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羅格

公元784年（唐興元元年）七月十三日，在大唐諸道兵馬副元帥李晟平定涇原兵變、朱泚之亂後，大唐天子李適，終於得以從山南梁州（今陝西漢中）還都長安。此時的長安，在經歷了安史之亂、吐蕃剽掠之後，已遠非玄宗時繁華都城。

那個在少年時就飽嘗戰亂和家國之痛，剛即位時還信心滿滿、想要重振大唐雄風的李適，從此將開啟一個隱忍的時代。四年之後，他終於答應了回紇合骨咄祿可汗迎娶唐廷公主的和親請求，並且應回紇之請，將稱謂回紇的漢字，改為回鶻。在安史之亂中如同兄弟般一起戰鬥的民族，重新回到了蜜月期。

唐三彩，唐代胡商形象

正是在李適即位次年（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陸羽三卷十章七千餘字的《茶經》付梓，一面世即長安紙貴，愛茶之人都要在家裡收藏上一本。而在封演的所見所聞中，中原人士對於茶葉和飲茶的沉溺與喜愛，已經跨過祁連山，遠播到了天山和崑崙山腳下。

這是史籍中第一次關於茶馬貿易的記載。隨著文明之間的戰爭迷霧在這塊陸地上消散殆盡，四方的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第一次發現，原來有這樣一種飲料，可以讓雙方可以好好地坐下來，談談買賣互通有無，而不是動輒刀兵相見、你死我活；原來有這樣一種飲料，可以讓彼此從陌生到熟悉，從認同到融合。

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之上。倘若有人違背了這個原則，那麼紐帶又會化為羈縻，通途上又會重現藩籬。

第一節 發現了不得了的文明資源

01 並不追求利潤的“貢”與“賜”

時光倒回到公元609年（大業五年），隋煬帝楊廣親自帶領大軍，從京都長安出發，由隴西西上青海，橫穿祁連山向西域進軍，驅逐橫亙在絲綢之路上的吐谷渾勢力。

從東漢末年到南北朝，在經歷了400年的長期的戰亂和政權更迭，中原地區對外交往與中西經濟交流雖然仍有持續，但中央政府在西北方向上的影響力，已遠不及兩漢。為了能讓帝國的政治經濟“盛德大業”，重新擴充套件影響到亞歐大陸的廣大地區。

在大隋黃門侍郎裴矩的西域外交經略下，一場萬國大會也在有著“張國臂掖，以通西域”之稱的張掖醞釀。609年六月十七日，隋煬帝親臨張掖並登臨焉支山。高昌、伊吾等西域27國君主或使節在道旁恭迎大隋天子（唐·魏徵等·《隋書·煬帝紀》）。

隋煬帝接見西域27國使臣

對於西域民族來說，他們則希望用自己草原上的馬匹牛羊作為“貢品”，到中原換得價值翻倍甚至數倍的金銀，或者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品。而中原天子此時更看重的，不是買賣本身，而是“朝貢”的形式，即藩屬使節來朝覲見並貢獻方物，而中原帝國隆禮接待、以優厚的物品作為回贈。在中原帝國的外交禮儀範疇之下，這種“貢”與“賜”當然不以商業利益為最高，而是注重政治與文化的交流與影響。

就像在大業五年的萬國大會之後的次年，西域各國使節和商人請求到東都洛陽交易，在皇帝的命令下，東都的飯館都免費為胡商提供酒食，道路上的樹木都纏上了繒帛，以示中原王朝的豐饒（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隋紀五》）。當時就有狡黠的胡商問道：“我們路上也曾看到衣不附體的窮人，為什麼這些絲帛即使用來纏樹，也不送給他們做衣服呢？”

儘管如此，但由張掖盛會而起的往來貿易，讓絲綢之路恢復了暢通，真正搭建起了一座歐亞大陸橋樑。不過，直至此時，在中原農耕民族和四方的遊牧民族之間，官方往來的“貢”與“賜”中，還沒有出現一種足以影響到彼此國民生計的大宗消費品，能夠支撐起持續而對等的貿易。

