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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年，朱由檢從早逝無子的哥哥天啟皇帝朱由校手中接過了皇位，登基後立刻除掉了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開始大量啟用“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文官集團全面把持朝政。

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在城門監軍太監的投誠配合下順利進入北京，明朝崇禎皇帝在煤山上“自掛東南枝”。

1662年，南明永曆帝被原大明遼東總兵吳三桂用弓弦勒死在了昆明，至此，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的大明完全終結，歷時296年。

崇禎皇帝“自掛東南枝”

而同樣的故事會不會也發生在美國呢？那也許會是以下一個場面（以下內容純屬虛構，如有巧合，煩請回踩）：

2021年，拜登從未能連任的川普手中接過了美國總統寶座，宣誓就職後立刻剔除政府中的“白人民粹主義”分子，開始大量啟用“建制派”和“新移民”，“建制派”集團再次控制美國。

2044年，民兵組織“迪克西自衛軍”（迪克西，Dixie，美國紅脖子白人暱稱，是Yankee的對立面）在部分倒戈軍隊的配合下攻入華盛頓。

時任美國總統、民主黨人麥克爾·易卜拉欣與政府要員、國會領袖及聯邦大法官准備乘坐“空軍一號”前往夏威夷，在從杜勒斯機場緊急起飛時被地面防空導彈擊落。

2046年，根據“指定倖存者”規則接任美利堅合眾國（USA）總統職務的前政府環保部部長詹姆斯·格瓦拉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向美利堅共和國（RA，Republic of America）政府投降。

與此同時，美利堅共和國政府宣佈，不承認美利堅合眾國歷屆政府所發行的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至此，1776年由北美十三州種植園主們共同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壽終正寢，歷時270年……

《空軍一號》的橋段是否會發生在現實中

大家可能覺得這完全是八月的意淫，是對偉大燈塔國的惡毒攻擊和褻瀆，“讀史可知興替”，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昔日之大明與今天的漂亮國有什麼根源上的共同點。

僵化矛盾的政治體制

明朝最初建立時，政治體制參照的是宋元兩朝，中書省（即宰相）代替君主掌握國家的行政權，大都督府（相當於宋元樞密院）則代替君主掌握國家的領軍和調兵權。

緊接著明初四大案爆發了，“藍玉案”和“胡惟庸案”將隨同朱元璋一同打天下的勳貴集團幾乎被一網打盡。

“空印案”和“郭桓案”則將政府各級行政機構上上下下更換了一大半，而受四大案的影響，朱元璋對運行了一段時間的帝國制度產生了深深的質疑，於是他開始了一輪全新的機構改革。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鞋拔子臉”：明太祖朱元璋

首先是行政權，明太祖首先廢除自秦漢時便沿用了1600餘年的宰相制度，將行政執行權下放至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決策權收歸自己。

為了彌補自己及後世子孫經驗、精力等方面的不足，他又增設了大學士組成的內閣，但只是起到了秘書參贊的作用。

隨後他又將大都督府拆分為五軍都督府，且只保留領兵之權，而調兵權力則收歸於文官負責的兵部。

同時他又擔心六部與大學士們沆瀣一氣、欺上瞞下，於是他又建立了兩套監督系統，明面上是以六科給事中為核心的科道御史體系，暗地裡則是以錦衣衛為主的特務監視體系。

明朝錦衣衛影視形象

靖難之後，明成祖朱棣對錦衣衛系統獨攬特務權利心有顧忌（錦衣衛首領紀綱在無明旨的情況下，將內閣首輔解縉凍死在詔獄中）。

於是讓宮中太監組建了另外一個特務機構——東廠，由於錦衣衛和東廠都只對皇帝本人負責，而東廠太監身份特殊、時刻陪伴皇帝，所以大多數情況下錦衣衛變成了東廠的下屬和爪牙。

明朝東廠太監影視形象

後來成祖之孫宣德皇帝又給宦官機構司禮監賦予了“批紅”之權，即對內閣大學士“票擬”的奏摺進行預先審批，但由於明朝中後期出現了多名由於種種原因懶政怠政的皇帝，所以宦官很多時候能夠染指國家的最高行政權。

至此，明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成型，形成了皇帝、文官、宦官三大權力核心，而武官們只想靠著世職世祿混日子，特別是經過了“靖難之變”後，更是不敢輕易沾染政治。

權力核心中的皇帝憑藉血統世襲，多半是“養於深宮婦人之手”，基本都屬於“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文官集團則依靠科舉選拔，能夠支撐他們寒窗苦讀十年的，大抵也都算是殷實之家，升遷靠的也多是親族師友的提攜；

宦官集團卻基本出身於破產農民或犯官之後，嚐遍了世態炎涼、民間疾苦，能夠爬到各監掌印太監的位置，還必須靠著自身的能力和實幹一步步從普通掃灑太監爬上來。

明朝文官影視形象

明朝宦官影視形象

雖然皇帝名義上擁有最終的人事任免權和行政決策權，如果皇帝能夠掌控文官和宦官勢力，還能有效制衡各方、“聖心獨斷”，但明朝皇帝大多寵信宮中“伴搭”，或者完全不理朝政，因此更多時候權力都在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之間流動轉移。

