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治國，非常注意要讓人們說話，不要禁止，有許多例項說明不讓人們說話會危害國家的安全。
先說一個反面的例子，據古書《國語》記載，西周時的厲王，治理國家非常殘暴，老百姓都有許多意見，但厲王認為這都是對他的誹謗，禁止人們批評他，還派出許多人在大街小巷監視老百姓，老百姓稍有不慎，就被說是誹謗國王，抓去殺頭，於是老百姓更害怕了，走在路上相遇，只能相互用眼神示意，不敢說話。《國語》裡用“道路以目”描述這種情況，後來“道路以目”就成了一個成語。
對此，一個大臣對厲王說：
你要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河水被堵起來，不能正常流淌，就一定會衝破河堤，形成水災，讓更多的人受害。
這裡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也成為歷史上的名言。
厲王不聽，過了三年，老百姓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組織起來，攻進王宮，把厲王從都城放逐出去了。
範祖禹的《唐鑑》也說到了這個問題，認為：
治天下首先要開通言路。
他說：唐高祖建國之初，能夠聽取官員的意見，對提出好建議的人，更能馬上提升官職，賞賜物品，這是向更多的官員表示：
大家都要向這種人學習，為了國家的利益，向皇帝不斷提出更好的建議。
他認為：
國家的治亂，與言路的通與不通有很大關係。好比一個人的全身，氣血流通而無阻滯，國家的言路通暢，可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這樣，民眾就會知道君主在關心自己，於是產生對君主的信任之心，有什麼想法都會向君主傾訴。
一個王朝，如果能夠建立君民之間的這種信任關係，就必會興旺發達。
所以，範祖禹認為唐王朝在建立之初就能如此開通言路，後來興盛強大，就是必然的結果。
範祖禹是就具體的事例，提出這種見解的。
當時萬年縣的法曹孫伏枷向唐高祖上書，提出：
隋煬帝因為厭惡聽到而亡了天下，對這種覆車之轍，我朝應該加以改變，君主要努力徹底瞭解民間情況，因此君主的言行不可不謹慎。
陛下今天即位，明天就有人獻上奇異的鳥禽供陛下玩樂，另外還有百戲、散樂乃是亡國的荒淫音樂，供君主玩賞。最近，太常官在民間借用婦女的裙子服裝，用作宮中歌妓的衣服，準備於五月五日在玄武門進行娛樂表演，這種做法，是不能讓子孫仿效的。
他在上書中又說：
對太子及諸王的屬官，應該謹慎小心地選擇其人選。
唐高祖讀了孫氏的奏章，大為高興，頒佈詔書加以褒揚，並把孫伏枷升官為治書御史，又賞賜了三百匹綢緞，將這事向天下宣佈。
國家將要興旺，就必定會獎賞進諫之臣，國家將要滅亡，就必定會殺死進諫之臣，所以進諫的人受到賞賜，是興旺的徵兆，進諫的人被殺，是亡國的徵兆。
天下就像人的身體一樣，人的身體必須氣血順暢流通，沒有阻滯，而後才能生存。進諫的人使下面的情況得以通達於君主，君主的旨意得以傳達到下面，就像氣血在全身順暢流通一樣。所以進言的路徑暢通，國家就會得到治理，進言之路堵塞，國家就會發生動亂，天下的治與亂，與進言之路是否相通緊密關聯。
唐高祖以隋朝滅亡的原因為借鑑，在王業剛剛建立之時，眾事處於草創階段，就能注意首先開通進言之路，使下面的意見暢順無駔，這表明他知道治理國家先要做什麼。
天下受高祖的影響，就像炎熱的人能夠沐浴，殘廢的人能夠站起來，百姓知道皇上擔心自己的疾病而痛心，他們將會朝見皇上訴說自己的心聲。
唐王朝後來的興盛，由此可知是理所當然的。
古代的帝王制度下，人們總喜歡向皇帝獻上玩樂之物，以討取歡心和賞賜。所以唐高祖稱帝后，人們就向他獻上各種禽鳥和百戲、散樂。
百戲散樂，一直是中國古代民間流傳的雜技與音樂，與宮廷中的禮樂表演和音樂不一樣。古時人們喜歡聽民間的桑間濮上之樂，又稱鄭衛之音。正統的儒家禮樂制度及其思想，認為這種音樂不利於國家統治，所以儒家經典《禮記·樂記》說：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漢書·地理志》說：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樂，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可知這是表現民間男女青年相互愛慕的音樂與相應的舞蹈。而儒家正統要維護的是宮廷雅樂，即在舉行官方禮儀活動時演奏和表演的音樂舞蹈。