直到公元7世紀暖溼氣候的迴歸，一種綠色植物的嫩芽，開始在人們的舌尖和心頭萌發，展露出了勃勃生機。

02 大時代裡的茶葉小時光

早在周武王翦殷滅商時，就將其一位宗親封在巴地。巴國的諸侯向周天子獻上貢禮時，特地在貢單中註明，在這些貢禮中，尤以荔枝、辛薊和芳篛香茗為珍貴（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野生茶樹最早在中國的雲貴川、兩廣、海南等南方山地、丘陵，擁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而後，它們沿著先民拓殖的步履，由巴蜀而荊楚，再到東南沿海、江淮地區和珠江流域，乃至黃河流域的陝西大巴山和甘肅隴南，逐漸延伸著自己的領地。

儘管在兩漢和魏晉時期，茶的種植區域進一步擴大，但依然還是一種珍稀之品，主要還是王公貴族和文人雅士們消費，並留下些許清淡之風的筆墨記載。但在一遇旱澇就可能饑荒的民間，能搜刮腸胃的茶，註定還只是個奢侈品，只能偶爾作為藥用。

茶園

隋唐以降，伴隨著氣候回暖，中原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恢復，先有貞觀之治，後有開元盛世。在“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的穩定生活中，茶就這樣在一個大時代，走進了人們的小時光。

在陸羽的《茶經》中記載，中唐時期，中國的茶葉種植地域，就有山南、淮南、劍南、黔中、江西等8道共43州；而現代研究發現，整個唐代的產茶州，達到了90多個，尤其是在江南道，茶樹幾乎遍及各地，茶，儼然已經是最為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

與此同時，一道縱向連線中國南北大地的大運河，成為整個帝國的經濟大命脈。而茶葉和飲茶之風，也隨著由大運河而勾連起的龐大水上交通網，由南向北感染著越來越多的人。

開元年間（公元713年-741年），泰山靈巖寺中，一位禪師大力提倡禪宗，按照寺院的要求，學禪時不能打瞌睡，晚上也不能進食，只允許僧人們喝茶提神。於是，僧人們紛紛自己懷中揣著茶葉，無論走到哪兒講禪，都自己煮茶喝，人們紛紛效仿（唐·封演·《封氏聞見記·飲茶》）。

一盞小小的茶碗中，盪漾的是人們溫飽漸足、尚有閒情的日子，倒映出的是統一的中央大帝國的強盛，以及中原文化的強大感染力。當那些穿過河西走廊來到中原的周邊民族，帶著仰慕之情穿行在琳琅滿目的長安，他們的眼神，一定會在茶湯中映出光芒來。

03 和平女神帶來了茶葉

公元634年（唐貞觀八年），吐蕃松贊干布的使者抵達長安，並在隨後向大唐提出了和親的請求。但兩個陌生文明之間的接觸之初，難免誤解和衝突。在經歷了松州一戰的激烈對抗之後，唐蕃之間終於走向和解。

公元641年（貞觀十五年）正月十五，大唐文成公主，在大唐送親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親使祿東讚的伴隨下，從長安啟程，翻過日月山，長途跋涉前往吐蕃邏些（今拉薩）。

在浩浩蕩蕩的送親陪嫁車隊中，除了佛像經卷、金玉飾物、錦緞絲帛、穀物種子之外，還有中原特產的茶（索南堅贊·《西藏王統記》）。這個16歲的少女，就像一隻象徵著和平的鳥兒，銜著一枝茶，從中土飛向高原雪域，不僅讓茶這種飲料為邊地民族所知，也讓平等互利交往的種子，在西域和高原上開始萌芽。

日月山上的文成公主像

事實上，早在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承隋制的大唐在立國之初，百廢待興之時，突厥、吐谷渾等民族請求和市，李淵在諮詢了曾為隋煬帝安排了張掖盛會的裴矩後，下令批准了這一要求，開展政令之下的互市交易。從開元十九年開始，唐蕃之間也在赤嶺正式開展互市。

不過，此時的互市，也還沒有脫離隋以前注重政治與文化的交流與影響、雙方以“貢賜”往來的形式，茶葉也還沒有成為官方主導貿易的主角，在互市中，中原帝國輸出最多的是絹布。尤其是在長達七年的安史之亂之後，由於李唐王朝要重整軍備、畜養戰馬，又因為曾向彪悍的回紇借兵平叛，以絹和馬為最主要貿易品的互市，開始走向失衡。