明朝內廷司禮監與外朝內閣

萬曆初期，朝政被首輔張居正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聯手把持；

天啟年間，皇帝寵信權閹魏忠賢，文官要麼被殺被貶，要麼就只能去做“九千歲九百歲”的乾兒子、幹孫子；

等到崇禎上位後，清除了宦官勢力，太監們與皇帝離心離德，朝政被文官集團完全把持，直接導致首先給李自成開啟城門的就是監軍太監。

鏡頭轉到北美大陸，1776年第二次大陸會議召開，燈塔國正式建國，建國之初就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了總統制+共和制的政治體制，多年來只進行過細微調整（累計僅通過了二十七項憲法修正案）。

第二次大陸會議

總統掌握著國家最高行政權力，四年一任，最多可連任一次（從杜魯門後開始實行）。從1860年前輝格黨人林肯代表共和黨競選成功後，美國總統這一職位一直被共和黨與民主黨所把持。

美國總統府：白宮

聯邦最高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構，其法官由總統提名，目前要求法官不能具有特定的黨派傾向，但為了確保最高法院和聯邦一級法院的獨立性，防止被個別黨派把持，因此最高法院和其他聯邦法院的法官一經任命便可終身任職（除非法官本人自願退休、辭職）。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參、眾兩院則為國家立法機構，與其他國家議會上院（參議院、元老院、貴族院）多為榮譽性質，下議院（眾議院、平民院）實際掌握立法權的情況有所不同。

美國聯邦一級的法案需要由兩院分別投票確立，同時參議院掌握有總統人事任命的稽核權，眾議院則掌握有聯邦預算的審批權。

兩院雖然均為民意代表機關，但代表範圍有所不同。

其中眾議員現為435名，按照全國選舉人口平均劃分選區，因此每次眾議院選舉前都可能會涉及到選區的重新劃分，但如果某個黨派在整體選民中支援度比例明顯較高的，則有可能長期把持眾議院。

而參議員現為100名，按照全國50個州的數量平均，每州2名，由各州選民在州內部選舉產生，如果某個黨派在較多數量的州內支援度領先的，則有可能長期把持參議院，這一制度安排是為了防止人口較少的小州意見被忽視。

美國國會

這樣的制度安排的核心目的就是為了預防出現所謂“多數人暴政”和獨裁者。因此沒有得到參、眾兩院共同支援的總統在人事任免、重大政策推進、稅收增減、預算審批等方面，都很容易被處處掣肘。

很多政策在出臺前就經過了大量的妥協和修改，而且一旦出現總統和參、眾兩院的政黨輪換，之前總統推進和簽署的法案就很可能被推翻廢除。

美國政壇目前基本已經被共和黨與民主黨所把持，沒有兩黨支援的候選人連進入人數較多的眾議院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能夠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產生影響。

雖然聯邦法院有權推翻參、眾兩院的表決結果，而且聯邦法院的法官也被要求政治上中立，只能以美國憲法和憲法精神作為判決依據。

但訂立於200多年前的憲法和後續的憲法修正案在表決過程中，為了保證能夠被相關利益方所接受，都大量使用了艱深晦澀的詞彙為現在的聯邦法官們留下了靈活解讀的空間（這就有點像儒家門下之所以出現這麼多支派，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儒家經典的不同解讀）。

而法官們作為美國社會的一員，也有自身的意識形態和政黨傾向，1913年卸任美國總統的共和黨人塔夫脫甚至在1921年被任命為聯邦法院大法官（林肯之後至羅斯福之前，共和黨人幾乎完全把持了美國國會，因此他的提名才得以透過）。

美國總統、聯邦大法官塔夫脫：300斤的大胖子，白宮專門給他重新訂做了浴缸

發展至今，美國的政權其實是被掌握在了民主、共和兩黨手中，而由於選舉輪換機制，兩黨均會輪流執政。

大多數情況下，總統、聯邦最高法院和參、眾兩院很難同時被一個黨派把控，每逢另一個黨派的總統上臺就會廢除很多前任制定透過的法案（特朗普廢除奧巴馬《醫改法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然後在不斷妥協中去推動自己向選民承諾過的相關議案。

而當某一個政黨全面掌控行政、司法和立法權時，任人唯親、任人唯派的情況自然是屢見不鮮（塔夫脫能當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是一個例子）；

但大多數時候總統與國會、最高法院總是處在一個相互牽制掣肘、互相博弈妥協的狀態，黨派內耗常常成為很多總統在任時碌碌無為的重要原因。

積重難返的財稅制度

由於朱元璋是農民出身，所以明朝初期的稅收基本也以農業稅為主，其中尤以與其爭奪元末農民起義軍最高領導權的張士誠和陳友諒曾經佔據的江南地區農業稅賦比例最重，兼以鹽鐵茶等專賣收益，看似相對穩固，但卻給後世留下了兩個大坑。

一個是帝國國土和人口如果沒有明顯增長，則國家稅收難以迅速提高，一旦遇到自然災害，還會使國家稅收大幅下降。

另一個則是“舉人以上免徵田賦”，也就意味著普通農民將承擔起國家絕大部分的農業稅和無償勞役，豐年日子還算過得下去，到了災年將直接導致土地的被動（士紳低價收購無力承擔稅賦農戶的土地）和主動（農民以低於農業稅的代價將土地記在士紳名下）兼併。

建文帝即位後，也進行過“建文改革”，提出江南地區的農業稅比例應該與帝國其他地區保持基本一致等多項主張，但很快他的叔叔朱棣便奪取了他的皇位，還以“違背祖制”為由，廢除了建文帝提出的各項改革政策。