這兩種音樂舞蹈，在中國古代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所以儒家正統為了君主的統治，一直反對君主觀賞民間的音樂舞蹈及雜技表演。
所謂百戲，除了現代所說的雜技之外，還有角抵，即摔跤一類的競技活動。東漢學者張衡在《西京賦》中對百戲表演做了詳盡描繪，包括歌唱奏樂、化裝表演、角抵、武術（扛鼎、胸抵刀、筋斗、弓箭）、雜技（鑽圈、跳越水盤、走索、吞刀、吐火）、馬戲、馴獸、魔術等，這在後世出土的畫像石中也有真實影象。
漢代畫像磚上的百戲圖
漢代百戲圖
漢代官員宴飲時觀看百戲表演
這在古代一直屬於民間演出，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秉承儒家觀念的大臣與學者，都極力反對君主喜好和欣賞這一類音樂舞蹈與表演，認為這會使君主耽於玩樂而不再關心國家大事。
一般而言，民眾喜愛這些音樂舞蹈雜技表演等，是正常的，無可非議，但治國的君主不可過分喜好這類東西。
從治國的角度看，這種說法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如果君主過分喜好這類音樂舞蹈和表演，下面的宦官與大臣就會投其所好，在民間搜求這些東西，獻給君主，來討歡心，並藉機升官發財。北宋晚期的“花石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宋徽宗酷愛奇花異石，蔡京為了迎合徽宗，從江浙地區搜求花石獻給徽宗，後來規模越來越大，蔡京主持蘇杭應奉局，專門在民間極力索求奇花異石，運往北宋首都東京（今開封）。
運送花石的船隻，十船編為一綱，舳艫相接，絡繹不絕，時稱“花石綱”，騷擾民眾，不堪忍受。
如宋徽宗曾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鉅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拆水門﹑橋樑、鑿城垣以過，應奉局準備的船隻不能應付，就將幾千艘運送糧食的船隻強行充用，這種擾民活動前後延續二十多年，最後激起了方臘起義。
可知孫伏枷告誡唐高祖不要喜好這類玩物，是政治上的忠誠進諫，因此受到範祖禹的稱讚。
而為太子及諸王（即唐高祖除了太子之外的諸位兒子，都封了王，故稱諸王）精心挑選屬官，也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事務之一。
唐代李世民與李建成之間發生的玄武門之變，從表面上看，是秦王李世民與太子李建成之間的矛盾與鬥爭，但在二人的爭鬥過程中，可以看出二人一直處心積慮地挑選與聚集得力的屬官。
孫伏枷原意是為太子及諸王挑選正直而有學問的屬官，以幫助太子和諸王學習治國之道及加強個人修養。
但李建成與李世民為了讓自己在政治上取得勝利，分別精心挑選屬官，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得力干將。
據《資治通鑑·唐紀五》記載，李世民戰功卓著，李建成沒有戰功，李淵有意讓李世民代替李建成為太子，李建成知悉後，與李元吉合謀，要把李世民除掉，為此而“各引樹黨友”，即雙方都在暗中挑選和聚集忠誠於自己的文武人才。
後來唐高祖李淵對尚書僕射裴寂說：
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這是說李世民被他身邊的書生教得不像從前的樣子了，可證明李世民早就挑選人才為自己服務。
到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爆發前夕，李建成看到“秦府（秦王李世民府中）有不少驍勇的武將，想把他們拉攏到自己身邊來，就偷偷地送給李世民手下的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一車金銀器，並給尉遲敬德寫了一封信，說要與他交朋友。
尉遲敬德說：
秦王對我有“再生之恩，當殺身以為報”，如果接受了你的禮金，私下與太子相交，那就是有“貳心”，是“徇利忘忠”，於是斷然拒絕李建成的禮物與拉攏。
