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兩朝的兩對帝王父子
——有關從楊堅到李世民的歷史閱讀
卷一 開皇、武德初年紀事|第一章·楊隋李唐：兩個王朝的建立總管成了“總持”，而且還是菩薩坐鎮江南十年之久的大隋揚州總管楊廣還是江南宗教的保護者。
由於父皇母后都篤信佛教，楊廣當然不會不懂得宗教特殊的勸善化民、資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利用宗教收攬人心，也是楊廣當年在江南的善行德政之一。
這當然不是楊廣的一廂情願，教派靠攏朝廷，教主聯絡皇上，政教互惠，既為教化，也為王化，在歷史上也不乏先例。
更何況江南之地的佛、道二教自東晉以來已經興盛了幾百年，上至王公貴族，下到販夫走卒，佛、道二教在江南社會各個階層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南朝四百七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說的就是瀰漫於南方上下的濃烈的宗教氣息。
梁武以帝王之尊，曾四次入寺院為奴，由群臣費錢一億贖回。
荒淫無道的陳後主也曾如法炮製。後來更在開皇九年（589）大隋滅陳之役開始之前，請來高僧智凱*（正字右邊為“頁”）等人祈禱泯災，期求苟延殘喘。
陳亡後，受到陳朝兩代君王極高禮遇的佛教天台宗創始人的智凱*及其僧團也受到巨大打擊，一時“金陵土崩，師徒雨散”，智凱本人也去了廬山。後來又是江南重叛，“寇賊交橫，寺塔燒盡”，教界再次蒙受了巨大損失。
楊廣就是在這種情勢下移鎮揚州的。
面對只有六十萬人戶的江南卻有三十萬參加反叛的嚴峻形勢，楊廣明白，朝廷在江南強制推行的所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意在移孝為忠，提高中央集權，但卻剛好與江南世族化國為家的意識形態直接衝突，要想平定局勢，即要揚湯止沸，又要釜底抽薪，這就需要從宗教方面大做文章，以聚攏人心。
父皇年輕時曾以護法金剛自許，現在，年輕的晉王也以護法使者的面目出現了，他宣稱——
近年奉詔專征，弔民罰罪。江東混一，海內又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而亡殷頑民不慚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鍾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火災，持缽略成空返，僧眾無依，實可傷嘆。
按他的說法，佛塔被毀，責任全在反叛分子；他對此表示遺憾，也表示同情，當然也就要有所行動。他要拉攏的首要目標就是江南佛教界的頭面人物智凱*。
當年平陳，楊廣與他失之交臂；在楊廣之前坐鎮江都的秦王楊俊也曾致書於他，後來又是隋文帝親自致書“敬問”。有了這些鋪墊，晉王楊廣移鎮江都之後，很快就派人給智凱*送去措辭恭謹的《初迎書》，同時還命有關部門修葺了大師以前所居之禪眾寺，請大師前來，“願忘懷受施”。
但既然是高僧，架子自然也大，再說畢竟沒有打過交道，所以智凱*“初陳寡德”，辭不敢當；“次讓名僧”，推諉不赴；再次又“後舉同學”，以他人自代。
但楊廣似乎是鐵了心要學三請諸葛的劉玄德，終於使大師勉強答應前往江都，同時還有幾個前提條件。
——“願勿以禪法見期”，就是告訴楊廣，不要指望我給你傳授禪法；
——“雖欲自慎，終恐樸直杵人，願不責其規矩”，也就是自己的獨立人格不受侵犯；
另外還有堅持佛法不阿權貴、自由來去不得強買強賣等兩條。
智凱*顯然是還在遲疑觀望，為自己預留後路。
楊廣毫不遲疑，一一允諾。
於是就有了開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總管府內千金殿舉行的千僧會，隆重迎謁智凱*大師。智凱*為楊廣授菩薩戒，併為他取法名“總持”菩薩；楊廣則恭拜智凱*為“智者大師”，且“奉送供給隆重轉倍於前”。
從表面上看，大隋朝廷的揚州總管、皇子晉王在江都大弘佛道，恰與滅陳之時隋文帝對江南教界的嚴厲形成鮮明對照，但從實質上講，手法不一的父子二人的目標卻是絕對一致的，那就是都要將宗教活動置於王朝的嚴密控制之下，以加強對整個社會的統治。
成了師徒的楊廣和智凱*兩人後來的交往可以說是一波三折難以盡述，但究其實質而言，則始終圍繞著控制和反控制、利用和反利用的主軸進行。
隋文帝早在滅陳後不久就敦促智凱*“以同朕心”，要他與朝廷保持一致；智凱卻一直想自由地弘法傳教，不管楊廣如何秉承父皇旨意，竭力拉攏，想讓大師成為帝王“家僧”，兩人或書信往來，或當面交鋒，心有佛祖因而桀驁不遜的大師始終沒有就範。
而楊廣也表現出驚人的耐心和極其成熟的政治手腕，始終對智凱*表現出相當的尊重。
智凱*來江都為楊廣授菩薩戒那一次，楊廣就有意讓其為慧日道場住持，為己所用，以擴大對佛教界的影響。
但大師卻堅辭不受，並且當面提出要回荊湘，去當陽玉泉山建立自己的精舍。那一次大師在江都城外住了幾個月，始終未入慧日道場。
那幾個月裡，楊廣多次派人給大師奉送禮物，百般延請，後來又幾次親筆修書，挽留大師，終無所獲，最後不得不目送大師飄然而去。
可以擺脫晉王的糾纏，卻無法擺脫皇權的壓迫，進入荊湘傳法的大師不久就遇到了麻煩，他舉辦的法會竟被當地官員粗暴遣散，顯然是怕他以傳教之名聚眾謀反。
為了尋求政治庇護，大師致信請楊廣做玉泉寺的大檀越。楊廣欣然允諾不說，還致信荊州總管，請他對大師及所修玉泉寺多加關照。
同時還利用當年回朝述職的機會，向父皇奏告了自己和智凱*的交往，請求父皇的支援。隋文帝敕書匾額，為大師創辦的精舍賜名“玉泉寺”，並敬問道體。