建文帝朱允炆：幼稚的好人

而在商稅（流通稅）方面，洪武年間主要是透過具有官方性質的“牙行”，以收取保管、代賣、倉儲等費用的形式徵收商稅，後來由於收費較低的黑牙行（朝廷禁止私人開設牙行）逐漸氾濫，朱元璋最終解禁了牙行轉為每年向牙行收取固定的開辦稽核費用。

萬曆朝開始，皇帝又從宦官集團中抽調人手，在全國各地設定稅監、礦監，目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收取商稅和礦稅，防止地方各級的層層盤剝，但隨著宦官集團的每次式微，各地稅監、礦監都會在文官集團的打壓下不斷收縮或者裁撤。

對商稅徵收的不斷抑制（注意：不是對商業的抑制，說一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朝代會抑制商業，簡直就是可笑）直接導致整個明朝稅收都大規模依賴農業稅。

根據我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等多位學者考證的明朝各時期的人口和稅收資料，八月製作了下面的表格：

明朝各時期人口、稅收情況一覽表

明朝萬曆30年（公元1602年）朝廷的總歲入摺合白銀約為2114.3054萬兩，其中農業稅收入摺合白銀約為1844萬兩，除去進出口海關稅外的商稅及其他稅收僅為250.3054萬兩，其中鹽稅就有200萬兩，而商稅和鈔關稅（在境內各碼頭關口收取的貨物流通稅）僅有可憐的50.3054萬兩。

對比之前的北宋，神宗熙寧年間（公元1068至1077年）朝廷總歲入為7070萬貫銅錢（即7070萬兩白銀，北宋官方兌換比為1貫銅錢=1兩白銀），其中工商市舶等非農業稅收為5117萬貫（即5117萬兩白銀），而工商市舶類商稅為4911萬貫（即4911萬兩白銀）。

時間過去了五百多年，人口數量也有了大幅增長（北宋末年全國人口約為1億，神宗年間應在8000萬以上），農業稅的變化不大（隆慶年間1844萬兩，熙寧年間2162萬兩），但非農業稅卻縮減為了熙寧年間的4.89%，而商稅和鈔關稅等境內貿易類稅收的縮減更是讓人瞠目結舌。

說完稅收，再來說財政支出，明朝的中央財政支出最主要的有宗室供養、官員俸祿、軍費開支和災荒賑濟四大項，而朱元璋在這個環節依然沒有忘記給後世子孫挖坑。

可能是因為他的父兄大多死於饑饉，為了讓自己的後世子孫能夠代代富足，所以立國之初就確立了宗室鎮守要津、終身坐享供養的政策。

明成祖朱棣靖難上位後，不願意再有新的藩王可以模仿他的上位之路，直接將承擔守禦邊疆職責的藩王內遷（比如寧藩本來在山海關外的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靖難後被內遷至江西南昌），同時還取消了藩王們的領兵之權，且不得擅離封地、結交官員。

最終結果就是“有明諸籓，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藩王們閒來無事，就只能展開生育競賽，慶成王朱濟炫（朱元璋嫡孫）就生了一百多個兒子，據有些史料記載，到明朝末年需要國家供養的宗室總人口竟然達到了上百萬。

根據我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等多位學者考證的明朝各時期的財政支出資料，八月製作了下面的表格：

明朝各時期財政收支情況一覽表

從成化16年到萬曆30年的122年間，明朝的收支狀況不斷惡化，僅支付以上四項開支（教育、水利等支出也是常年都有）就從每年500萬兩以上的結餘，惡化到了每年700多萬兩的赤字。

財政支出中的宗室供養、官員俸祿和軍費開支都有了翻番的增長，其中光是宗室供養花費就增長到了成化年間的十倍，佔以上四項支出的比例也從23.37%增長到了52.89%，而佔當年財稅收入的比例更是從12.8%增長到了72.18%。

相比較而言，災荒賑濟開支卻始終連前三項開支的零頭都不到，須知道從13世紀開始的地球小冰河期在17世紀時到達了巔峰，由此帶來的糧食減產和自然災害在整個明朝統治時期應該是呈現逐步遞增的狀態，國家投入的災害賑濟開支也應該有明顯的增長。

但按照史料記載的1480年米價（約0.42兩白銀/石）和1602年米價（約0.64兩白銀/石）進行換算後，實際賑濟糧食量僅僅增加了33000石，按照每人每年最低消耗糧食2石（明朝每石約140市斤），增加部分僅僅只夠16500人一年的口糧，萬曆30年總共支出的賑濟糧食量215600石，只夠十萬出頭的百姓一年的口糧。

說完了大明，咱們再來聊聊太平洋對岸的漂亮國。北美各州在建國之前，只是英國人的13塊殖民地，人口僅約250萬人（不含當地印第安人），除了遍佈各州的種植園之外，主要工業部門是木材加工、造船和冶鐵行業的私人工場。

英國三分之一的商船在北美生產，生鐵年產量也達到了3萬噸，但所有制成品幾乎都是供應英國，可以說當時的北美基本都是個體性質的私營企業，是英國的經濟附庸、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基地。

北美種植園（攝於1862年）

19世紀中後期，伴隨著南北戰爭的結束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得全美各州快速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機器取代了手工，大工廠生產取代了私營工場，鐵路遍佈全國，商品快速流通。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進行了稅制改革，聯邦政府實行了擴大消費稅和提高稅率的政策，消費稅比重急劇上升，到1902年，消費稅在聯邦稅收總額的佔比高達95%，而州一級政府的稅收仍以財產稅為主。