04 買馬買到血虧的大唐想起了茶

公元773年（唐大曆八年），這一年，在連線草原和長安的河西走廊一路上，馬蹄得得和馬鈴丁當聲，一定不絕於耳，自恃有功的回紇使者，絡繹不絕地牽著馬匹來訪。五月，儘管對於入市的馬匹感覺採買吃力，但為了讓回紇開心，皇帝李豫依然同意儘可能都買下；七月，又一次帶著馬匹來的回紇使者，仍然完成了交易，回程中載著絹布和其他饋贈的車輛，多達千乘。

唐末五代，回鶻貴族男子像

這顯然和回紇的“開價”相去甚遠。常年駐守朔方鎮、目睹年復一年回紇互市的名將郭子儀，深知和平不易，自願掏出自己一年的俸祿為國買馬。又糾結了一個月後，皇帝李豫終於下令，買下其中的六千匹馬（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唐紀四十》）。

在回紇胃口越來越大、絹馬貿易越來越血虧的境況下，大唐不得不尋求一個更加公平合理、並且讓那些放馬的漢子們也能喜聞樂見的交易替代物。此時，中原出產越來越多、能夠為遊牧民族提供營養補充、日用也越來越多的茶，便成了帝國與四方遊牧民族互市的全新選項。

茶園風景

就在陸羽的《茶經》付梓的次年，也就是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奉使前往吐蕃會盟的唐朝監察御史常魯公，正在大帳裡自己煮茶喝。吐蕃赤松德贊看到後問：“這是煮的什麼？”當得知是在煮茶後，赤松德贊開始了極為“凡爾賽”範兒的動作：他讓人把自己珍藏的茶一件一件地擺出來，給大唐的使者“報茶名”：“這是壽州茶、這是舒州茶、這是顧渚茶、這是蘄門茶、這是昌明茶……（唐·李肇·《國史補》）”

同樣，在瞭解到了茶的好處之後，回紇也將目光轉向了這種中原的新晉土特產。於是，也便有了本文起始、封演在長安城裡目睹的以馬市茶的那一幕。為了滿足以茶市馬的官方大宗商品交換，也正是從在唐德宗建中四年起，唐政府開始以“十取其一”的稅率徵收茶稅，並且開始對茶實施政府專賣的“榷”制。

陸羽《茶經》

從此，在中原與遊牧區的往來商道上，日益縈繞著濃濃的茶香。作為在農耕和遊牧區生活中都有實際需求的大宗商品，茶葉也推動著互市貿易的貨物由奢侈品轉向實用品，由“貢賜”關係的非等價交換，逐漸轉向了公平貿易。不出產茶葉的邊疆塞外民族，不得不進入茶葉貿易網路之中，原本互不觸及根本的不同貿易圈，透過茶葉開始交織在一起。在不遠的將來，在邊市上公平地以茶易馬，將會成為中原王朝的一條基本貿易政策。

第二節 茶和馬締結的聯盟

01 “弱宋”的貿易選擇

北宋立國中原之初，就參考唐代建立起了榷茶制度來廣開稅源。自977年（太平興國二年）起，宋遼之間的邊境貿易就全面鋪開，鎮、易、雄、霸、滄等州正式設立了榷場。此時，在大宋的北方和西北方向，適合畜牧的區域，大部分都被周邊北方民族政權所佔據，尤其是作為中原門戶的幽雲十六州。要充實騎兵部隊，就需要考慮透過貿易的方式，從草原上獲取補充。

兩宋時期榷場分佈

公元983年（宋太平興國八年），就在党項族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率夏、綏、銀、宥、靜五州歸宋、而其族弟李繼遷叛宋出奔的第二年，大宋的目光聚焦到了聯絡回鶻和吐蕃的咽喉之地、物產豐饒的西北重鎮靈州。

鹽鐵使王明在朝堂上提議，在靈州一帶邊境上，向吐蕃、契丹、党項等部族高價買馬，每年大約要輸出銅錢五千貫，不但國內市場上的錢大量流失，而且遊牧民族還會將銅錢銷鑄為武器，因此請求不再以錢直接採購，而是改成用布帛、茶或其他貨物來換馬（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繼唐之後，以中原特產、貨源充足的茶葉來交換馬匹，真正開始興起。同時，為了為控制茶馬貿易，買茶司和買馬司成立，後又合併為提舉茶馬司，掌管榷茶、買馬。而契丹、党項等民族對於茶葉的需求也與日俱增，不僅在邊市上以馬易茶，在向宋廷索取的“歲納”、“歲賜”中，也特別要求包括茶葉。

