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陽是一塊紅色的土地，是湘南起義中後期的指揮中心和主戰場。近兩年來，無論是耒陽官方還是民間，介紹這段光輝歷史時，都會自豪地說：“湘南萬人上井岡，八千皆為耒陽人！”市委黨校的黨課也講“八千耒陽人上井岡山，佔了湘南暴動隊伍上井岡山總人數的四分之三。”然而，研究井岡山朱毛會師歷史，卻發現朱德、陳毅帶到井岡山的湘南農軍總數只有八千人，怎麼可能八千皆為耒陽人呢？黃克誠在《回憶湘南暴動》中指出：“耒陽縣原有2000多人的武裝，上井岡山時，隊伍只有700多人。”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14年的《湘南起義文獻集》，在附錄一《湘南起義武裝部隊序列》中，顯示上井岡山的耒陽農軍只有1000多人。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眾所周知，發生於1928年春的湘南起義，由朱德、陳毅和湘南特委共同領導，前後歷時三個月，波及湘南粵北20餘縣，有上百萬民眾參加。後來，朱德、陳毅率領起義軍一萬多人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的部隊勝利會師，建立了朱毛紅軍，構築了新中國的第一塊奠基石。這次戰略撤退，湘南各縣部隊撤離時間、路線均不同。餘伯流、陳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第二章第一節寫道：“朱德於3月29日正式下達撤退命令。”“朱德、陳毅兵分兩路，互為犄角。朱德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及耒陽第四師經安仁、茶陵方向向江西寧岡進發；陳毅率宜章第三師、郴縣第七師向資興、桂東移動，逐漸向江西寧岡靠攏。”書中這段記載存在遺漏。朱德一路上山的隊伍，還有宋喬生的水口山工農武裝，他們3月29日離開耒陽鷔山廟，4月1日佔領安仁縣城，唐天際率安仁縣黨政幹部和農軍邊打邊尾隨朱德主力部隊上井岡山。陳毅一路上山的隊伍，4月5日宜章農軍（第三師）在郴州與郴縣農軍（第七師）會合後，這才開拔，進入資興後，又與黃克誠率領的永興農軍、劉泰鄺鄘率領的耒陽農軍、黃義藻李奇中率領的資興農軍會合，一起往井岡山轉移，毛澤東派何長工、袁文才前來迎接。他們經過十餘天的急行軍，抵達酃縣沔渡鎮，與先期到此的朱德主力部隊會合，再一起上井岡山。此外，宜章獨立營由於與上級失去聯絡，由龔楷、蕭克率領，翻過騎田嶺，幾經周折，在資興龍溪洞與前來接應的毛澤東相遇，成為最早見到毛澤東的湘南起義部隊。
對於上井岡山的起義軍人數，存在兩類資料，一是撤退時的人數，二是最後到達井岡山的人數。中共黨史出版社《湘南起義文獻集》一書中，有一份《湘南起義武裝部隊序列》人數統計：“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南昌起義餘部為主），2000餘人上了井岡山；宜章農軍（工農革命軍第三師），撤退時4000餘人，上井岡山2000餘人；耒陽農軍（工農革命軍第四師），撤退時10000餘人，上井岡山僅1000餘人；郴縣農軍（工農革命軍第七師），撤退時6300餘人，上井岡山僅2000餘人；永興紅色警衛團，撤退時3000餘人，上井岡山約1000人；資興獨立團，1000餘人上了井岡山；安仁赤衛大隊，300多人上了井岡山。”這裡可以看出，撤退時起義軍總人數達2.7萬人，最後抵達井岡山的約1萬人。 毛澤東在5月2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湘南的縣委和縣政府帶了一大批農軍一起跑來，現在有一萬人在這裡。”
為什麼撤退時的人數遠遠多於上井岡山的人數？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統計遺漏。漏掉了宋喬生的水口山工農游擊隊800餘人、宜章縣獨立營400餘人、耒陽新兵營400餘人，還有零散追隨朱德上井岡山的農軍。二是戰鬥減員。很多農軍是邊打邊撤退，中途犧牲不少戰士。比如耒陽農軍，鄧宗海率領的3000多人且戰且退，犧牲、打散過半。劉泰、鄺鄘率2000多農軍為了掩護主力部隊轉移，只剩下700人，與永興、郴州農軍一起上了井岡山。這就是黃克誠《回憶湘南暴動》中講的“耒陽縣原有2000多人的武裝，上井岡山時，隊伍只有700多人。”他沒有寫鄧宗海那一路農軍。黃克誠還提及永興縣紅色警衛團主力1000多人，連同朱德留在永興的張山川指揮的主力排，一起被敵人消滅了。“一人一槍都沒能撤退出來。我們僅僅做到集中了留在縣城的全部幹部和武裝力量，還帶了少量家屬，一共800多人，從永興的南門撤到資興的三都，再撤到資興彭公廟。”三是半路返回。據曾志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記載，郴縣農軍剛出發時，士兵、群眾、家屬有5000多人，很多老人、婦女、兒童，以致行動緩慢，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於是在水口鎮進行隊伍整頓，青壯年留下2000多人，其餘都返回郴州。耒陽農軍出發時，連同黨政幹部、家屬在內將近1萬人，有拿大刀梭鏢的，有老人和女人，還有抱在懷裡的孩子。後來成為開國少將的鄭效峰就在這支隊伍裡，年僅12歲。這支龐大的隊伍一路走到安仁，大部分返回了。伍若蘭的弟弟伍鵬程就是在半路返回的。
