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581年，楊堅奪取了周的統治，是為隋王朝（公元581-618年）。經過隋末農民大起義，李淵奪取了農民的勝利果實，建立了唐的統治（公元618-907年）。唐經過黃巢大起義後，至公元907年，朱全忠奪取了唐政權而分裂為五代十國。

東晉末年孫恩、盧循的起義，南齊時唐寓之的起義，以及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義等等，都從打擊殘暴的封建統治中，大大地打擊了南北兩方的世家豪族的勢力，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戰場上廝殺的將軍

至隋雖然獲得統一，但由於隋統治者殘酷壓榨，一面是繁重的軍役與力役，使人民不堪其苦；另一面則是名目繁多的捐稅加在人民的頭上，導致“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飢相食，邑落為墟”（《隋書·煬帝紀下》）的慘痛的局面。而當時的世家豪族，如在山東有盧、李、鄭等幾家老牌世族，河北有“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幷州王氏，濮陽侯族”，都是“一宗將近萬室”的大族。（《通典·食貨三》）

他們“與諸猾吏賄賂通姦”（《陳書·褚玠傳》），侵佔“良美（好田）”，“鬻賣居民”（《通典·食貨二·田制下》），無惡不作，農民恨之入骨！又加上隋封建政權徵調農民進行對高麗的侵略，激起農民的反對。公元611年，在山東爆發了農民大起義。鄒平民王薄首先舉起反隋義旗，作“無向遼東浪死歌”，號召農民起來反抗（《資治通鑑·隋紀五》）。

▲隋末農民起義

到公元615年年底，農民起義烈火已燃遍全國，各地義軍不下百數起，參加人數在數百萬以上，他們分別活動在相當於現在的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蘇、陝西、甘肅以及廣東等廣大地區，形成了全國性規模的起義。隋末農民大起義，他們在打垮隋的殘暴統治中，“得隋官吏及士族（即世族）子弟皆殺之”。由於長期以來學問大都為世家豪族所掌握，所以起義軍“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狠狠地打擊了這千年來最頑固最反動的世家豪族勢力。

到了唐代，所謂“關東魏齊著姓”，“皆淪替”（《舊唐書·李義甫傳》），所謂“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唐會要·嫁娶門》），即潼關以東的魏、齊、燕、趙舊地，相當於現在黃河中下游的華北地區，一些著名的大姓都淪落下來，失去了世代做官的所謂衣冠之家的傳統。這種情況，就是世家豪族勢力在隋末農民革命的摧毀下，大大衰落的具體表現。由於舊的世家豪族勢力遭到沉重打擊，導致唐代社會經濟繁榮，工商業發達和科學技術的開展。就農業生產力來說，如唐代的主要農業生產工具，耕犁就有很大進步，有一種由十一個部件構成的犁，入土深淺可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調整，使用方便。

▲農業發展

當時水利灌溉工具也相應得到了發展，如有一種大水車，不僅能在平地使用，並且能引水到高遠的地方。（參閱《全唐文》陳廷章：《水輪賦》）唐代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重新疏通關中的鄭國渠和白渠，在河北幽州（今北京附近）引瀘溝水，開闢稻田數千頃。（參閱《冊府元龜·邦計部·河渠二》）還有河套地區的唐徠渠，有支渠五百多條，可灌田六千頃以上。另外南方地區，還修築了不少蓄水的陂塘，灌田面積不少。（參閱《唐會要·疏鑿利人條》）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隋末勞動人民對於運河的開闢，不僅灌溉方便，有利於農業生產，還引導水利交通的開展。

所謂“天下貨利，舟楫居多”，然“皆自通濟渠入河也”（《唐語林》）。當時國際路線大通，陸路從甘肅的河西走廊，過塔里木盆地，越過蔥嶺山隘，可達中央亞細亞，為著名的“絲綢之路”；海路經南洋可達波斯（今伊朗）及阿拉伯；致商業往還絡繹不絕。所謂“天下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韓昌黎集·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這說明當時工商業發達，沿途車馬頻繁，而旅店亦有似魚鱗一樣的多。在手工業方面，唐代的採礦業相當發達，金屬鑄造也種類甚多，技術上並解決了“合金銀併成”，即合鑄金銀的方法。（《太平御覽·珍寶部。銀條》）

