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制度是我國曆史上對外經濟和貿易關係發展的產物，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大進步。它表明了我國不僅有善於做對外貿易，而且也會管理對外貿易的歷史傳統。當然，市舶制度也只能是封建的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秉命於中央朝廷，它的核心是統制貿易。
一、市舶的產生根據史料考證，我國的市舶度開始於唐代早期。即使早期，也有兩種論說。一說是起源於貞觀年間。此說始於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論斷。他說：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次曰牛頭舶，遞得三分之一。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天下郡國利病書》）
另有一說，即《冊府元龜》的開元二年（公元714年）說：“開元二年……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以上兩種說法都不足定論。顧炎武雖是一代名家，但此說與事實頗多不符。例如，唐代的省區建置稱“道”，而不稱“路”；所謂“三路舶司”，這是宋代對粵閩浙三路市舶的簡稱。所謂“貞觀十七年”之事，可能系誤引《宋會要》中載及南宋紹興十七年下詔舶司的史料。也許因為顧炎武的盛名而被《粵海關志》、《廣東通志》等以訛載訛，流傳至今吧。
關於開元二年的記事也只是說：此年廣州市舶司官員周慶立等人“廣造奇器異巧以進”，而被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柳澤彈劾。可見廣州市舶應建於唐玄宗開元二年之前。
市舶制度起於唐代已無問題，雖然《唐六典》、《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正史”並無專載，但在唐代其他文籍中，卻有多次記載，只有名稱不同了。如“廣州結好使”（《文苑英華》）、“押蕃舶使”（《柳河東集》）、“監舶使”（《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等。
二、市舶使的職能市舶使並非地方的行政首腦，而是專管外交外貿的外事官員，其地位一般在地方長官刺史之下。如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13-741年），楊貴妃、楊國忠等權寵之時，“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舊唐書五十一后妃傳》）。
嶺表是古代對五嶺以南地區的統稱。嶺表歷來為我國對外交往的門戶所在，交州、廣州是嶺表的代表。《舊唐書》所說的揚益嶺表，即是指唐代著名的四大工商業城市，即揚州、成都、交州、廣州。除益州（成都）是內陸大邑外，交廣揚三州是唐代的三大對外貿易口岸。向朝廷進奉的異物多屬舶來之物。
為什麼要由州刺進奉，可見州刺地位一般高於舶使。但舶司屬於管理外貿的職能部門，且舶使職務也多由中央任命，故州刺在干預外貿方面事務必須尊重舶司的職能。例如，據《全唐書》說，外國商人運來象牙、犀角、貝珠等高貴貨物，“州與監舶使必摟其偉異”。可見州刺（刺史）和市舶司官員是共同參與的。
三、市舶的地位經過唐初經濟上的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政治上的寬容統ー，軍事上對突厥戰爭的勝利，西域再度暢通，海上諸國紛紛來唐貿易通好。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掌管海外貿易的專司機構市舶司應運而生。因此，唐在廣州置市舶的年代約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公元650-683年），此時廣州的波斯、大食商人已紛紛來到嶺表通商定居。
根據唐代對外實行的開放政策，鼓勵中外經濟貿易來往，“結好使”、“押蕃舶使”、“監舶使”、“市舶使”等官制也就相應產生，起先有權宜之稱，但在開元天寶年間，市的體制基本形成。
根據歷史記載，唐代設定市舶的口岸只有交廣兩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部，漢唐期間，一直為我國嶺南的重要口岸之一。魏晉以來，廣州地位漸趨上升，到了唐代，其吞吐量已超過交州，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大港。故唐置市舶時，廣州在前，交州建置市舶尚在八世紀中葉。唐德宗時，宰相陸在《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中提出由朝廷派“中使”掌管交州（安南）市舶。
市舶的地位因其重要性日增而得到提高。八世紀中葉起，漸與州刺相當，甚至一度超過地方州刺。其主要原因，是朝廷有時直接委派宦官掌管市舶。唐代是宦禍熾烈的朝代。唐玄宗在位期間，宦官集團日趨專橫弄權，八世紀中後期已成宦禍，勢傾朝野。它是封建中央集權的產物，皇帝的親信雖然未必全是宦官，但宦官干預朝政的起因卻是因為皇帝的親信。奴才得勢，炙手可熱，甚至勢過其主的史實，這是常見不鮮的。
“中使”是宦官的美稱。所謂“市舶中使”也就是市舶宦官或市舶太監。以太監掌管進出口貿易，並作為中央集權的代表，說明封建朝廷把市舶的地位是放得很高和對海外貿易的倚重。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載：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出現過廣州市舶中使呂太一舉兵驅逐嶺南節度使張體的事件。節度使是封疆大吏，地方大員，掌管數州的軍政長官，竟被廣州舶使所逐，可見舶使權勢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