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國北方興起了一個新的學派，倡導實學、實用、實踐，這個學派世人稱為“顏李學派”，它的創始人名叫顏元。顏元是河北省保定市博野縣北楊村人，生於1635年，卒於1704年，字渾然，號習齋。1985年，北京召開顏李學派研究會，評價顏習齋先生是十七世紀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理論家、唯物論者，認為他的思想影響深遠，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位置。
他一生以行醫、教學為業，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張培養文武兼備、經世致用的人才，其主要著述為《四存編》、《習齋記餘》。
家世出身顏元
明崇禎八年（1635年），顏元出生。因自中年後倡導習行學說，書屋名曰“習齋”，世人尊稱為習齋先生。顏元祖籍直隸博野縣北楊村，父名顏昶，因家境貧寒，幼時過繼到蠡縣劉村朱九祚家為養子，改姓朱。顏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時值家中園內鑿林，取乳名園兒。後來顏元歸宗，取此字音為名。顏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視和虐待，憤懣抑鬱至極，萌生了逃離這個家庭的念頭。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皇太極率清兵入關，掠擄京畿地區，顏昶乘機隨軍逃往關外，自此音訊斷絕。這一年，顏元才四歲。八年以後，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顏元的養祖父朱九祚，號盛軒，多年在地方任武職。崇禎十二年（1639年），朱九祚任兵備道僉事官，攜顏元移居於蠡縣城內。當時，國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頂名食糧。出則搶掠，戰則奔逃。且逃後並不知其為誰，此所以倉庫日空而戰無一卒也。”他提出一種辦法，認為可不費糧餉，而得可戰之兵數萬。其法是：“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提副卒補。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糧給，取之不窮。”
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朱九祚並無反抗的表示。順治四年（1647年），蠡縣生員蔣爾恂曾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聚眾殺死知縣，稱大明中興元年，朱九祚卻“率眾守裡”，對抗蔣爾恂的義軍。蔣失敗後，清廷駐蠡縣兵被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職務。不過，他有時也表現出一種正義感。順治初年，“劉裡被圈，旗奴韓某恣橫，率意耕田，失產者日眾”。九祚“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按律，韓某本應問斬，雖遇赦得脫，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閈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祖田”。順治八、九年時，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謝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顏元亦被系訊。訟案完結，家產日落。由於在城內居住費用較大，便返鄉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 。
2早年學業顏元八歲起受啟蒙教育，從學於吳洞雲。洞雲先生善騎射、劍戟，又感慨明季國事日非，曾著有攻戰守事宜之書，同時也長於醫術和術數。這使顏元從小時起，便受到與眾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歲時，因遭吳妻怨怒，不能再從先生遊。
顏元十四、五歲時，又看寇氏丹法，學運氣術，娶妻不近，欲學仙。後來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十九歲時，又從賈端惠先生學。端惠禁受業弟子結社酣歌、私通饋遺，顏元遵其教，力改前非，習染頓洗。為了科舉功名，顏元從十歲起，還學習八股時文。養祖父朱九祚曾想為他賄買一秀才頭銜。顏元哭泣不食，說：“寧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結果，十九歲時，自己考中秀才。
顏元二十歲時，宋後家落，回鄉居住後由他擔負起全家生活費用。“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薯秫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為貧也。” 為謀生計，開始學醫。同時開設家塾，訓育子弟。二十一歲時，閱《資治通鑑》，廢寢忘食，於是以博古今、曉興廢邪正為己任，並決心廢棄舉業。後來他雖入文社、應歲試，只是取悅老親而已，不願以此誤終身。二十三歲時，又見七家兵書，便學兵法，究戰守事宜，常徹夜不眠，技擊之術亦常練習。這個時期，顏元還深喜陸九淵及王陽明學說，以為聖人之道在是，曾親手摘抄要語一冊，反覆體味。
3求學歷程顏元二十五、六歲時，思想又有較大變化。這時他得《性理大全》讀之，此書集宋代理學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為周、張、程、朱等人的學說所折服，從此屹然以道自任。“農圃憂勞中必日靜坐五六次，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他乘間靜坐，目的是主敬存誠，但周圍的人“有笑為狂者，有鄙為愚者，有斥為妄者，有皆為迂闊、目為古板、指為好異者”，他都毫不介意。
康熙三年（1664年），顏元聽說蠡縣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惡僧道，斥佛老，焚時文，讀五經，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禮，鄉人有目為“狂癲”者，顏元卻瞿然驚喜，大呼：“士皆如此癲，儒道幸矣！”遂與其納交。兩人每十日一會，每會，相互“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同時各立日記，“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 。後來，顏元與王法乾在對待宋儒的態度上發生歧異。