一戰爆發前，大量歐洲移民湧入美國，這些移民大多隻想著打工存錢，為了置產而吝嗇消費，因此美國政府在1913年又一次進行了稅制改革。根據當年國會透過的憲法第16修正案，聯邦政府被賦予了收取所得稅的權力。

2009年，個人所得稅在聯邦收入中佔比達到50.1%，具有所得稅性質的社會保險稅佔比達到36.6%，公司所得稅則佔比9.6%，三類所得稅總佔比達到96.3%，而其中針對個人所得的聯邦徵稅比例達到了86.7%。

而在州及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層面，房產稅和消費稅則成為了重要財源。

2009年，房產稅在地方收入中佔比為37.27%，銷售稅佔比為27.12%，個人所得稅佔比為19.75%，企業所得稅佔比3.81%，除了企業所得稅之外的其他稅種收入幾乎也都是從個人身上獲取。

美國稅制的核心是針對所有在美國國內獲得收入、擁有資產、進行消費的個人進行徵收，貌似人人平等，但實際上處處有漏洞。

大量的非法移民根本無法進行稅務監管，底層依賴零散收入和救濟生活的人口數量巨大（“零元購”的主力就是這群人），處在社會頂端的大資本家擁有完善的逃稅手段（特朗普過去15年裡有10年零納稅，巴菲特納稅額比他的助理還低，這些就是最好的例證），最終美國鉅額的稅賦幾乎全部壓在了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的那部分普通有產階級身上。

說完了收入，再來說財政開支，美國建國之初，國民大多都是各類種植園、加工工場的所有者及其親屬，普遍屬於“有產階級”，政府在社會醫療、保障等層面支出極小。

而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並沒有統一意義上的國家軍隊，與英軍作戰的主力其實就是一群“自帶槍支和自籌糧草”的民兵，幾乎就沒有國防開支。

北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直到1783年美國憲法透過，美國才有了正式意義上的軍隊，而且這時的軍隊特別是陸軍應該說就是各州的國民警衛隊。即使到了南北戰爭時期，雙方交戰的軍隊其實都是忠於聯邦和加入南方聯盟各州的國民警衛隊（番號大多是“XX州第XX步兵/騎兵團”）。

南北戰爭時的高階民兵大戰（特別是右邊的聯盟士兵）

美國人在建國前就對“政府”有極度的不信任，所以聯邦、州及地方都長年保持著“小政府”的狀態，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服務而不是管理，所以美國的財政開支主要就是政府這個服務機構的運轉費用。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美國從一個單純的西半球國家逐漸演變為了一個參與到全球競爭的國家，一方面美國軍隊需要提升自己的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大量移民不斷湧入美國，美國政府的防衛開支和社會福利開支大幅提高。

一戰後的經濟大蕭條讓所謂的“自由資本主義”被徹底摒棄，羅斯福上臺後開始奉行強調政府介入經濟的“凱恩斯主義”，政府的開支中就多出了固定資產投資、市場干預資金等項。

到了二戰後，美國為了維持自己的全球霸權和與蘇聯的軍備競賽，國防開支長期居高不下。

1940年美國軍費開支僅為16.6億美元，1946年美國軍費開支為427億，之後的1960年為481億，1970年為817億，1980年為1340億，1990年為2993億，2000年為2944億，2010年為6980億，2020年為7380億。

“牛氣”沖天、“貴氣”逼人的美國軍隊

同時美國在二戰後正式成為了西方國家中的“燈塔”，全球大量移民不斷湧入美國，再次增大了美國財政中保障、醫療、教育等層面的開支，而這三項也成為了美國各級政府財政支出中最大的三塊。

以2018財年為例，美國各級財政總支出約為7.1萬億美元，其中醫療保健支出1.6萬億，養老金支出1.4萬億，教育支出1.1萬億，防務支出（包含且不僅有軍費）0.9萬億，福利支出0.4萬億，其他剩餘支出1.8萬億，社會保障類和防衛支出總額達到了財政總支出的76.06%。

2018年美國各級財政收支情況

美國長期把持著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寶座，雖然政府各級財政收入同樣是全球第一。

但從2001年起美國政府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2008年後金融危機又從美國華爾街向全球蔓延，2016年奉行大幅減稅政策的特朗普上臺，2020年“新冠”肆虐美國成為全球最嚴重疫區，直接導致了美國政府的開支陡增、稅收縮減，財政狀況不斷惡化。

美國政府應對這種狀況的方式，就是不斷加大美國國債規模。

2000財年年末（美國財年從前一年的10月1日至當年的9月30日）國債規模僅為56590億，2004財年為73790億，2008財年為100110億，2012財年為160690億，2016財年為195600億，2020財年為269380億。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小布什任內美國國債增加了43520億，是2000年之前歷任總統舉債總額的76.9%；

奧巴馬任內增加了95490億，是2000年之前歷任總統舉債總額的168.74%；

特朗普更是厲害，僅僅一任就增加了73780億，如果再讓他連任一屆，這個數字大機率會達到15萬億美元以上，也就是2000年之前歷任總統舉債總額的2.5倍，很明顯美國正在加速進入“債務陷阱”。

