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初，著名歷史學家羅爾綱在《光明日報》發表《兩個人生》一文，批判自己的恩師胡適，“莊子給我的毒，一句話說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沒有愛僧，使我感到一切虛無，使我成為行屍走肉。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給我的毒卻是一言難盡。”

羅爾綱在文中檢討，由於聽信胡適的話，因此前半生只有灰冷、幻滅、悲哀、虛無的人生觀，變成了行屍走肉和活死人。而1931年9月份，羅爾綱在給胡適的信中說自己“一個行屍走肉的青年，居然在先生栽培之下復活起來，而決追隨先生，以獻身於學術”，又說：“殘燼的心頭，忽然閃起了光芒，吾師的名字，竟做了我迷途的明燈。”前後自相矛盾，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

羅爾綱作為歷史學家和太平天國研究的權威，可以說是胡適精心栽培和引導的結果。

作為胡適的入室弟子批判自己的恩師肯定是有心理負擔的，羅爾綱看到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寫的《我的父親》以後，感覺豁然開朗了。羅爾綱說，“我看後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父子關係還可以劃清敵我界限，一刀兩斷，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界限，一刀兩斷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羅爾綱·《胡適瑣記·胡思杜》）

羅爾綱倒是挺會安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老師居然還豁然開朗了。有一點倒是事實，胡適對羅爾綱真是和兒子一樣親切，當時羅爾綱感動得是涕淚交加，一口一個“適之師”如何如何。

胡適對年輕人體貼入微相當尊重，胡適把羅爾綱介紹給張元濟，並說“我的朋友羅爾綱”，還隨口誇獎了幾句。據羅爾綱記述：“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時，他把我介紹後，隨口便把我誇獎一兩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這個無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於太自慚渺小。有時遇到師家有特別的宴會，他便預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請去做客，叫我高高興興地也做了一天客。適之師愛護一個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讓他發生變態的心理，竟體貼到了這個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熱淚來。我還不曾見過如此的一個厚德君子之風，抱熱忱以鼓舞人，懷謙虛以禮下人，存慈愛以體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覺到一種奮發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羅爾綱在胡適家中，當了五年的胡適的助手和家庭教師。回顧起那段日子，羅爾綱飽含深情地說：“師恩如春陽，我好比一株飽受春陽煦育的小草，怎叫我說得出自己的感情呢？”

胡適在1931年寫給羅爾綱的信中說：“你那種‘謹慎勤敏’的行為，就是我所謂‘不苟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此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胡適對羅爾綱相當滿意，寄予厚望，精心調教，引領他走上學術上的康莊大道。羅爾綱原打算研究春秋戰國，是“適之師這一個黑夜明燈般的指示”，“引到研究太平天國箇中國近代史的專題方面上去”。羅爾綱感嘆，“適之師以‘不苟且’三個字教我，使我終生感戴，受用不盡”。

羅爾綱為了養家餬口，賺取稿費，匆忙寫了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引起了胡適的嚴厲批評。胡適指出“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名利之求，何代無之？”“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訓練，但文字不可輕作，太輕易了就流為‘滑’，流為‘苟且’”。

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出版後，好評如潮。胡適卻批評道：“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今天看來，胡適對羅爾綱的批評是正確的，對太平天國的評價不能意識形態化。

羅爾綱為了感謝胡適的提攜栽培，在1943年寫了本《師門辱教記》，羅爾綱在書中提到：“我為什麼叫《師門辱教記》呢？這是因為我著的《太平天國史綱》於1937年春出版了，適之師嚴厲地訓飭我偏於太平天國，有背史家嚴正立場，那時候，許多太平天國史料還沒有發現，我也和當時人們一樣以為殺人放火、搶劫擄掠是太平天國乾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負師教與他對我的希望，因此把書叫做《師門辱教記》。”

羅爾綱向讀者這樣宣告：“我這部小書，不是含笑的回憶錄，而是一本帶著羞慚的自白。其中所表現的不是我這個渺小的人生，而是一個平實慈祥的學者的教訓，與他的那一顆愛護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熱誠的心。”

1958年12月7日，胡適把羅爾綱的《師門辱教記》改為《師門五年記》自費在臺付印，不作賣品，只作贈品之用。李敖說過：“羅爾綱是胡適貼身的出色弟子，身在大陸。胡適特別親題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一冊寄我，又當面送我一冊。“

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給胡適信中說：“深感羅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遇青年學生親切、體貼、殷殷督教，無所不到至極，讀之令人神往，深感此書不但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臺灣歷史學教授潘壽康說，此書當年在臺灣如同教科書一樣暢銷。

胡適更讚譽該書“比他得到35個名譽博士還要光榮”，每年壽辰之時，將該書作為禮物送給來祝壽的朋友。

羅爾綱公開發文批判胡適，表現要與胡適劃清界限的政治態度。據唐德剛的《胡適雜憶》中談到胡適對羅爾綱的看法，說胡適從亂書堆中翻出《師門辱教記》給他看，並不認為自己的學生羅爾綱會真心批判他的思想， 唐德剛當時回答說：“說不定羅爾綱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胡適立即斷言：“胡說！胡說！”唐德剛寫道：“胡先生只是搖頭”，還補足一句：“不可能，不可能！”

胡適說什麼也不會相信自己的得意門生入室弟子羅爾綱，會反戈一擊批判胡適。胡適在去世的之前還拿著羅爾綱的書送人。

胡適給羅爾綱的信，總是稱其為“我的朋友”“爾綱兄”或“羅爾綱先生”，而且結尾多有自謙之語，如“門外漢”“幸勿見怪”“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等，其胸襟可見一斑。

羅爾綱對胡適的態度，在五十年代那是批判，沒有惡意誹謗誣陷攻擊，也沒有給胡適戴上大帽子，只是說中了胡適的毒，非常時期可以理解。可是在90年代以後，羅爾綱寫的 《胡適瑣記》裡邊，已經不是那個言必稱“適之師”的那個學生羅爾綱了，直呼名胡適，甚至在發表的文章裡邊代之以 “這人家”和“人家”了。這就是胡適稱讚的有美德的好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