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後，部隊編入紅四軍，其中：宜章農軍改編為29團，郴縣農軍改編為33團，耒陽農軍改編為34團，永興農軍改編為35團，資興農軍改編為36團，水口山游擊隊編為軍部特務營。開國中將趙熔湘南起義時隨同朱德在耒陽擔任書記官。他在《湘南風暴》中寫道：“紅四軍組成隊伍中，整個湘南農軍是八千多人。”這當中，耒陽農軍組成的34團有1600餘人，另有耒陽新兵營400餘人編入28團。開國少將鄭效峰迴憶文章《耒陽新兵營》記載：“新兵營是在1928年陰曆正月二十，朱老總派人有意識地為擴大正規部隊而組建的，後來新兵營發展到400多人。……上井岡山後，新兵營成建制編為28團1營4連、2營8連、3營11連。新兵營的梭鏢全部換成了槍，在井岡山，耒陽人打仗很勇敢，很有名。”
此外，還有少數耒陽人上井岡山後，編入了軍部和28團、31團。比如伍若蘭、段子英、伍春林等女子在軍部宣傳隊，伍飛霞、伍道清在紅軍醫院，伍中豪在31團擔任營長，我的外公陳亦悅在28團擔任特務長（後來在戰鬥中犧牲，耒陽烈士陵園有他墓地），特務營有隨同宋喬生、謝瀚文上井岡山的幾十名耒陽籍戰士。28團還有朱德在耒陽公平墟招收的50多位戰士，譚冠三的小水鋪赤衛隊也併入了28團。兩軍會師組建紅四軍時，28團有2400餘人，兵強馬壯，耒陽人約佔四分之一。
綜上所述，出發時近萬人的耒陽兒女，最後到達井岡山的人數應該在3000人以內。我雖然無法弄出一個精準的人員名單，但相信這個數字是接近歷史真相的。所謂“湘南萬人上井岡，八千皆為耒陽人”的說法過於誇大了，無論是撤退時的人數，還是最終上了井岡山的人數，耒陽人不可能“佔了湘南暴動隊伍上井岡山總人數的四分之三。”耒陽有些作者在文章中這樣寫，是不符合史實的，誤導了讀者。我看到有的耒陽作者在寫湘南起義文章時，還編造朱德在上架橋駐紮了28天。歷史並不是一個任意讓人打扮的小姑娘，研究歷史必須敬畏歷史。即使是歷史小說，固然允許細節、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藝術加工，在大的史實方面，也不能任意編造。比如寫敖山廟伏擊戰，可以編造戰鬥場景，編造一個英雄戰士，但戰鬥發生的時間、地點、部隊主要指揮人員，就不能編造。如果是寫的是史料性質的文章，那就更要尊重史實了。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不可以捏造的，只能挖掘、整理、考辯，提出新的發現。
最近十年，我為了研究、挖掘湘南起義歷史，自掏腰包數萬元，走了七八個省40多個縣市，採訪開國元勳和革命先烈後代，到各地黨史部門、革命後代家中乃至省市檔案館，蒐集與湘南起義相關的史料、回憶錄、人物傳記、學術論文集。在研究史料中，我會反覆考證，絕不輕信一家之言。因為一些傳記、回憶錄對同一件事的描述，有時都會出現矛盾。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回憶，都出現矛盾。比如黃克誠在《回憶湘南暴動》中講，尹子韶率領的永興縣警衛團主力1000多人，被敵人全部消滅了，“一人一槍都沒能撤退出來。”1981年，黨史專家公仲採訪黃克誠將軍時，他的說法是：“我帶領警衛團和縣委800多人，從南門撤至資興三都，經酃縣到達井岡山的寧岡大壠。”到底黃老哪次回憶準確呢？這就需要查詢別的史料考證。黃仲芳《湘南暴動史要》227頁記載：“東撤農民除陳毅統率的工農革命軍第七師外，還有黃克誠帶領的永興農民近1000人。劉泰、鄺鄘、譚楚材帶領的耒陽農民700餘人，以及黃文藻、李奇中帶領的資興1600多人。由鄧宗海率領的耒陽工農革命軍第四師3000餘人，會同宋喬生率領的工農游擊隊一道，已先行撤離。”《紅一方面軍人物誌》記載，尹子韶與黃克誠帶領永興紅色警衛團上了井岡山。可見，黃克誠後一種回憶是可靠的。
1928年5月下旬，由於山上糧食嚴重不足，紅四軍軍委決定耒陽、永興、郴縣、資興4縣農軍組成的部隊，編成四路紅軍游擊隊，返回本縣打游擊，留在紅軍隊伍的耒陽人不滿千人。這些留下來的耒陽兒女，在此後的革命鬥爭生涯中，建功立業，絕大部分壯烈犧牲。只有極少數人看到了新中國成立，這當中有開國中將譚冠三、王紫峰，少將鄭效峰、劉顯宜、資鳳、熊夢飛，以及中國人民救濟總署秘書長、衛生部副部長伍雲甫，女紅軍段子英。耒陽英雄兒女為中國革命作出的豐功偉績，永遠不可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