李元吉又在唐高祖面前說尉遲敬德的壞話，高祖就要逮捕敬德，李世民極力保護，才得以倖免。
古人畫的尉遲敬德像
古書中一般稱他為“尉遲敬德”，民間則稱他為“尉遲恭”
李建成等人又誣告李世民的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用金帛引誘李世民的右二護軍段志玄，還用誣告手段除去了李世民的謀士房玄齡和杜如晦，最後李世民身邊只剩下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秦叔寶等人，但李世民此時還沒有下決心與李建成開戰，於是尉遲敬德說：
大王現在處事有疑，這是不智，臨難不決，這是不勇，你平時畜養的勇士八百人都被召進宮了，他們在宮內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又怎能罷手不動呢？
李世民仍下不了決心，就找其他屬官商議，這些人都說：
若使李建成與李元吉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而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為什麼像匹夫一樣徇節，而忘了社稷的大計？
李世民還是下不了決心，眾人說：
大王認為舜是怎樣的人？
世民說：舜是聖人，
眾人說：
當年舜被他弟弟騙到井下挖泥，如果他不設法逃出來，就變成了井中之泥。舜多次被騙，如果都不設法逃過，又怎能在後來成為帝王而澤被天下，法施後世？平時的一些小事，就忍了，現在他們要殺你了，遇到這樣的大難，怎能還是忍受？
李世民還要進行占卜，此時張公謹自外返回，把用來占卜的龜甲扔到地下，說：
有疑問才占卜，現在事情這麼清楚，沒有任何疑問，還佔什麼卜？如果占卜的結果不吉，又怎麼辦？
這樣才使李世民下定了決心。
由此可看出，李世民身邊早經多年挑選，聚焦了一批得力的文臣武將，在關鍵時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建成方面同樣也有不少人才，在玄武門之變事前，太子中允王珪和太子洗馬魏徵向李建成獻計，要他率軍出征劉黑闥，掌控實際兵力，並結交山東豪傑，可知王珪與魏徵是太子李建成的得力謀臣。
在玄武門之變的作戰過程中，也可看到李建成方面的得力武將，如翊衛將軍馮立，聽說李建成已被李世民殺死，嘆曰：
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
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左車騎謝叔方率東宮（太子李建成為東宮）和齊府（齊王李元吉的府邸）的精兵二千人，馳奔玄武門來戰。
張公謹關了玄武門，不讓他們進來。這時，忠於李世民的雲麾將軍敬君弘掌管皇宮宿衛，率兵守衛玄武門，他見薛萬徹等人來攻，就挺身出戰，與中郎將呂世衡吶喊衝鋒，全都戰死在陣中。
張公謹率領守門兵與薛萬徹等人力戰良久，薛萬徹見攻不下玄武門，就想率兵去攻李世民的秦王府，秦王的將士非常害怕，這時，尉遲敬德拿出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級給他們看，李建成的軍隊於是瓦解崩潰，薛萬徹與數十個騎兵逃入終南山。
李建成的部將馮立，在這次作戰中殺死了李世民的部將敬君弘，他對手下人說：
這也足以回報太子了！
然後也逃到野外。
從這個過程看，李建成方面也有不少武將，忠心耿耿拼死作戰，如薛萬徹、馮立等。他們逃跑後，李世民屢次對他們進行招撫，但他們就是遲遲不歸，表示對李建成的忠心。這說明李建成經多年的招攬，聚焦了不少人才在自己身邊。
李世民手下的尉遲恭和秦叔寶，後來成了中國民間的左右門神，左為尉遲恭，右為秦叔寶
中國民間的門神像，左為尉遲恭，右為秦叔寶
民間的尉遲恭之畫像
孫伏枷向唐高祖建議為太子及諸王仔細挑選僚屬以輔佐他們，這時還沒有玄武門之變，孫伏枷的用意是想讓這些僚屬幫助太子及諸王好好學習儒家學說，以便將來治國，並不是想讓他們以後相互廝殺。
也許孫伏枷已經看出太子與秦王已有矛盾，想用挑選優秀人才作為僚屬的方法，化解其間的矛盾。但在實際上，雙方的矛盾無法和解，最終形成武力爭鬥，這是孫伏枷未能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