顏元個人家世雖屢遭不幸，但始終以匡時濟世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壞，風俗日降，兵專而弱，士腐而靡，極為痛切。據李塨回憶：“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炧，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顏元二十四歲時，便著有《王道論》，後來更名《存治篇》，闡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認為要開萬世之太平，必須恢復“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 。
4學術漸成顏元像
康熙七年（1668年），養祖母劉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親又出走，不能歸來殮葬，他哀痛至極。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與淚俱下，葬後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見到此情景，十分憐憫他，說：“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顏元聽後大為驚異，到已改嫁的生母處詢問，果得實情，因而哀減。
顏元居養祖母喪，恪守朱子家禮，尺寸不敢違。連病帶餓，幾乎致死。雖覺得有許多違背性情處，但認為聖人之禮如此，不敢多疑。後來，他校以古禮，竟發現朱子家禮削刪、不當之處甚多。“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宋儒家禮刪去無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乃嘆先王之禮，盡人之性。宋人無德無位，不可作也。”由此發端，他對宋儒學說進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為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次年，編著《存性》、《存學》兩篇，學術上自成一個體系。思想轉變後，更體會到“思不如學，學必以習”，故改“思古齋”為“習齋”。此後教授弟子，也是讓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諸學，並習射、習騎、習歌舞及拳法武藝，力戒靜坐空談。
5歸於本宗劉氏死後，朱晃繼續唆使朱翁逐趕顏元，他只得移居隨東村安身。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翁卒，顏元便回博野縣北楊村，歸宗姓顏，時年三十九歲。顏元歸宗後，日常仍從事農田耕作。有一次客人來訪，見他正在揚場，感到十分奇怪。顏元卻說：“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這時，顏元及門弟子日眾，李塨便是於康熙十八年開始來問學的。對於新從遊者，顏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條其要點是：孝父母、敬尊長、主忠信、申別義、禁邪僻、慎威儀、重詩書、敬字紙、習書、作文、習六藝、序出入、尚和睦、貴責善、戒曠學等。特別是對六藝，尤為強調。每逢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他兢兢業業，以闡揚儒家學說中實用實行思想為己任。嘗雲：“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因吟詩道：“肩擔寶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
對於自己，顏元仍是持身極嚴，而且與從學者互相規過。有一年，顏元曾買石氏女為側室，女痴且癲，知是為媒人所欺。於是，令媒人將女領回並討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將該女再度轉賣給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諫及規勸，顏元聽後，悲泣道：“吾過矣！”於是出原金贖女歸其父。李塨極感先生改過之勇，從此立日譜以自考。顏元和李塨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約定：“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相秘覺也。雲：警惰須拍坐，箴驕示以睛，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
6南北遊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顏元五十歲時，隻身往關外，尋找父親下落。原來，顏元的父親顏昶隨清軍出關後，到了瀋陽，有位鑲白旗董千總給了他些本錢，開了個糖店，先後娶過妻王氏及妾劉氏，劉氏生兩女，名銀孩、金孩。顏昶也曾想返里探親，因入關被阻未能實現，於康熙十一年病故，葬於瀋陽附近的韓英屯。顏元到關外沿途尋父，艱苦備嚐。當他在瀋陽張貼尋人報貼後，被銀孩所知。兄妹相見，面對痛哭。顏元祭奠父塋後，親自御車，奉先父牌位歸博野。
從關外歸來後，顏元自嘆：“蒼生休慼，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於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別親友，南遊中州。行程二千餘里，拜訪河南諸儒。在各地，他結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學》、《喚迷途》等，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率直地抨擊理學家空談心性、以著述講讀為務、不問實學實習的傾向。寓居開封時，曾與名士張天章研討學術。天章嘆道：“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又研討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顏元答道：“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因此，來問學者日眾。在商水，訪李木天，與言經濟。李見顏元佩一短刀，便離座為他演諸家拳法。顏元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兩人遂折竹為刀，對舞不數合，顏元擊中木天手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從先生遊。
