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胡適生前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分析國民黨失敗、共產黨成功的原因，向蔣提出若干政治主張，其中包括國民黨分家改組甚至提出讓蔣辭職等。胡適在信中還寫道：

“我這一年來研究近代史實，頗感覺斯大林確是一個戰略大家，而毛澤東確是斯大林的第一個好學生、好徒弟。他們都得力於克勞司威次的戰略，所以我要我公略知克氏書與列寧斯大林的關係。”

WHAT？！毛澤東怎麼扯到斯大林的學生上去了？他們又和克勞塞維茨（克勞司威次）有半毛錢關係？

可見，對一個大文豪來講，文化上的才華與政治上的睿智並不一定在一條直線上。

當然，我仍然欣賞胡適在文學和文化上的建樹，喜歡讀他寫的散文，但他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我會以非常謹慎的態度去認識。

文人談政治，往往有理論、有激情、有擔當，但也恰恰因為如此，容易忽視現實和實踐。理想型的世界、理想化的政治並不存在，離開現實可行性和實踐操作談政治只能是空談。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投下2顆原子彈，震撼了全世界。1951年11月，法國著名科學家裡奧·居里傳話給毛澤東，要反對核武器，自己就應該先擁有核武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期間，美國多次威脅對中國使用原子彈。

基於這種巨大的核威脅，尤其是在1954年秋天我國發現鈾礦之後，毛澤東就作出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蘇聯先是應我國請求選派專家給中國以技術援助，後又於1960年7月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終止原定一切裝置材料的供應。

在這個背景下，關於原子彈研究“上馬還是下馬”的問題，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有些同志提出暫停研究原子彈，因為當時中國剛剛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加上蘇聯撤走專家，我們獨立研究難度很大。以陳毅元帥為代表一部分同志則堅持研究，並說，為免除中國人頭頂上的核威脅，原子彈必須要搞出來，而且要儘早搞出來，否則就挺不起脊樑骨，每天被人核威懾，都不能安心搞生產。陳帥還說了那句傳播度最高的一句話：“哪怕是中國人當掉褲子，也要搞出原子彈”。

當陳毅元帥這句話傳到香港時，著名文學家、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在他的《明報》上發表了《要褲子不要核子》的著名社評，對中國大陸要製造原子彈特別是陳毅元帥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中央一位負責首長居然說到‘即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也要自擁核子武器’，這句話在我們聽來，實在是不勝憤慨。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說，那絕不是好政府。我們只希望，這只是陳毅一時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陳毅是否瞭解，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即使勉強制造了一兩枚原子彈出來，這個國家也是決計不會強盛的，而這個政府是一定不會穩固的。中共製造原子彈，不知是什麼用處？能去轟炸美國嗎？能去轟炸蘇聯嗎？當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時候，能用原子彈將他們一一炸死嗎？”

“當英法聯軍攻打蘇伊士運河時（英法想繼續控制埃及的蘇伊士運河也展開的一次軍事行動），英國早已擁有核子武器，但蘇聯一聲恫嚇，說要以飛彈轟炸倫敦，英國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國再努力十年，也決計趕不上英國在攻打蘇伊士運河時的核子成就，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關於製造原子彈的爭論目前已經可以蓋棺定論了，其對我國戰略安全的極端重要性和實際戰略價值已經無需多言。

其實，當年國家專門組織了調研論證，無論從技術還是財力上都可以自主研究出原子彈。而且直到原子彈研究成功，也確實未有造成中國的財政困難和嚴重經濟問題，相反那幾年中國的生產建設是在得到迅速恢復的。

有一次，陳毅元帥在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吃飯時，聊起了這件事情，也認識到自己的話有些欠妥，說：

“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有什麼民族尊嚴呢？國家的安全有什麼保障呢？我們共產黨有什麼偉大、光榮呢？再說，有了核子，沒有褲子又怎麼打仗啊！”

他還說：

“我同《明報》那個查先生（金庸）的社論，兩家的話合起來，就全面了。今後，我們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褲子，又有核子！我說褲子，當然是個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國人豐衣足食，手上還有個不大不小的核子彈。”

他又說：

最後，陳帥還說金庸文章寫得不錯，他本人對金庸也非常欣賞，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只要罵得有道理，他都當作摯友、諍友！

陳帥說的多好啊！至今讀來，仍然字字珠璣、擲地有聲，令人佩服！

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胸懷！

我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忠實讀者，也是金庸老先生的鐵桿粉絲。今天重提舊事，並不是貶低金庸先生。他是站在一個普通中國人的角度，憂心中國人吃飯穿衣問題來說的，也是好意，也值得點贊，但文人畢竟是文人，看問題的視野受限，對於政治軍事方面的事情研究不夠，往往從表象上認識問題，容易失之偏頗。比如，中國研究原子彈，不是為了去炸哪個國家，或者威脅哪個國家，而是為了防止自己不挨炸和不被別人威脅；又比如，英法有原子彈不敢炸蘇聯，蘇聯一開口他們就撤兵，那是因為原子彈是一個國家壓箱底的武器，不到必須用的時候，輕易不會用。

同樣的問題，政治人物看法就不一樣。比如李宗仁得知中國試爆原子彈的訊息後，高興得手舞足蹈，像個孩子一樣跳了起來。因為他領兵與日本侵略者進行過艱苦血戰，直面過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深知原子彈對一個國家和民眾意味著什麼。

那麼，文學家不能談論政治嗎？當然可以，只要是像金庸先生那樣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著想，都是應當支援和提倡的。

但是，也要明白“術業有專攻”的道理，在跨界談論問題時，請不要那麼自負、那麼偏執、那麼極端化，在質疑別人的同時也要允許別人的質疑，以更加冷靜、達觀的心境，面對這個世界、面對那些非專業領域、面對那些你沒有真實看到的東西。

這個，與文學才華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