▲大唐盛世

當時勞動人民所創制的工藝品，如中宗時安樂公主的織裙，花卉鳥獸細如米粒，在日影中各為一色，工巧已極，唐代織錦行銷國外的還為外人所讚賞，如波斯詩人費爾都西常提到中國的錦緞，說它在波斯成為非常卓越的裝飾品。（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篇》）又當時邢州（今河北內邱）瓷器，胎釉潔白，為人所喜用，所謂“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為當時社會上所“通用”。（李肇：《國史補》）而浙江紹興的青瓷，製作精美，尤為名貴。

隋唐時代，由於生產和生活上的需要，曆法上也要求精確。如公元727年張遂（即僧一行）制的大衍曆，在精密程度上超過了前代諸家，所謂“推步之法，至大衍備矣”（《疇人傳·一行傳》）。張遂和梁令瓚還創造了“黃道遊儀”和“銅渾儀”，這些天文儀器和計時器，不僅每晨每刻都有木偶人自動地敲鐘擊鼓，且對日月的執行都有精確的表示。（見劉仙洲：《中國機器工程發明史》）這說明當時人民群眾透過階級鬥爭，基本上打垮了最頑固的舊的世家豪族勢力，導致生產發達，工商業繁榮和科學技術的開展。

▲銅渾儀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自北魏經隋以至唐初，所施行的均田制，實際上是當時封建統治者，為了控制農民，為了把農民束縛在政府所掌握的土地上，直接對農民進行租（田租）庸（服勞役）調（納絲帛）的殘酷的壓榨和奴役。但由於地主階級勢力不斷對土地侵佔，農民因不堪壓榨而陸續逃亡，即形成所謂“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惡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使管理財政的機構所謂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照舊名冊去徵收，所得的已“非當時之實”。這麼一來，中央政府的直接稅收相應減少，而不得不依靠地方，以資彌補。（《舊唐書·楊炎傳》）

由是造成了地方勢力的強大。當時居地方的所謂“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的，在其地區內，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二十二史劄記·唐節度使之禍》），因而日益強大。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愈益依靠地方，而地方政府因為割據一方，而日益與中央對抗，釀成所謂“藩鎮之禍”。其次，在隋唐時代，佛教與道教都有所發展，特別是佛教更為興盛。

貞觀年間，玄奘用了十九年的時間到印度取經，回來寫了一本《大唐西域記》，並翻譯了大量佛經，大肆宣揚佛教。其後高僧義淨也到印度留居了二十五年，對佛教的宣傳也起了極大的作用。武則天統治時大興佛寺，濫度僧尼。到唐中葉，特別是憲宗以後，封建統治者浪費大量金錢興建佛寺，供奉佛骨。一些僧侶佔據了大量的土地，當了大地主，不用勞動，不用納稅，也不用服徭役，成為社會上的特權階級。

▲玄奘西行

這麼一來，僧侶地主與世俗地主一樣，與廣大人民群眾形成尖銳的對立。另一方面，僧侶地主與世俗地主之間為了爭取勞動力和土地，也不斷髮生衝突，他們之間也有矛盾和鬥爭。階級矛盾尖銳對立的結果，於公元859年爆發了以裘甫為首的農民大起義，接著又於公元874年爆發了以王仙芝、黃巢為首的農民大起義。裘甫在起義中，以“天平”相號召，王仙芝、黃巢亦以“天補平均”發動群眾。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們所認為的“天”，與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董仲舒之流所談的“天”是有根本上的不同：董仲舒之流所謂“天”是有等級的，如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是在假借“天”以維持封建的倫理道德，從而維護封建的等級與秩序；而起義的農民則相反，他們所認為的“天”，則是在打破封建的等級，是具有平等的精神的。

結語

他們就以此而發動與組織群眾，起來反對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與剝削。其中特別是黃巢的起義，從狠狠地打擊李唐的殘暴的封建統治中，把舊的世家豪族的勢力亦從根本上摧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