顏元透過此次南遊，愈發感到程朱之學為害的嚴重。他說自己當年從關外歸來時，“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遊中州，就正於名下士，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詁，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罷。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終此乾坤，聖道不明，蒼生無命矣” 。因此，他一方面著《四書正誤偶筆》等，辨析朱熹學說的謬誤，一方面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向友人及門生申明訓詁、理學、科學的危害，嘗大聲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賢知。”“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
7晚年逝世顏元六十二歲時，肥鄉郝公函（字文燦）三次禮聘，請他前往主持漳南書院。顏元到肥鄉後，準備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負，親自擬定各種規章，構想書院規劃，並手書“習講堂”對聯雲：“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可惜數月之後，該地大雨成災，漳水氾濫，書院堂舍悉被淹沒，他只好告辭歸裡。後來，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屢請未往。不久，郝公函來書問安，並附一契紙雲：“顏習齋先生生為漳南書院師，沒為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為習齋產，沒為習齋遺產。”
從肥鄉返回後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顏元病故。逝世前猶謂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為，汝等當積學待用。”死後葬於博野北楊村，門人私諡為“文孝先生”。
顏元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主張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藝和孔子的四教來教育學生。在他開設的講堂上，安放著琴、竽、弓、矢、籌、管，每日帶領學生從事禮、樂、射、書、數的學習，探究兵、農、水、火等實用之學。顏元不僅教育學生“習動”，而且身體力行。他武藝出眾，57歲時與山水大俠李子青比武，“數合，中子青腕”，足見他老年時仍保持著矯健的身手。62歲時，應郝公函之聘，主持肥鄉漳南書院。他親自規劃書院規模，制定了“寧粗而實，勿妄而虛”的辦學宗旨，這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張。後書院為水淹，返歸故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顏元一生培養了眾多的學生，其中有記錄可查者達100多人。
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剛主，號恕谷，繼承和發展了顏元的學說，形成了當時一個較為著名的學派，後人稱為“顏李學派”。
1 顏元的教育思想概述批判傳統教育顏元對傳統教育的批判比歷代教育家都徹底，“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二千年思想界的一大革命者”。他的教育思想從內容上、活動方式上都開始衝破了封建社會的框框，有些包含了近代科學的萌芽因素。他認為漢朝以後的教育都是偽教育，因為違背了孔孟之道，是口頭上的孔孟而行動上不是孔孟，所以是假孔孟。特別是宋明以後，教育有靜坐與讀書兩大弊病，結果“讀書使人弱，讀書使人愚，讀書使人懶”，這樣的教育“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國家則害國家”。
顏元極力批判自漢以來二千年的重文輕實的教育傳統，包括玄學、佛學、道學以及宋明理學。他提倡實學，亦有其歷史依據。他認為堯、舜、周、孔就是實學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實學注重考習實際活動，其弟子或習禮，或鼓瑟、或學舞、或問仁孝、或談商兵政事，於己於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學教育卻相反，主靜主敬，手持書本閉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講堂上側重於講解和靜坐、讀書或頓悟，其害有三：一是“壞人才”。即理學教育所培養的人才柔弱如婦人女子，無經天緯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學生的學習與實際生活相脫離，即使讀書萬卷，也是毫無用處的。這種教育不僅害己，而且害國。二是“滅聖學”。他認為理學家只從章句訓詁、註解講讀上用功，從而陷入了一種文墨世界，國家取士、教師授課、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為準，這就丟棄了堯舜周孔的實學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後，為害更大。三是“厄世運”。漢儒宋儒之學敗壞了學術與社會風氣。學術完全成了一種文字遊戲，統治者更是利用科舉八股把士人囿於文字之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社會道德、經濟、人才的腐敗與衰竭，皆與此有關。所以他主張以實學代理學。
他認為有三大禍害：
一是毀壞人才。所謂“毀壞人才”，足指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多不學無術，宋儒成天講學，教人讀書、靜坐，這樣得來的聞見議論，“如望梅畫餅，靠之飢食渴飲不得”。受了這種教育的人，自以為知識很豐富，其實是“讀書愈多愈愚，審事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他直接批評朱熹說：“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
二是滅絕聖學。所謂“滅絕聖學”，是指訓說禪宗教育日盛，則孔門實事實理的學問便日見衰竭。他哀嘆說：“嗟呼！學校之廢久矣！„„逮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求天下之治，烏可得哉？”正由於教育只是流於文字工夫，靜坐語錄上，學校也就沒有學術可言。尤其倡行八股取士，為害更大。他說：“八段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他還指出：“後人為漢儒所誣，從章句上用功，為釋氏所惑，從念頭上課性。其結果，‘道亡學喪’通二千年成一欺局矣！哀哉！”
