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漫長的歲月中，中國與其周邊地區（東亞和東南亞，即黃種人地區）形成了一個朝貢體系。周邊藩屬國向中國進貢土特產，而中國則回賜更為豐厚的物品以宣國威，逐漸演變成一種“薄來厚往”的朝貢貿易。

久而久之，周邊國家發現朝貢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態度由抗拒變為主動，以至於中國不得不限制各國朝貢的頻次。

人們從表象上看很自然會認為這是一項面子工程。這種現象在上千年的歷史中一直這樣簡單重複著，如果時間線就此停滯，“面子工程”將會成為定論，人們很難對此有更深刻的見解。

不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出現了可用於提示思考的新跡象，使人們對此問題具備更深刻的理解和認知有了可能。

清朝末年，延續了千年之久的朝貢體系隨著中西方力量對比的變化而土崩瓦解，中國退出了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勉強自保。但如果把目光停留在這些昔日的藩屬國，你會驚訝的發現，中國曾經扮演的角色很快被西方勢力“如法炮製”。

以二戰結束之後的歷史為例，美國等西方國家全面“接管”了該地區。一方面，在貿易和產業上施加恩惠，與其形成經濟上“薄來厚往”的局面；另一方面，自身文化、制度也在這一地區全面鋪開，甚至對其政權的更迭也具備一定影響力。

舉例來說，韓國、臺灣的發達歸功於美國的產業恩賜，而蘇聯產業恩賜下的朝鮮在80年代之前比韓國還要富裕。

更為典型的是菲律賓，作為美國殖民地時就從美國獲取了大量經濟利益，而美國得到的僅僅是務虛的價值輸出。

長期的經濟負貢獻讓美國也難以忍受，要求菲律賓獨立，但遭到拒絕和抵制。最終雙方各退一步，美國給予十年過渡期，才勉強達成妥協。

由此聯想到中國歷史上多個朝代數次因為財政壓力而強行叫停藩屬國的朝貢，不禁令人感慨萬千。

這種外來勢力用經濟利益換取價值標準輸出的情況（或者說特質）在世界其它地區都不存在，無論是中東、非洲、拉美還是印度次大陸，也無論外來勢力是中國還是美英法，在其它地區都是務實不務虛的利益交換。

而東亞/東南亞這一地區，從古至今都基本延續著同一傳統。在古代從中國獲取單邊經濟利益，同時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甚至很多國家君主合法化的關鍵因素就是中國的冊封，可以說朝貢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維繫著東方世界的穩定。

西方勢力來到這片土地上也都像中了魔一樣地“薄來厚往”，頗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意味，而決定這一切的就是“地緣”這隻無形之手。

“地緣”的力量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真實存在，其決定了一個地區的特質或說秉性，而且超越了歷史、民族和意識形態，就那樣一直客觀存在著——中國藩屬地區用價值觀上的“屈從”換取經濟上的恩惠即是典型體現。

事實上，很多人都將這個問題複雜化了，相同制度或意識形態的美英、美德之間都爆發過不止一次戰爭，而制度相左的很多國家也可以是美國的盟友。

美國向中國和其他地區推銷政治制度的動機，可以說純粹而單一。國家作為個人的集合體，很多行為心理與個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用人的心理去揣測國家行為很多時候都能收到奇效，這個問題就是典型。

如同夫妻或者婆媳共同帶孩子，會因為無數瑣事而發生不快甚至爭執一樣，每個人對每件事的做法或者處理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或說理念，非常、極其希望按照自己的意願或說意志行事，如果他人的理念強加給自己則會極其不舒服，除非用利益交換，才會消除這種“不舒服”。

對於美國（其他國家也一樣）而言，看到與自己價值觀不一樣尤其是完全相反會非常不舒服，改變其價值觀使之與自身一致則會異常舒心，例如自己國民最喜歡的運動專案也成為另一個國家或地區最流行的運動。

最後一點要說明的是，上述黃種人地區/朝貢體系/藩屬國家並不包括日本。在古代中國國力強盛的時代，學界對日本的描述是“遊離於朝貢體系”；進入工業時代，日本的發達既不受恩於西方國家（100年前就是國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也沒有“接受”西方的價值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