毫無可能的財稅改革

從明初與明末的支出對比可以直接看出，宗室供養費用增長了十倍。

從明朝與宋朝的稅收對比更能明顯感覺到，明朝各級官僚機構根本就沒有收取商稅的打算。

一個人口過億的大國，商稅和鈔關稅竟然只有區區50萬兩，是鹽稅的四分之一，難道當時全國其他商品的流通總量只有食鹽流通量的四分之一嗎？

那麼解決明末財稅死局的快速對策就只能是以下兩條：1、壓縮甚至取消宗室供養待遇，同時嚴查瞞報土地；2、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徵商稅。

有明一代，能人輩出，就算不是所有的有識之士都能找到上述兩條對策，但李東陽、楊廷和、嚴嵩、張居正這些當朝的拔尖人物難道就真的看不出來嗎？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明朝的歷任皇帝和官僚集團在以上兩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毫無作為呢？

其一曰：祖宗成法。明朝的稅收制度中的“江南重稅”、“官紳免稅”和財政制度中的“宗室奉養”等原則都是由開國皇帝朱元璋親自制定。

隨後的建文帝繼位後立即著手進行了“建文改革”，提出了“削藩”、“江南均賦”等改革主張，“靖難之變”朱棣上位後為了表明自己才是朱元璋事業真正的繼承者，立刻宣佈廢除“建文改革”的所有舉措，並以此作為自己發動靖難合法性的理由。

後世君主也都出自燕王一系，還出現了多次旁支宗室繼承大統的情況，所以根本沒有可能去推翻太祖和成祖所確立的財稅制度。

地方藩王成功“逆襲”的典範：明成祖朱棣

到了萬曆初年，國家財稅情況更加惡化，面對這樣嚴重的局面，首輔張居正聯合司禮監太監馮保，說服了太后李氏，趁著皇帝年幼，啟動了史書所稱的“萬曆新政”。

其中在財稅方面就是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一條鞭法”：重新丈量田畝，全國新增瞞報土地2.8億畝（多為地方豪紳）；

部分農業稅直接與田畝掛鉤，而不是與已經破產多年的農戶掛鉤；

變田賦為銀錢，防止各級官員趁機剋扣。

張居正與馮保的影視形象

結果這就直接傷害了與各級官員所代表計程車紳、地主階層利益，等到張居正死後，他們利用萬曆皇帝心中對其潛藏的怨恨，取消了張居正死後的所有哀榮，並險些將他挫骨揚灰。

而他推行的新政在“恢復祖宗成法”、“君子言義，小人言利”、“不與民爭利”等一系列的旗號下，要麼被廢除擱置，要麼就被陽奉陰違。

其二曰：官紳一體。雖然明初朝廷禁止官員經商，而且規制要求四品以上官員及家人嚴禁經商，但有明一朝官員經商的現象確是一種大家心知肚明的情況。

景泰時的中軍大都督府大都督汪泉縱容家人楊俊等“擅榷商賈”，遼東巡撫、都御史李純也“令義男放債”；

嘉靖時的首輔徐階則在他的老家華亭，蓄養大量織婦，開設了私營紡織工場；

出身晉商王家的王崇古是嘉靖時的兵部侍郎，而出身晉商張家的張四維更擔任過萬曆時的內閣首輔；

他們兩家還和陝西出身的大學士馬自強聯姻，而他們三家就幾乎完全壟斷了從河北到甘肅的食鹽貿易。

出現這樣的情況並非偶然，根本原因就在於朱元璋給明朝官員們制定的超低俸祿標準：

正一品的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五軍都督府大都督月俸僅87石，按萬曆時期米價折銀僅55.68兩；

正二品的六部尚書、各省都指揮使月俸61石，折銀39.04兩；

正三品的大理寺卿月俸35石，折銀22.4兩；

正四品的各地知府月俸24石，折銀15.36兩；

正五品的欽天監正、太醫院使月俸16石，折銀10.24兩；

正六品的京郊縣令月俸10石，折銀6.4兩；

正七品的六科都給事中、京外縣令月俸7.5石，折銀4.8兩；

最低階的從九品月俸5石，折銀3.2兩。

如此低的俸祿甚至很難支撐官員家庭最基本的日常開銷，明朝最著名的清官海瑞，於嘉靖37年出任浙江淳安縣知縣。

此時他的家中僅四人（海瑞、他的寡母和夫人、一名老僕），一日三餐只能靠粗糧度日，他家老僕還得在縣衙內種菜才能自給，就連他母親壽誕也只能買兩斤肉。

大明第一懟：海瑞海剛峰

面對幾乎無法支撐基本生活的俸祿，大多數官員又不敢冒著剝皮塞草的風險去直接受賄，最終只能藉助自己和同僚們的權力去經商牟利，而這又反過來讓他們成為了徵收商稅的天然反對者。

自己經商官員多少還算靠自己“本事”或者“本錢”吃飯，有些官員更加惡劣，他們直接用手上的權力與商人、地主進行交換。

對於商人，官員們會對商人們的商品進行減稅甚至免稅，甚至任由商人們自行填報貨品數量和價值，換來的自然是商人們的“孝敬”。

根據明史專家黃仁宗的記述：

何遜從1510年起管理沙市稅課使司，一旦完成定額，他就減少對木商抽稅；

之後邵經邦接手，在三個月內完成全年定額後，本年度餘下時間內撤關任木商往來；

1560年楊時喬榷稅杭州，建立了一個令人瞠目的制度，令木商自己寫下收入，愛交多少是多少；

商業活動興盛的浙江金華縣，一年的商稅不超過7兩銀子，簡直就是笑話。

對於地主，官員們更加直接，他們會將默許地主們將自己的田畝記名在當地舉子名下，而本應收取的田賦轉移到普通農戶身上。

海瑞剛到浙江淳安時就這樣描述：“富豪享三四百畝之產，而戶無分釐之稅，貧者戶無一粒之收，虛出百十畝稅差”，貧戶身上的田賦不斷累加就直接導致了明末大規模的逃亡流民和農民起義。