第三大禍害是敗壞社會風氣。所謂“敗壞社會風氣”，是說傳統教育，主靜、讀書，造成社會道德、經濟和人才的衰敗。他說：“天下皆讀作、著述、靜坐，則使人減棄土農工商之業，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將無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將無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無生„„漸至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闖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鈔策，子午科也，酉卯科也，乾坤全壞於無用老學究。”
針對這些時弊，它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張。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倡用“習動”、“習行”取代主靜讀書，他認為“習動”、“習行”可以強身體、除邪念、強家強國強天下，他說：“一人動，一人強；一家動，一家強；一國動，一國強。”
在教育內容上提倡實學，在培養目標上主張培養實用人才。曾作出“墾荒、均田、興水利”七字富天下、“人皆兵、官皆將”六字強天下和“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九字安天下的構想。
抨擊八股取士顏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對於學校教育的危害，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學校是培養人才的正當途徑，而那種傳統的科舉制度，以時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實學，不僅不能選拔真才，反而會引學者入歧途，貽誤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盡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3）反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態度，躍然紙上。
誠然，顏元是打著古人的旗號批判傳統教育的，即所謂“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當時“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社會條件下，他無懼“身命之虞”，而敢於猛烈批判傳統教育，尤其把抨擊的矛頭集中指向程朱理學，這是一種大無畏的勇敢精神。這在當時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動。梁啟超說顏元是當時思想界的大炸彈，這是頗有見地的。（然若聯絡任公本人之主張與當世之情形可知任公之推崇習齋亦是欲藉此廣變革之學，破理學之流弊。並非欲以習齋之說全廢程朱王陸諸賢之說。）
顏元十分重視人才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把人才視為是治國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針中，把“舉人才”列為首位。他說：“如天不廢予，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顏元不僅重視人才，而且進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在他看來，“朝廷，政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矣”，“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為人才之本也”。所以，從人才的角度來分析，顏元的上述見解確有道理，它正確地揭示了學校、人才、治國三者之間的關係，突出了學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對於當前我們正確認識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戰略地位，不無意義。
顏元對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也有具體主張。他認為，“令天下之學校皆實才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若“令天下之學校皆無才無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見，他主張學校應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經世致用人才。顏元的這種主張目的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即他說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能夠“佐王治，以輔扶天地”，這是顏元思想的侷限性。然而，他重視人才對於治國的重要作用，強調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這些都是正確的。同時，他提出的“實才實德之士”的培養目標，顯然已衝破了理學教育的桎梏，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發展社會生產的新興市民階層對於人才的新要求，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顏元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是以反傳統、反教條、反程朱理學脫離實際的書本文字教育的戰鬥姿態出現的。因而，為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在教育內容上，顏元提出了“真學”、“實學”的主張。它的特點是崇“實”而卑“虛”，與傳統教育，特別是與程朱理學教育，針鋒相對，“彼以其虛，我以其實”，以“實”代“虛”，以有用代無用。顏元認為堯舜周孔時代的學術便是“真學”、“實學”，所以大力提倡當時的“六府”、“三事”、“三物”。這裡所說的“六府”、“三事”，即《尚書·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禮·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在顏元看來，“三物”與“三事”是異名同實。“三物”之中。又以“六藝”為根本，“六德”、“六行”分別是“六藝”的作用和體現。所以，顏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於強調“六藝”教育。
