，成為了蒙古大汗。察哈爾部也成為了清朝皇帝直屬的近衛軍，所以，不包括在外藩蒙古中，被稱內屬蒙古。

自皇太極已降，歷代清朝皇帝無一例外都要兼任蒙古大汗，這就是清朝對蒙古進行統治的法統基礎。

所以說，外蒙古在獨立之時才會拿民國總統不是蒙古大汗一說來作為法理依據，來證明自己獨立的合法性。

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華民國確實是被外蒙古鑽了空子。因為中華民國是推翻了封建社會，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全新制度的政體，雖然制度還很不完善，但畢竟是亙古未有的一件大事。

既然是推翻了封建社會，民國總統又哪裡能夠去做封建性質的蒙古大汗呢？

而且，清朝宣統皇帝是退位的，並不是直接被暴力推翻的，這就意味著繼任者中華民國有權力、有資格全盤繼承清朝的疆域。

宣統皇帝的遜位詔書上明確寫著：

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這份遜位詔書及其內容是得到了當時包括沙俄在內列強們的見證的 ，不論從哪個方面講，都是符合國際法理的。

況且，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提出的政治口號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並沒有把蒙古族排除在外，外蒙古又有什麼理由以民國總統不是蒙古大汗為名來“獨立”呢？

因此說，外蒙古提出的所謂民國總統不是蒙古大汗，所以不能視為民國一份子的說法就是一種詭辯，這其中雖然有著外藩蒙古上層自身的政治野心，但更多的是幕後支持者的慫恿。

袁世凱及北洋政府對外蒙古“獨立”的應對

外蒙古宣佈“獨立”後，袁世凱第一時間表示拒不承認，並表示要派兵進入外蒙平叛，但遭到了沙俄的反對。此時國內因為政局不穩，袁世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國內，就沒有派員與沙俄進行交涉，只是一再向世人宣佈“外蒙古是中華民國領土”。

沙俄方面也因為當初是宣統皇帝遜位詔書的見證人，不想把自己的吃相弄得太難看，引起列強們的干涉，就沒有立即吞併外蒙古。

1913年9月18日，又是一個九一八，在沙俄的逼迫下，北洋政府外長與沙俄簽訂了《中俄宣告檔案》。在這份檔案中，內容對北洋政府更為不利，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

1、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

2、中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

在這兩項條款中，外蒙古雖然由“獨立”變成了“自治”，看似嚴重程度降低，但是，過去是不承認，視為叛亂，要出兵鎮壓，而現在變成了“自治”，國家對外蒙古的統屬權變成了宗主權，把外蒙古視為藩屬國，控制力度無疑是降低了很多。

1915年6月7日，中俄正式簽署了 《《中俄蒙協約》，將《中俄宣告檔案》具體化。6月9日，外蒙古宣佈取消“獨立的大蒙古國與共戴年號”，袁世凱冊封八世哲布尊丹巴為“呼圖克圖汗”。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列寧於1917年和1919年兩次發表宣告，要廢除一切沙俄時期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在隨後的1919年7月25日蘇聯發表的對蒙古宣告中，仍然稱外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要求與之建立外交關係。這不得不說是個遺憾。

俄國“十月革命”雖然成功，但是其國內的沙俄貴族沒有放棄抵抗，大量居住在外貝加爾的地區的沙俄貴族們在俄國內戰中逃到了外蒙古，帶來了大量的關於蘇聯的負面訊息，這就使得外蒙古最高層產生了恐慌。

鑑於此，1918年5月28日，外蒙古方面請求當時駐紮在外蒙古的北洋政府都護使陳毅（不是共和國元帥）從國內調兵一團來協防外蒙古與蘇聯的邊境。

隨著蘇聯國內戰爭的持續化，嚴重影響到了外蒙古的經濟，而且，戰敗的白俄貴族們垂涎於外蒙古的富庶，有派兵進入外蒙古的趨勢。這使得外蒙古高層大為驚恐。

於是，在請求北洋政府派兵一團協防邊境之後，外蒙古高層再次向北洋政府發出請求，希望派大兵進入外蒙古，予以保護，並達成了《改善蒙古未來地位的六十四條》。在這件事上，北洋政府派駐外蒙古的都護使陳毅功不可沒。