02 締結在茶馬基礎上的宋蕃聯盟

相比和遼、西夏因為衝突而斷斷續續的茶馬貿易，宋和吐蕃之間的茶馬貿易更為龐大和穩定。要維持雙方這種穩定的關係，茶馬貿易的物價，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為此，宋政府根據馬匹的優劣，制定了極為詳細的茶馬比價，馬分九等（良馬三，綱馬六），上等良馬每匹當名山茶250斤，以下從220斤至132斤遞減不等。

這樣的價格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公元1088年（宋元豐六年）五月，陝西買馬司向上級彙報，因為隴南階州的茶葉收購價格上漲，如果按照原來同等價值的茶去換馬，恐怕吐蕃人就不願意了，所以“乞量增馬價”。經過一番研究後，宋政府決定，馬匹的收購還是按原來的計價，不過，如果茶少了他們不願意，那就換成錢或者帛（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遼代《備茶圖》墓室壁畫

在長年累月的茶馬貿易中，大宋的買茶司和買馬司官員們發現，既然是在市場上交易，那麼價格也絕對不會一成不變，往往會出現茶葉價格過低或者過高，產地地區和年景造成的成色、產量差異，都會影響茶馬比價。成都府、利州、秦鳳、 熙河的茶場公事李稷，針對這個問題想了個辦法：“立定中價，隨市色增減”——也就是由茶場司先定好參考價，然後根據市場的具體變化來調整（清·徐松·《宋會要輯稿》）。

當然，在有些年景裡，吐蕃來的馬價格持續下跌，而中原的茶價卻翻倍上漲，這種情況下，死守著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意味著會買不夠部隊需要的馬匹數量。1081年（宋元豐四年），群牧判官公事郭茂恂提出的建議是，如果直接用錢或者帛來補貼差價，還不如由官方給吐蕃買家們打個折，這樣雖然看起來茶價稍微吃了點小虧，但因為賣茶的利潤本來比較豐厚，薄利多銷不但能多賣茶，又能多買馬，這樣就能一舉兩得。

西南茶馬古道路線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吐蕃六穀部首領潘羅支假意向李繼遷投降，暗中集結諸部人馬，亂箭射殺李繼遷，為北宋立下大功；公元1070年（宋熙寧三年），西夏揮師攻宋，危難關頭，吐蕃唃廝囉部從側翼出擊西夏空虛的西線，西夏軍隊無奈後撤；再加上每年向中原輸送大量馬匹，支撐宋軍的國馬儲備，建立在茶馬貿易基礎上的宋蕃聯盟，無疑是帝國西部安寧的重要屏障。

03 斷了茶的西夏“十不如”

不過，對於狡黠的党項人，北宋這邊就沒有那麼好說話了。

對於西夏來說，宋軍雖然在戰鬥力上無法佔據優勢，但以西夏的經濟體量，對外依賴度非常高。因此，一旦西夏流露出不臣之意，北宋這邊的榷場就會關閉，停止互市。

公元1038年（宋寶元元年），西夏李元昊稱帝，第二年，北宋陝西、河東等邊境上的互市關閉，直到“慶曆和議”之後的公元1044年（宋慶曆四年），大宋保安軍和鎮戎軍榷場才恢復互市，約定每年向西夏購買馬匹兩千匹，羊一萬口；公元1057年（宋嘉祐二年），西夏李諒祚誘殺保安軍宋將，北宋邊境陝西四路的榷場再次關閉，直到1067年（宋治平四年），西夏求和，互市這才得以重開。

在榷場關閉的日子裡，西夏國中就陷入了物資短缺的困境。貨幣不足導致一匹絹價格漲到八九千錢，牛和羊只能賣給並不缺乏的契丹，往日能夠從中原採購的茶更是沒有了，西夏民眾甚至傳唱著一首叫做“十不如”的歌謠，抱怨生活的艱難（元·脫脫·《宋史》）。