強調六藝之學顏元託言經典強調“六藝之學”，並非真是要恢復到堯舜周孔時代，而是託古改制，“以復古求解放”，在古聖昔賢“六藝”教育的旗幟下，宣揚自己的主張。晚年，他曾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並規定了各齋的具體教育內容，這是對他“真學”，“實學”內容的最明確、也是最有力的說明。漳南書院的六齋及各齋教育內容為：
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
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
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
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
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
帖括齋：課八股舉業。
漳南書院之所以暫還設立“理學齋”和“帖括齋 ”，只是為了“應時制”，“俟積習正”，則關閉這兩齋。因此，顏元“真學”，“實學”的教育內容，不僅同理學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無論是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藝”教育。它除了經史禮樂等知識以外，還把諸多門類的自然科技知識，各種軍事知識和技能正式列進教學內容，並且實行分科設教，這在當時確實是別開生面的，已經蘊含著近代課程設定的萌芽，將中國古代關於教育內容的理論推進到了一嶄新的發展階段，這是顏元對於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貢獻，值得人們重視。
強調習行教學強調“習行”教學法，這是顏元在學術思想轉變後關於教學方法的一個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張。他35歲時，“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便將家塾之名由“思古齋”改為“習齋”。顏元認為，要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必須透過自己親身的“習行”，“躬行而實踐之”，求諸客觀的實際事物。因而他所說的“習行”教學法，就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聯絡實際，要堅持練習和躬行實踐，惟有如此，學得的知識才是真正有用的，否則，不和自己的躬行實踐相結合的知識是無用的。
顏元重視“習行”教學法，一方面同他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有密切關係，他主張“見理於事，因行得知”認為“理”存在於客觀事物之中，只有接觸事物，躬行實踐，才能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他重視“習行”教學法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反對理學家靜坐讀書、空談心性的教學方法。在他看來，“從靜坐講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一是由於脫離實際，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二是終日兀坐書房中，影響健康。為了改變理學家這種把道全看在書上，把學全看在讀和講上的教學方法，顏元大力提倡“習行”教學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顏元強調“習行”，並非排斥透過讀和講學習書本知識。他認為書本記載的“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豈可全不讀書”。因而透過讀書獲得知識，“乃致知中一事”。但“將學全看在讀上”，“專為之則浮學”，而且書讀得愈多，愈缺乏實際辦事能力。同樣，講說也不能廢除，但不可脫離實際空講。因而他主張讀書、講說必須與“習行”相結合，而且要在“習行”上下更多的功夫，花更大的精力。
顏元所說的“習行”，雖然講的是個人行動，忽視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看輕了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因而沒有社會實踐的意義。但他強調接觸實際，重視練習，從親身躬行實踐中獲得知識，這可說是中國古代教學法發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運動，它一反脫離實際的、注入式的、背誦教條的教學方法。可以說是教學法理論和實踐上的一次重大革新。這在當時以讀書為窮理功夫，講說著述為窮理事業，脫離實際的“文墨世界”中，無疑是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令人耳目一新，具有進步意義。
重視勞動教育重視農業知識的傳授，注重勞動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顏元長期生活在農村，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後來雖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但從未脫離勞動。像他這樣一生不脫離農業生產勞動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
正因為他自己一生長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因此，對勞動有一深刻清楚的認識，不僅認為人人應該勞動，而且還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這種勞動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重視傳統農業知識。顏元始終把向學生傳授農業知識置於其教育活動的重要地位。他曾說：“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為正學”。在親自制訂的“習齋教條”中，規定“凡為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