外蒙古的這個請求對於北洋政府來說，絕對是個利好訊息。可惜，《改善蒙古未來地位的六十四條》被由外蒙古喇嘛們把持的所謂議會否決。

見《六十四條》被否決，外蒙古的王公貴族們單獨組成請願團，進京向當時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請願，要求立即將外蒙撤銷自治。

由此可見，外蒙古的政壇也分為兩派，一派是由王公貴族們組成的世俗派，另一派就是以喇嘛們組成的宗教派，世俗派傾向於迴歸政府，宗教派則傾向於自立。

見到外蒙古形勢一片大好，當時的民國總理段祺瑞決定派被稱為民國“小扇子”的徐樹錚作為“西北籌邊使”進入外蒙古，全面主持外蒙撤治（自治）事宜。

客觀地說，徐樹錚其人還是很有能力的，並且也很有魄力。進入外蒙古後，徐樹錚鑑於外蒙宗教派勢力強大，立即下令軟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挾持了態度曖昧、首鼠兩端的“內閣總理大臣”巴德瑪·多爾濟，全面廢除了《中俄宣告檔案》和《中俄蒙協約》。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

11月22日，民國總統徐世昌“俯如所請，以順蒙情”，以《中華民國大總統公告》的形式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復舊制。

但徐樹錚在此期間卻犯了一個大錯誤，那就是他在外蒙古期間，沒有順應蒙古族的風俗習慣，而是強行的在外蒙古地區推行“新政”，這就嚴重影響了外蒙古貴族階層的利益，引起了本來支援中華民國的外蒙古上層們的不滿。

可徐樹錚不僅不聽從外蒙貴族們的建議，而且採取了強硬政策，這就把這批人推到了宗教派一邊，孤立了自己。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徐樹錚率軍赴內地參戰，外蒙地區僅留下不多的兵力駐守在庫倫（烏拉巴託）。1921年2月11日， 白俄男爵羅曼·馮·恩琴在日本關東軍的支援下攻入庫倫。

鑑於外蒙地區的混亂局面，北洋政府任命張作霖為蒙疆經略使，率軍赴外蒙與羅曼·馮·恩琴作戰。

可此時正是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緊要關頭，張作霖為了在關內爭奪更多的地盤，根本無心赴外蒙作戰，北洋政府毫無辦法，只得坐視外蒙地區的軍事衝突。

從此之後，民國政府對外蒙古地區徹底失去了控制，所能有的也只是對外蒙古與蘇聯簽訂的任何協議表示反對和不予承認而已。

1924年11月26日，在蘇聯的支援下，外蒙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定都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但中國及英、美等當時主要國家政府都不予承認。

隨後而來的北伐戰爭、中原大戰，十年內戰、抗日戰爭，民國進入了一個內憂外患的時期，更沒有精力來處理外蒙事務，但民國政府卻始終沒有承認外蒙古獨立這個事實。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1945年。

1945年2月1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秘密簽訂了《蘇聯出兵對日作戰條件協定》(即雅爾塔協定)。在這份協定，或被稱為《密約》更為合適的協定中，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利益被無恥的出賣了。其中，蘇聯作為出兵對日作戰的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是：

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在1945年之前，外蒙古的“獨立”從未得到過民國政府的承認，也從未得到英美等主要國家的承認，因此是非法的，是無效的，是不符合國際法的。可是，在《雅爾塔協定》之後，民國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是在法律層面上承認了外蒙古獨立的事實，其實質就是割讓領土。

以下是中蘇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換文

中華民國政府文：

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宣告，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

還不錯，弄出了一個遮羞布般的全民公投！

那麼，蘇聯為什麼一定要蒙古獨立呢？

原因之一應該是這樣的。據《蔣經國自述》：

斯大林：“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

“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為了自身的利益，就不惜嚴重損害別國利益、就不惜傷害別國人民的感情，仁者不為也！

1955年8月，蒙古申請加入聯合國，被代表著我國的臺灣一票否決。蔣氏雖然算是出了一口“惡氣”，但仍然無法改變這個事實。1961年，蒙古終於還是加入了聯合國。

我們，永遠失去了那片廣闊無垠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