明末農民起義：赤地千里、揭竿而起

這其中缺乏了相權對各派系的彈壓，而皇帝又身處紫禁高牆之內，所有的資訊都必須經過內閣、閹宦和廠衛系統的層層過濾後才能傳達到皇帝耳中。

明朝大的派系有宗室、武將、勳貴、文官和閹宦。

在洪武朝“藍玉案”、“胡惟庸案”的連續打擊下勳貴集團已經十不存一，僥倖者噤若寒蟬，但始終身處帝國兩京，不可能從帝國政治核心輕易脫身；

隨著朱棣登基後對藩王權力的大幅縮減，他們已經成為了帝國的蛀蟲，但對皇室和封國地方官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

而土木堡之變中，中央的世襲精英武將幾乎被一網打盡，後繼之輩大多是地方軍頭出身，雖然很難直接插手中央，但與地方上的利益關係卻更加錯綜複雜。

以上三方對朝局的影響還算是潛移默化，剩下兩方則是長期左右朝局走向的關鍵性力量。

朱元璋以農民起義軍領袖身份登上帝位，建立王朝後大量崗位需要文官，從洪武3年首次開科取士，有明一朝共取進士89科，24595位舉子金榜題名，這就構成了明朝文官集團生生不息的核心力量，他們快速替代勳貴集團，成為大明政權的枝幹。

文官集團：鐵打的江山、流水的文官

明朝立國之初嚴禁太監干政，甚至不允許太監識字，但不少太監在靖難之變中跟對了主子，逐漸開始從事一些事務性工作（最有名的就是七下西洋的鄭和），到朱棣的曾孫英宗朱祁鎮時大太監王振就已經能夠把持朝政，正德寵信的劉瑾在坊間更是得到了“立皇帝”的諢號，而木匠皇帝朱由校仰賴的魏忠賢甚至被朝中官員尊稱為“九千九百歲”，太監們逐漸成為皇權的代言人。

明朝首位專權太監王振影視形象

“立皇帝”劉瑾影視形象

“九千九百歲”魏忠賢影視形象

但他們之間由於出身不同，代表的利益也有著明顯的區別。

文官集團大多代表著出身地士紳和同鄉師門，閹宦集團主要代表著皇帝和全體近侍人員（皇子、后妃、宦官、廠衛），這就直接導致了相互之間矛盾重重、惡鬥不斷。

他們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閹宦集團裡的大太監們有的是前朝老僕，有的是今上舊寵，還有的是皇子伴搭；

有的管著政務“批紅”，有的管著京營衛戍，還有的管著廠衛特務；

他們又有各自效忠的嬪妃，各自支援的皇子，各自交好的外臣和各自門下的徒子徒孫，這就讓他們成為了一個個不斷分裂組合的小團體。

文官集團更是複雜，按任職機構分，有內閣、六部、九寺這種實務實權，有科道、翰林這種言官清流，有省府州縣這種封疆長吏，更有長期混跡於各衙門內的佐史墨吏；

按鄉土出身分，則有東林黨、浙黨、楚黨、齊黨、宣黨（安徽宣城）、昆黨（江蘇崑山）。

明朝文官黨派密謀

如此複雜的黨派局面下，大量善謀良策始終停留在朝堂爭論中，很多時候內廷和外朝對立、朋黨與朋黨論戰都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一派“非我同類，其言必誅”的熱烈場面。

面對著朝廷日益崩壞的財稅困局，無論是削減宗室奉養、提高商稅、增加稅種還是新設稅關，在背後的利益集團的驅使之下統統變成了“擅改祖宗成法”和“與民爭利”。

無數次的來回爭鋒後，明朝統治集團最終得出了一個不會影響所有各派利益，但卻將整個王朝徹底斷送的共識——一旦朝廷財政出現缺口，便向最底層的貧農加徵田賦，於是一個建立於農民起義中的朝代最終摧毀於農民起義。

明末農民起義：迎闖王，不納糧

看完了上面燈塔國的財稅狀況，其實對策也很簡單，無非就是開源和節流：所謂“開源”，就是增加企業所得稅，提高政府收入；所謂“節流”，就是降低政府的財政支出，核心就是降低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和防務支出。

但是以下幾條也成為了美國政府無法推動上述兩項改革的根本性因素：

首先是霸權難捨。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就是維持美國現在“一超獨霸”的世界地位，而這個地位有兩大現實支柱：一個是獨步全球的超強武力。美國的軍費排名不僅僅是冠絕全球，更是排名第二到第二十這十九個國家軍費總和。

全球存在的美國軍隊

但他們似乎並不知道出自三千多年前西周《司馬法》中的“國雖大，好戰必亡”這一警世恆言，而且鉅額軍費的背後實際上是大大小小的國防承包商們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

另一個則是領先於全球各國的金融和科技實力。美國從一戰前開始大規模吸引歐洲移民，二戰後更是成為了世界燈塔，是全世界信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擁躉們心目中至高的移民目的地。