儘管按照“慶曆和議”的約定，北宋每年還要還要向西夏支付大量的白銀、絹布、茶葉，但邊境榷場關閉能讓西夏暫時服軟，這件事開了一個並不是太好的頭。

第三節 從“綠色長城”到“綠色藩籬”

01 賤其所有，貴其所無

自從大唐構建的大帝國崩潰後，原本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也隨之瓦解了。而宋元以降，從東亞到中亞乃至海外，各國之間經濟貿易聯絡卻日益緊密，國家和民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更注重市場自身的規則。對於重建起漢族中央政權的朱元璋來說，從立國之初，他就在考慮，如何重建猶如當年盛唐時的國際地位。

明代疆域圖

在這樣的雄心壯志之下，北宋在茶馬貿易上的態度，讓洪武皇帝看著著實非常礙眼。尤其是在1397年（明洪武三十年），駙馬都尉歐陽倫偷販私茶出境而被賜死，陝西布政使也被處以死罪。朱元璋發現茶葉走私的嚴重後，專程派駙馬都尉謝達，帶著口諭送給自己的第十一子蜀王朱椿說，遊牧民族不可一日無茶，但由於私茶氾濫，導致“夷人所賤”。

緊接著，他告訴蜀王一條“制戎狄之道”：“如果說這世上有本身微小、但作用卻極為重要的東西，那一定就是茶。茶葉在唐代開始風行，到宋代興盛，但宋的方式對於國家來說，利益就變得微薄……要讓戎狄服管，應該是要讓他們所有的東西，變得很低賤，而他們所沒有的東西，變得很昂貴（明·《明太祖實錄》）。”

隨後，朱元璋又急敕兵部：“巴蜀之地所產的茶葉，從開國之初起徵收,常年和西番換馬。但茶葉走私導致茶賤馬貴,不但讓稅收流失，更關鍵的是讓‘戎羌’生出了侮慢之心。”

從此，大明帝國和藏區的茶馬貿易，被強加上了金牌勘合制度，令各番酋領受，而兵部邊所嚴加防範走私。此時，藏區已經納入中央政府統治之下，為了讓中央的權威有效地抵達草原雪域，北宋官方指導之下發揮價值規律作用的茶馬互市，改成了“以茶馭番”的原則，透過壟斷茶馬交易、卡住牧民對茶葉的特殊需求，制約其經濟發展，來達到統馭的政治目的。

02 高達400%的茶馬貿易暴利

在朱元璋“以茶馭番”的政策指向下,終明一代，茶馬貿易的主旋律，就是官定茶價、“馬賤茶貴”。

公元1502年（明弘治十五年），後來成為首輔的楊一清，受命督理陝西馬政。在1505年（明弘治十八年）正月間的一次茶馬貿易的價差，讓楊一清本人也大為吃驚：政府用官銀1570餘兩，收購茶葉總計78820斤，在邊市上易馬900餘匹（平均每匹馬的價格，不到87斤茶）。而如果這些馬全部由官銀結算的話，需要7000餘兩。這種超過了400%的暴利，甚至讓楊大人都發出了“其利如此”的感嘆（《明實錄·世宗卷》）。

芒康茶馬古道上的雕塑

迫於明初強盛的國力，牧民們對於不平等的茶馬比價，只能選擇隱忍。而對內，在壟斷的基礎上，明政府的強力征課，讓那些在茶園裡辛苦勞作的茶農，非但沒有憑藉種茶謀得生計，反而像是種下了“禍端”。

從兩宋起，四川、陝西就是主要的茶葉產區，並且是政府茶馬貿易的重要貨源地。明初，隨著大量流民被招撫開荒，川陝地區的茶園得到進一步開發。1429年（宣德四年），四川江安縣的一個茶戶，家裡原本種了八萬多株茶樹，但由於茶樹年深枯朽、大量勞動力又被抽調去運輸茶葉至外地茶馬司，已經無力繼續培植，但茶稅卻絲毫未減，導致欠下了7700餘斤茶稅，一旦官府追徵茶稅，茶戶就只能選擇逃亡，進而又加劇了茶葉生產的萎縮（明·王圻·《續文獻通考》）。

