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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機裡傳出了周恩來逝世的訊息。按照幾十年養成的習慣,宋慶齡清晨總要坐在床上收聽新聞。儘管早就知道周恩來病危,但當摯友長逝的訊息真真切切傳來的時候,宋慶齡仍然失去了控制,淚水不住地流下來。

10日下午,宋慶齡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在秘書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潔姐妹的攙扶下,她來到醫院簡陋的告別室,強忍悲痛最後一次端詳著已經十分消瘦、蒼老的周恩來。

告別後,宋慶齡回到家,情緒還沒有緩解,就聽到了“高層”透過秘書傳達給她的批評。大意是:“讓她去和周恩來告別,為什麼還要自己帶人去?”宋慶齡心情本來就很差,聽到指責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臥室裡激動地說:“我這麼大年紀,就不該有個人扶扶我嗎?再說,總理也是看著她們兩個(指隋氏姐妹)長大的,怎麼就不能去告別?”

宋慶齡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盡力做到完美,幾乎可以說是在個人品質上有“潔癖”。因此,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儘管有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給她造謠,但對她的個人行為卻無法說三道四。這次受到批評,對宋慶齡來說是“破天荒”的。何況,批評還是由秘書傳達的,這也是對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她還爭什麼?沉浸在悲痛中的宋慶齡,只是在私人空間裡,跟身邊的人發洩了幾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慶齡抱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周恩來的追悼會。

之後,“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裡。她終於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裡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麼樣?我不幹了!我辭職!這麼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周恩來去世了,鄧小平再次被打倒,這時的宋慶齡已經對中國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則問題上宋慶齡從來是說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養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級報告,並與空軍司令部聯絡專機。最後,專機定在了1月27日起飛。

1月24日,宋慶齡寫信給廖夢醒:“我寫信是要秘密地告訴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變一下環境。可怕的打擊(指周恩來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關節炎越來越嚴重,吃安眠藥也沒用。我的眼睛似乎總是睜著。”

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回上海,這次離開北京,宋慶齡做好了切斷和北京一切聯絡的準備。1月27日,她要求秘書張珏以住宅秘書室的名義分別發函給全國人大、新華社、《中國建設》雜誌社、北京地安門郵局和上海徐彙區郵局。函件很簡短:

密:

人大常務委員會:

從今天起給宋副委員長的檔案、信件,請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林泰同志收。

對於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的宋慶齡,這種舉動是異乎尋常的。

宋慶齡雕像

1月27日是宋慶齡的83歲生日。就在這一天上午10點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帶著滿心的憤懣離開了北京。

以後的5個多月中,宋慶齡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家裡,整理資料和物品,不時因勾起對往事的回憶而唏噓長嘆。她已經開始為自己的身後事做準備了。

7月6日晚,北京電話報告:朱德逝世,請宋慶齡第二天回北京。對此,她無法推託。朱德的為人一直令宋慶齡十分敬重,更何況朱德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是第一副委員長。

7月7日中午,宋慶齡飛抵北京。她不帶行李,拒絕回後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飯店1435房間。當天下午,她就到北京醫院向朱德的遺體告別。11日,她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14日,她從北京飯店直接到南苑機場,乘專機回上海。

宋慶齡悲涼的心情無法排遣。18日,她寫信給廖夢醒:“參加完我們敬愛的領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禮之後我又回來了。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不愛拋頭露面的。朱德同志為中國做了這麼多的工作,卻如此低調。他得到每一個人的愛戴。在我們最敬愛的總理同志逝世不久,我們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實在令人難以承受。”

9月1日,她將幾個月來整理出的文物裝了一面包車,由兩位秘書護送到上海市博物館。9日,北京又傳來訊息:毛澤東逝世。10日下午,宋慶齡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7031房間。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參加遺體告別和守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出席追悼大會時,她已經站立不住,斜靠在攙扶著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終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為唯一坐著與會的人。

“十一”一過,宋慶齡就要杜述周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慶齡和隨從人員乘車來到南苑機場,專機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就在宋慶齡走向飛機舷梯時,突然接到停飛的命令。這種情況是以往從未發生過的,大家都十分驚愕。過了一段時間,又通知可以起飛了。宋慶齡沒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機回到了上海。對這一突然變化的內幕,她毫不知情。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這個訊息被中央嚴密封鎖。8日,“四人幫”上海老巢的死黨們剛剛得到用暗語傳遞來的訊息。中午他們召開會議,決定抓緊部署發動武裝暴亂。而正在這個時候,宋慶齡要返回上海。這位著名的“總理幫”的安全有沒有保證?如果臨時取消飛行,會不會引起“上海幫”的懷疑?這肯定是需要考慮的。

宋慶齡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遺憾,她沒有聽到在北京透過口口相傳陸續“釋出”的令人振奮的訊息。上海的“四人幫”死黨統治一直維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學生衝破阻力,高呼口號上街遊行。一位服務人員慌慌張張地跑來向宋慶齡報告:“街上有人喊反動口號!”宋慶齡問:“喊的是什麼?”“是說江青和張春橋同志……”宋慶齡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趕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來了,說:“是打倒‘四人幫’!”

宋慶齡舒心地笑了。“四人幫”的結局她早就估計到了,只是沒有料到,這個“時機”會來得這樣快!

11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派出一位副秘書長專程來到上海,敦請宋慶齡回京參加會議。

30日,宋慶齡乘專機回京,入住北京飯店。當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2月8日,她再次飛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慶齡接受中央的建議,回到北京後海寓所,開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職責。

歷時一年多的辭職風波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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