注重勞動對於育才的作用。顏元認為，勞動不僅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強盛，而且對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勞動具有德育的意義。它不僅能使人“正心 ”、“修身”，去除邪念，還有使人勤勞，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勞動還具有體育的意義。勞動可以增強體魄，是重要的養生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顏元雖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但他的思想仍沒有越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藩籬，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消極面，是他無法克服的歷史和階級的侷限。
主持漳南書院是對顏元教育思想的一次成功檢驗。
顏元六十二歲時，肥鄉的郝文燦，三次長途跋涉到北楊村，聘請他主持漳南書院，誠心感動了顏習齋，他準備在漳南書院好好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負。他親自構思書院規劃、擬定各種規章制度，把書院正廳設為“習講堂”；東面第一齋取名“文事”，用來講授禮、樂、書、術、天文、地理；西面第一齋取名“武備”，用來講授黃帝、太公以及孫、吳諸子兵法和攻守陣營、陸水戰法、射御、技擊等科目；東面第二齋取名“經史”，用於講授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西面第二齋取名“藝能”，用於講授水學、火學、工學、象學。
有意思的是，他在書院大門的東西兩側分別設立了兩個學齋，東側的取名“理學齋”；用於靜坐讀書和編著他非常反對的程朱理學；西側的取名“貼括齋”，用來講授他深惡痛絕的八股舉業。設定這兩個學齋，別人都大為驚奇，顏元解釋說，此二齋“為我道之敵對，非周孔本學，暫收之以示我道之廣，且以應時制，俟積習成，取士之法復古，然後空此二齋。”
顏元的這種學校規劃，在中國的教育發展史上確屬別開生面的創新之舉。當時中國有四個學院：西安學院、南京學院、汴梁學院、北京學院，顏元規劃漳南書院的壯舉傳到各個學院後，震驚了學術界、教育界和思想界。
由於當時受程朱理學影響極深，顏元遭受到了很多嘲笑、譏諷，甚至怒斥和責罵，有的竟大罵顏元是“學霸”（學界的惡棍）。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推崇顏元的教學思想，後來的有識之士曾經這樣評價顏元：“蜀之日也，越之雪也，群吠所怪，不亦宜乎。”
2關於教育的作用顏元對於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視的。他從社會政治和人性兩方面論述了教育的作用。 顏元認為，教育和經濟的關係非常密切，提出了養教並重，養先於教的觀點。他為了使國家富強。主張“復井田”，目的是使耕者有其田，而這項重要的經濟措施，即有教育的涵義。他在勾畫實行井田制後的美好遠景時指出：“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成於此徵焉，遊玩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為盜賊者無之，為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意思是說，井田制本身就含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因為農民在共同勞動中，可以和睦相處，互相幫助，使得遊民、盜賊、乞丐、惡霸都將絕跡，即使學校未得建立，亦可受到教育，所以教育足以推動生產；生產又足以推動教育，這是教養合一，教養並重的思想。當然，其中包含著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在教養並重中，他又認為養先於教。他在《存治編·治賦》的“治賦之要有九”中，首先提到“預養”，認為在上者必須“菲供膳，薄稅斂，汰冗員以足衣食”。然後才是“預教”，即“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顯然這種觀點，是孔子“先富後教”思想的發展，是符合教育規律的。
顏元認為教育與政治有重大關係。他以為教育培養人才是治國的基礎。他說：“有人才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有太平。”主張“一風俗而成治功，莫善於取人以德，其本莫重於謹庫序之教”。因此，他把“興學校”作為他的三大政綱之一，認為“學校人才之本也”，“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以為本原之地在學校”。
顏元還認為，教育作用在於預防和去掉“引蔽習染”。在人性論上，他不同意理學家把性分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兩極，以及氣質之性是惡的說法。他認為，人性善，“惡者，引蔽習染也”。去掉引蔽習染，恢復人的善性，正是教育所應起的作用。他曾以衣服被汙染為例，說明透過教育去掉引蔽習染，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即使習染很深，也是可以教好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要發揮“習善”的作用，預防引蔽習染。他說：“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顏元這種重視環境對人的影響，強調教育可設改造引蔽習染的觀點，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其性善之說，卻反映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不徹底性。
3關於教育目的和內容顏元要求培養實用的人才。他明確指出：“學所以明倫耳。”而其內容則依借《大學》中“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提法。他所講的“‘明明德”是指道德教育，要求所培養的人要具有仁、義、禮、智等德性；而“親民”則為“學為聖人”，他所說的聖人和理學家所說的聖人不同，他認為聖賢是能利濟蒼生的人，有實才實德的人，而且應該是掌握一定專業技能的人。他說：“人於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終身司空，棄終身教稼，皋終身專刑，契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他又說：“學須做成一件便有用，便是聖賢一流。試觀虞廷五臣，只各專一事，終身不改，便是聖；孔門諸賢各專一事，不必多長，便是賢。
顏元關於教育目的的主張，雖然沿用《大學》和儒家的傳統觀點，但賦予了新的內容，尤其是培養專業人才的思想，反映了當時新興市民階級富國強兵的要求和他的初步民主思想。
