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的作者凌宇曾在1980年代走訪過沈從文。有一天，當他到了沈從文住處時，沈一改往日的平和淡然，用激動夾著傷心的語氣對他說：
“請你給我影印我的兩篇文章，一是《關於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蹤》。我不是要跟她爭什麼，只是想讓問及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
凌宇照辦了。當他把影印稿拿去給沈後，這位年近八十的文豪兩眼發愣，一言不發地沉思了良久，眉宇間透著一絲憂鬱，喃喃自語道：“唉，我們那位老朋友哇……”之後再無一詞。
凌宇（左）與沈從文
時間回到1925年的春天，沈從文剛到北京兩年，已度過最初的掙扎，文章得到了陸續的發表，朋友呢也結交了一些。
其中有一個姓胡名也頻的，是沈從文發表文章的其中一個叫《京報》的副刊“民眾文藝”的編輯者，二人因共同的文學愛好成為好友。有一天，胡也頻帶了一個圓臉長眉的年輕女子到沈從文的住處，她就是丁玲。
胡也頻對丁玲一見鍾情，對她正處於十分的愛戀中。沈從文獲悉丁玲也是湘西人，兩人的距離一下就拉近了。
於是三位文學青年開始了親密無間的友情歲月。
同年5月，沈從文去親戚熊希齡在香山開的慈幼院圖書館做辦事員，9月份，胡也頻和丁玲也同住到了香山；之後在銀閘衚衕、孟家大院、景山東街、北河沿、漢園公寓等地方都留下了三人同住的身影。
當時社會上謠言四起，說他們三人同居。事實上並非如此，三人只是同住在一個公寓裡而已。他們根本沒理會那些謠言，只盡情沉醉在文學的世界中。
1928年，三人又先後到了上海。那裡是他們夢開始的地方，但同時是胡也頻犧牲的地方，也幾乎是沈從文與丁玲友誼結束的地方。
他們共同租賃了薩坡賽路204號，決定幹一個計劃已久的事業——編輯出版《紅黑》《人間》雜誌。雖然這兩個刊物一年後就因種種原因相繼停刊，但三人在期間都寫了不少文章，也發表了不少作品。
之後，沈從文經徐志摩介紹去了上海中國公學任教，而胡、丁夫婦（兩人在1928年正式結為夫妻）則去了山東濟南。
幾個月後，胡因在學生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被當地特務通緝。因此又和丁玲逃回了上海，並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沈從文發現兩個朋友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性越來越強。儘管三人的友誼仍在繼續，但他們在對政治和人生目的的追求上，卻不可挽回地發生著矛盾。
1931年1月17日，是三人永生難忘的日子——胡也頻被捕，並於2月7日被國民黨殺害。
在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沈從文為了營救好友，頻繁地奔波於上海與南京之間，期間找過蔡元培、上海市長張群、甚至去找了國民黨宣傳部長陳立夫。
胡也頻遇害後，沈從文又仗義地護送丁玲和她與胡不到一歲的孩子千里返鄉，將孩子送到丁母手中。
從湖南返滬後，沈從文不久就聽徐志摩的建議去了北京教書，後來又去了青島。在那裡完成了《記胡也頻》的創作。而丁玲則繼續留在上海，繼續著胡也頻未完成的事業。
1933年5月14日，馮達因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於是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與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不久，同馮達一起被轉移到了南京囚禁。
馮達與丁玲
又一個摯友落進了國民黨設計的圈套！沈從文在震驚之餘感到陣陣心痛，他隱約感覺丁玲將落得和胡也頻一樣的結局……
5月25日與6月4日，沈從文憤然地寫下了《丁玲女士被捕》和《丁玲女士的失蹤》兩篇文章，並公開發表，同時還與上海文化界其他知名人士發起了營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動。
6月，各大報紙都在盛傳丁玲遇害的訊息，沈從文又於當月創作了小說《三個女性》紀念丁玲，7月更寫出了有名的長篇回憶文《記丁玲女士》。
正是這篇文章，成為他與丁玲日後關係徹底決裂的導火索。
1980年，侄子黃永玉給沈從文送來一本《詩刊》，其中，丁玲發表了一篇紀念胡也頻的文章《也頻與革命》，該文將沈從文快50年前寫的《記丁玲》批判得幾乎一無是處，稱其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
“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關係的時候，毫無根據，信筆編撰。……類似這樣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而且顯示了作者十分自得於自己對革命者的歪曲與嘲弄，……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這種人的面孔，內心，我們在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和數千年的文學遺產中見過不少，是不足為奇的。”
丁玲
是的，丁玲當年並沒有被殺害，她在被監禁了三年後逃了出來。
重獲自由後的丁玲因為一些事情開始對沈從文有了看法。
如她1936年去找摯友王會悟時，王對她說，左聯成員曾委託她與沈從文商量，擬用沈的名義，把丁玲之母從湖南接到上海，跟國民黨討要女兒，但沈從文輕信了吳鐵城和胡適的話，說丁玲沒有被捕，並拒絕了王的請求；
再如她聽母親說，1934年沈從文返鄉，並沒有去看望她。丁玲因此心裡很不舒服。
沈從文與丁玲
關於這兩件事情，凌宇在《沈從文傳》中的說法值得參考：
首先，兩件事都來自第三者轉述，其中是否會存在誤傳我們不得而知；其次，沈從文若真如王會悟所說，聽信了吳鐵城的話，為何還要發表《丁玲女士失蹤》去駁斥國民黨上海公安局否認逮捕丁玲？若說沈因膽小怕受牽連而拒絕接丁玲的母親到上海，那他寫的《丁玲女士被捕》難道會更安全一些？
還有就是1934年，沈從文返鄉是因為他母親病危，由於當時局勢十分緊張，他在家不過三日就匆匆返回上海，難道因此特殊情況沒去看望丁玲的母親也成了沈從文的罪過？
不過這些只是讓二人之間有了隔閡，並不至於決裂。
沈、丁友誼之終結者還是沈從文的《記丁玲》與丁玲的《也頻與革命》。
據丁玲丈夫陳明回憶，1979年有一對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漢學家中島夫婦帶著兩本香港新出版的《記丁玲》來找丁玲，並提出了一些不解之處，那時丁玲才第一次知道有這本書。
陳漱渝在《乾涸的清泉——丁玲與沈從文的分歧所在》裡，說到丁玲之後在《記丁玲》裡逐條批駁，粗略統計有一百二十七條。
陳漱渝看過後，將丁玲對此書的不滿總結為四點：
一、內容虛假；二、對她的私生活描寫蒙上了一層粉紅色；三、對胡也頻的描寫不真實；四、沈從文對左翼文藝運動的嘲笑。
胡也頻於丁玲
再來看沈從文的反應。沈從文是一個一生都不願與人正面爭執的人，儘管他對丁玲這種多年後拿老朋友“開刀祭旗”的做法非常不滿意，但他並沒有公開發表他的想法，只在親友面前宣洩怨氣，直到其逝世後，親友公開了他的信，大家才知道了他對這件事的態度。
他將丁玲痛罵自己的理由歸為兩點：
一、他對丁玲“舉得不夠高”，二、他寫出了丁玲與馮達的同居。
這兩個原因似乎都與陳漱渝的歸納對不上號，可見沈從文和丁玲真的不是一條路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