美國移民宣誓儀式

這些移民和他們的後裔中確實出現了摩根、卡耐基、愛因斯坦、馮·布勞恩等等金融和科技精英。

但只有保證足夠的移民基數才能從中篩選到一定數量的精英，因此構成移民主體的更多是手工業者、小商人、失地農民這類僅僅具有基本生存技能的群體，他們的大量湧入首先就增加了美國政府在社會保障層面的支出。

其次是政治正確。說別人是黑人就是“種族歧視”，說別人是盲人就是“生理歧視”，說別人是同性戀就是“身份歧視”，說別人是無業遊民就是“階級歧視”……這一系列的語言構成了美國當下政治正確的權威話語體系。

唐納德·特朗普：“政治正確”正在扼殺我們的國家

在“白左”和建制派的不斷操弄之下，“白人”、“有房有車”、“固定收入”、“傳統家庭觀”……這一系列的標籤似乎成為了政治正確中“原罪”的代名詞。

擁有以上共性的群體其實就是美國當下的納稅主體（所得稅、社保稅、資產稅、消費稅），而納稅似乎成為了他們洗刷“原罪”的唯一方式。

其三是資、政、官共生。資，資本家；政，政治家/政客；官，政府公務員。為什麼要用“共生”，而不是上文中的“一體”呢？因為他們三者表面上互有界限，但卻又共同構成了美國當下的政治生態，而且他們可以在這個生態中相互轉換身份和利益輸送。

資本家及其代言人可以透過競選或任命方式，成為影響美國政策走向的高階政客，代表性人物有現任總統川普（成功的美國地產商）；

小布什政府防長拉姆斯菲爾德（曾任通用儀器董事長兼CEO）、財長保爾森（曾任高盛集團總裁和CEO）；

奧巴馬政府司法部長霍爾德（曾任溫頓-柏林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貿易代表施瓦布（曾任摩托羅拉全球業務發展總監）；

川普政府國務卿蒂勒森（曾任埃克森美孚董事局主席兼CEO）、財長努欽（曾與索羅斯建立對沖基金SFM）、經濟政策顧問科恩（曾任高盛集團總裁兼CEO）。

高盛集團前CEO、美國前財長保爾森

這些人走馬上任後自然會向老東家進行政策傾斜和訂單傾斜，保爾森就將08年聯邦金融救濟資金中的850億美元撥給了與高盛集團有200億美元信用違約掉期合約的美國國際集團（AIG），卻對雷曼兄弟的破產不聞不問，這也直接引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

更加可笑的是，打著“要向資本家開戰”旗號而贏得總統競選的川普，他和他首任內閣成員的總資產超過了350億美元，這簡直就是把開戰的鑰匙交給了資本家。

曾經如火如荼的“佔領華爾街”

美國國會協商制度中有一種很著名的方式，叫做“遊說”（英文Lobbying，Lobby是大廳的意思，Lobbying就是指發生在國會大廳中的公開公關行為）。

就是指專業遊說集團，根據客戶（各種利益集團或企業）的需要，對國會議員進行公關，以達到在國會議事過程中發起/透過/否決某項特定動議/任命的目的。

國會遊說

那用什麼去公關呢？對於一些相對容易“搞定”的動議/任命或者非關鍵選區/非資深議員，遊說集團會用一頓大餐、一張NBA前排球票、一張高爾夫俱樂部的全年會籍卡作為回報。

但對於發起/透過/否決難度或者爭議很大的動議/任命，或者面對關鍵選區/重量級議員時，遊說集團又該拿出什麼東西公關呢？

這就牽涉到了另外幾個問題：國會議員任期一到將會面臨再次競選，競選資金從哪裡來？

有競選就有敗選的可能，敗選之後去哪裡？

即使一直連任，但也有退休的一天，退休之後去哪裡？

即使退休之後年事已高，想要去享受人生，家裡的老婆孩子也需要安排，安排去哪裡？

其實答案很簡單，在需要對重要動議/議員進行遊說時，委託遊說集團的大佬們會給出自己企業內高薪、高階、閒散崗位的任職承諾，議員和他們的親屬可以去享受豐厚的收入和清閒的人生；

如果是非企業性質的利益集團，他們也有一堆智庫、NGO的高薪崗位可以提供；

甚至有的大型遊說集團對人脈強大的資深議員，會直接給出自己集團內部的高薪職位；

即使這些都看不上，這些“貴人”也會在議員未來競選時，慷慨地送上大額贊助支票。

仔細想想，這其實就是明目張膽的賄賂，但只要議員沒有當時收受這些好處，在美國就是合法的，而這也是在華盛頓特區內智庫、NGO多如牛毛，高階副總裁遍地遊走的根本原因。

“經濟基礎”決定選舉成敗

而白宮裡的政府政要們更是會在其在任期間，大力地推進一些對特定集團有利的政策，根本原因更是簡單，總統卸任後可以靠寫書、演講過上風風光光的退休生活。

而他們要麼需要籌措資金競選其他崗位、甚至衝擊總統寶座，要麼需要一份高薪的工作體體面面地過日子。

至於美國的公務員，《黑衣人》、《神盾局特工》裡那種全黑西裝+墨鏡的形象深入人心，加上美國媒體和公知們一直以來鼓吹的“高薪養廉”、“行政中立”，讓大洋彼岸的我們覺得他們肯定個個都是鐵面無私、無懈可擊。