此外，為了解決官方茶葉運輸力不足的問題，明政府被迫依賴民間商人轉運，又助長了茶葉走私，政府稅收又會陷入流失境地。明政府“以茶馭番”的祖制，越來越顯得捉襟見肘。

近代茶馬古道上的背夫

不僅如此，“以茶馭番”的態度和政策，還延伸到了明邊疆馬市的各種交易中。飽嘗不平等貿易之苦的遊牧民族，就可能選擇憤而走向戰場。

隆慶末年，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王杲，帶著建州女真的諸部酋長，在馬市開市時帶來了馬匹和特產。但是，他們帶來的馬匹，被指責“即羸且跛”。氣得王杲箕踞（兩腳張開而坐的傲慢姿勢）而罵。這樣的事一而再、再而三，也激起了女真人糾集諸部、殺掠塞上。

公元1575年（明萬曆三年），王杲被擒處死。明將李成梁移建寬甸六堡至遼東邊牆之外，深入女真土地，建州女真首領王兀堂甚至率諸部酋環跪在巡撫都御使張學顏的馬前，不惜以自己作為明政府的人質，而換取開放馬市。1579年（明萬曆七年），在好不容易求來開放的馬市上，明政府邊官在收購女真人的人參時，強令減價，並且還將幾十個心有不服的女真人達成重傷。面對忍讓的王兀堂，明政府甚至發出了“搗其巢”的威脅。忍無可忍的王兀堂終於爆發，從此走向反叛（《清史稿·王杲王兀堂傳》）。

03 華夷同體的世界，卻因茶而阻

公元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 浙江巡按御史、肩負東南抗倭重責的胡宗憲，在指揮戚繼光、俞大猷痛擊倭寇的同時，他也有心招撫他的同鄉、海盜首領王直。得知計劃後，他的幕僚唐樞向胡宗憲呈上了一份長篇諮文，建議胡宗憲接受王直提出的“開港互市”的請求。

唐樞建議說，中國和各族、外邦各有自己的特產，所以貿易不可能禁絕。而明政府立法，允許朝貢而禁止市場交易，於是走私就會越來越多，商人如果失去生計，就會轉而變成海賊。嘉靖二十年後，隨著海禁越緊，海賊反而越多（明·唐樞·《論處王直奏情復總督胡梅林公》）。

王直像 日本

唐樞描述的海禁造成的問題，又與明政府在內陸的茶馬政策何其相似。不管是面對廣袤的草原還是浩瀚的大海，明政府打造了一套嚴密的“朝貢貿易”體制，日本學者檀上寬在《永樂帝——華夷秩序的完成》中歸結道：

“這個體制的特徵就是把周邊國家對中國物資的需求作為籌碼，將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推廣遍及東亞全域。若周邊諸國要與中國進行商貿往來，就必須要置身於明朝制定的華夷秩序框架之中，受其規範。”

出人意料的是，數百年後，“以茶馭番”的種種政策，又繼續被清政府照抄。1828年，道光皇帝針對西北方向實施貿易制裁，切斷藩屬國安集延的貿易通道，其中的重點就是茶葉走私：“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在面對遠道而來的英國人時，清政府依然認為，茶葉是這些歐洲人“所不可一日無也”的東西，“以茶制夷”依然是最重要的對外貿易策略之一。

直到1851年2月，23892株小茶樹和大約17000粒發芽茶種，以及8名中國技術工人，跟隨著英國“茶葉大盜”羅伯特·福鈞的腳步，漂洋過海來到人聲鼎沸的印度加爾各答。

大吉嶺的茶園

回想起當年唐樞最後給胡宗憲留下的一句話，今天或許依然可以殷鑑：

“切念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

參考資料

中國茶葉種植地域的歷史變遷研究 韓旭

唐代茶葉及茶文化向邊疆塞外的傳播 宋時磊

論唐代茶業政策對其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影響 張曉菊

宋與周邊少數民族茶葉貿易 郭麗

唐宋時期農牧關係與茶馬貿易的興起及發展 張家琪

從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馭：唐宋明時期漢藏茶馬貿易的功能變異 鄧前程

明代官營茶馬貿易體制的衰落及原因 王曉燕

古代“朝貢貿易”體制是如何失敗的？ 鄧文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