當今皇上的御筆親題，無疑是一塊威力巨大的金字招牌，大師的處境自然大為改觀。
此前此後，師徒兩人也一直書信不斷，楊廣一直沒有放棄讓大師重回江都的想法，大師也一直沒有讓楊廣如願以償。
直到開皇十五年（595），由於晉王的恩惠和“致書累請”，大師不好再加拒絕，只好順流東下，先到金陵棲霞寺，再到江都城外的禪眾寺，但依然沒有住進楊廣最希望他法駕光臨的慧日道場。
這一次大師在江都逗留到第二年三月左右。
楊廣虛心求教，執弟子之禮甚恭，顯然有想成為大師傳燈的上首弟子的意思。大師給他送了自己所著的經書，但卻斷然拒絕了楊廣要大師授禪傳燈的要求。
希望落空的楊廣大傷顏面又不好發火，居然派人暗中將大師的居所監視起來，不讓他人接近。再留江都已毫無意義，大師再次飄然而去。
智凱*於開皇十七年（597）十二月二十四日末時安詳入寂。
晉王楊廣為延攬智凱*可謂費盡了心機，雖然最終也未能使其就範，但楊廣利用佛道資助王化的事業卻達到了預定目標。
這首先表現在他成功地爭取到和智凱*同時代的另一高僧吉藏的支援，後者在楊廣即位稱帝后，成為大隋佛教界的首領人物。
另外，雖然智凱*至死也沒有依附大隋朝廷，但他的門人弟子卻在大師死後主動靠攏王權，天台宗也在楊廣的政治扶持下最先成為獨立的佛教宗派。
江都十年，大隋王朝的揚州總管又成了“總持”，而且還是菩薩。
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也許只是一次政治與宗教的互相利用，但也同時讓我們明白，東方政治——哪怕是暗箱操作的宮廷政治，也並不全是翻雲覆雨的陰謀詭計，甚至不乏文質彬彬溫情脈脈的情感交流，就像西方的議會政治並不全是唇槍舌劍的喋喋不休一樣。
革命哪裡就真的全是你死我活血流成河的暴烈的行動呢？
《劍橋中國隋唐史》對此有這樣一段論述——
“晉王逐漸成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誠和體貼的施主。
他命令他的軍隊收集因侵陳和以後的內戰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經；在揚州王府的建築群中設立一個專門收藏精選的經籍的館堂；其餘的經卷經過手抄，增至903，580卷，然後被分發給揚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
他在揚州建立四個道場，他召集學識淵博的佛道兩教教士充當一段時期的王府的僧侶。智凱*死後，他繼續成為天台宗主要的正式施主。
意義最重大的事件也許是揚州的建設規劃，此規劃開始給揚州新增它後來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輝，同時又賦予了建康作為文化中心長期擁有的那種繁榮和收引力。隨著僧侶的南來北往，對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寵以及官方對信仰的贊助，反隋的情緒逐漸緩和，最後幾乎化為烏有。”
晉王楊廣卓越的政治才能就這樣在揚州之地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安定江南的文治政績，加上以前所積累的北御突厥、南滅陳朝的武功功勳，使他終於在朝中“聲名籍盛，冠於諸王”，為他日後的沖天一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顆閃閃發亮的政治明星開始出現在大隋朝廷的天幕上，並且還將越來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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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高僧－智凱
陳隋時期，我縣出了一位著名的佛教高僧智凱。他俗姓陳，５３８年（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出生於我縣古華容城中一位官宦之家。１８歲時，智凱目睹“國家殄喪，親屬流徒”，內心充滿了悲觀厭世之感，於是到湘州（今長沙）果願寺剃度出家。由於他潛心佛學，刻苦鑽研，四處尋拜名師，１０餘年後，精通了許多佛教經典，對佛教的律理、禪法有了深刻的瞭解。
５７５年（南朝陳宣帝太建七年）智凱與弟子２０餘人到浙江天台山結草建庵，修傳佛法。以後創立了佛教大派天台宗的教義和修行規範，成為我國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師。智凱是天台宗的四祖和實際創始人，他的著作《法華玄義》、《摩訶止觀》、《法華文句》各２０卷被後世尊為“天台三大部”（即天台宗的三部代表性經黃著作）。天台宗不僅在我國佛教史上影響很大，而且後來傳播到海外。９世紀時，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將天台宗教義傳到日本；１１世紀末，朝鮮僧人入宋求法，又將天台宗教義傳到了朝鮮。直到現在，日本和朝鮮等國的僧俗民眾仍對智凱的佛學理論相當崇拜。
智凱一生佛教業績豐厚。他究究佛理，弘揚佛法，親手度僧４０００餘人，曾庫陳朝太子和隋朝晉王楊廣（後來的隋煬帝）授菩薩戒。他先後建告增院３６所，嫡傳弟子３２人。隋朝晉王楊廣極其尊崇智凱，曾為他設千僧會，奉他尊號“智者”，因此，後世僧徒稱他為“智者大師”。智凱６０歲時病逝後，皇帝楊廣曾下詔在天台山為智凱修造國清寺。加班清寺後來成為天台宗的聖地和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