顏元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是和他的教育目的主張緊密相連的。顏元強調培養實用人才，因而其內容亦強調“實學”。他在《刪補三字序》中說：“三事、六府，堯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藝周孔之學也；古者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居以養德，出以輔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奉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說；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水；六德、六行、六藝是三物。六德指智。仁、聖、義、中、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邱；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所以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顏元所講的“實學”，便是他所主張的教育內容。
其實，顏元在談教育內容時，多指“三物”而言。而在“三物”中又以“六藝”為最基本。他說：－“先之以六藝。則所以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所以六藝是他主張的最基本的教育內容，這也就是他屢次提及的“禮、樂、兵、農”。
顏元晚年曾主講於漳南書院，併為書院草擬了一個“教育計劃”，集中體現了他的教育內容的主張。他把書院分設六齋，各習不同課程。“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請戰法，射御技擊等科。“經史科”課十三經、歷代史、法制章奏、詩文等科。“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帖括齋”課八股舉業。其中“理學”和“帖括”二齋，只是“暫收之以示吾道之廣，且以應時制”。其餘四齋充分反映了顏元培養專門人才，學習“實學”的主張，以及“實學的具體內容。在他看來，只有學習這些內容，才能培養實用人才，以實現他以七字富天下，即“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即“人皆兵，兵皆將”；以九字安天下，即“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的富國強兵、安定社會的政治目的。
4關於教學方法顏元極為重視教學方法。其特點是，以唯物主義認識論為基礎，強調“主動”、“習行”，從而和“主靜”與偏重文字的傳統教育方法根本對立。
顏元“反靜主動”是很強烈的，他認為，此二者勢不兩立，不可調和，並關係到人才的培養和國家的強弱。他說：“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蓋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所謂主動的教學方法，就是要透過實際活動，透過具體的事去學去教。這種方法，不僅可以使人身體強健，筋骨強固，增強身體和精神的健康，而且可以有道德涵養的功用和經世致用的價值。
教人為學既然生動，就必須注重習行。“習”是顏元教學方法的中心原則。他認為只有習行才能取得真正知識，也才能實際應用所教所學的知識。
“格物致知”是顏元習行原則的主要方法。他運用唯物主義觀點解釋“格物致知”，認為“物”就是客觀實際存在的具體事和物。“格物”就是親自去接觸這個事，去做這件事，就像用手去格殺野獸，身實習之，實行之。只有透過“格物”，才能達到“致知”，獲得真正知識。他說：“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接跪拜周旋，捧玉爵，執幣帛，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是謂格物而後致知矣。”從此出發，顏元反對理學家“讀書窮理”的方法，認為讀書只是“學中之一事”，只是習行經濟之“譜”，但只有譜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所以他說：“蓋讀書乃致知中之一事，專為之則浮學臺”從而強調讀書目的在於運用，強調讀了書本，必須照書上所說的去習行。就是讀書少，只要習行了，亦自受用不盡。
顏元的“主動”和“習行”的教育方法，其本質是一致的，但他的含義，略有區別，為的是分別針對傳統教育方法的兩種形式，即用主動教學法反對主靜之說；以習行教學法反對或代替書本的教學法。
顏元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全面、系統。雖然由於受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他的基本立場仍以維護封建統治為目的，唯物主義觀點也有其某些不徹底性，但從其主導思想來看，畢竟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後，新的市民階級的利益，敢於衝破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向統治思想的理學宣戰，提出了與之相對立的唯物主義教育理論和主張，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併產生過深遠影響。
梁啟超評價：“博野顏元，生於窮鄉，育於異姓，飽更憂患，堅苦卓絕。其學有類羅馬之“斯多噶派”。其對於舊思想之解放，最為徹底。”“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
錢穆評價：“以言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大師，習齋要為巨擘矣。豈僅於三百年！上之為宋、元、明，其言心性義理，習齋既一壁推倒；下之為有清一代，其言訓詁考據，習齋亦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王昆繩語，見居業堂集卷八與壻梁仙來書遙遙斯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以為習齋詠矣。”
“習齋，北方之學者也，早年為學，亦嚐出入程、朱、陸、王，篤信力行者有年，一日幡然悔悟，乃並宋明相傳六百年理學，一壁推翻，其氣魄之深沉，識解之毅決，蓋有非南方學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諸人所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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