美國公務員的“刻板印象”

但事實上呢？由於在單一部門內部工作的時間大多長於那些任期制的政客，公務員和部門主管範圍內企業打交道的機會要多得多，俗話說“縣官不如現管”，在美國也一樣。

所以這些企業也會在公務員們離職退休後，給出一份比他們原來收入和級別更高的工作，這甚至在某些政府部門和企業之間形成了某種司空見慣的“明規則”，比如：財政部和高盛集團，農業部和孟山都，國防部和洛馬、黑水。

紐約華爾街85號：高盛集團總部

全球農業巨頭：孟山都集團

全球空天防務巨頭：洛克希德·馬丁

世界三大僱傭兵組織之一：美國黑水

有了這樣的“退休人員返聘制度”，使得政府公務員在面對自己部門管理的企業時，實際上面對的是他的“前任上司”或者“未來同事”，“高抬貴手”、“一團和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後是兩黨政治。自從1860年林肯代表共和黨登上總統寶座以來，160年的時間裡美國政局的話語權一直掌握在共和、民主兩黨手中。

由於美國選舉採用的是過半當選制（議員選舉為選票過半，總統選舉為選舉人票過半），所以兩黨的政客們只要拿到50%以上的票數就可以競選成功。

甚至在總統選舉中哪怕選民選票未過半，選舉人票過半亦能當選（2000年的小布什，2016年的川普）。

美國兩黨政治：驢象之爭

這樣的選舉制度在多年的執行過程中，將共和、民主兩黨逐漸改造成為了典型的“少數利益黨”，即某個政黨在單個選區內只需要代表能給他帶來足以當選的簡單多數選票的特定群體利益，而可以對其他群體的利益視而不見。

概括而言，民主黨在大多數選區內就意味著大政府、增稅、高福利、少數族裔、科學精神、墮胎權、控槍、同婚……，而共和黨意味著小政府、減稅、自由市場、白人社群、新教傳統、反墮胎、持槍權、反同婚……。

“多姿多彩”的拜登支持者

“白白”的川普支持者

在兩黨各自的支持者看來，兩黨的主張如此截然不同，甚至有些水火不容。

但在真正掌控美國權力的金融資本、兩黨“建制派”、政府官僚機構和資本控制下的媒體（這也就是川普口中的“Deep State”）看來，掌控權力的核心目的就是透過把控國家財稅政策走向實現金融資本的“開源節流”，而其他琳琅滿目的價值取向話語其實只是這個核心之外包裹著的不同口味糖殼。

那麼美國的Deep State又是如何利用兩黨政治操控美國的財稅政策呢？

喧鬧嘈雜的美國國會議事現場

民主黨政府上臺後，自然要兌現增稅和提高福利的競選承諾，增稅和提高福利的法案在國會表決的過程中肯定是刀光劍影、唇槍舌劍。但國會山上的大佬們並不是在“為民請命”，而是在為背後不同的利益集團“殊死搏鬥”。

增稅的主要爭議其實是在對哪些企業增稅、如何增稅，至於街上的那些路人甲乙丙丁，畢竟大家也不熟，對你們增稅肯定是板上釘釘的了；

而提高福利的背後其實是加大政府採購，大家自然要爭一爭給哪些企業訂單、給多少訂單，眾議院的佩洛西至今不願意透過川普的疫情救助預算，核心原因就是政府給出的訂單太少太小了。

佩洛西：川普的命中之敵

輪到了共和黨政府上臺，減稅和降低福利開支又成為了必然，於是在國會又要展開新一輪的博弈和鬥爭。

減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讓資本回流，資金回來投資建廠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所以對企業減稅是重中之重，至於街上的那些路人甲乙丙丁，咱們燈塔國家大業大開銷大，意思一下也就行了；

而降低福利開支的核心目的是把本來由政府統一採購並進行分配的社會保障推向市場，轉而由老百姓們自掏腰包、花更高的價錢去向企業購買，所以川普在廢除“奧巴馬醫改法案”時，國會里的共和黨議員甚至能夠喊出“醫改剝奪了公民不接受政府醫保的自由權”這樣的驚世名言。

川普上任第一槍：廢除奧巴馬醫改

隨著拜登的上臺，美國的移民視窗將再次開啟，對於民主黨而言，不斷湧入的移民就是在給民主黨做大選民基數，未來的美國政壇將很可能出現民主黨長期“當家做主”，共和黨“曇花一現”的情況。

降低財政開支就是讓美國自毀“自由世界”的“民主燈塔”，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只能讓紐約第六大道上國債鍾的數字持續飛漲，而美國國債發行的基礎是美國政府的稅收，在不影響以金融資本為首的美國精英階層利益的前提下，民主黨主導的增稅就只能從普通有產階級民眾身上下手。

美國國債鍾（拍攝時間應該是去年）

這些沉默的大多數雖然也有可能用選票把川普這樣的體制外“攪局者”送上總統寶座。

但在金融資本、兩黨“建制派”、官僚體系和媒體的聯手絞殺、不斷“抹黑”下（布什、麥凱恩這種共和黨內根深蒂固的政治家族主動跳出來“站隊”瞌睡喬，推特和福克斯新聞網這種全國性社交軟體和媒體反水“禁言”川普，共和黨佔多數的聯邦最高法院不斷駁回川普的選舉訴訟，對川普來說他們已經不是“豬隊友”了，而是從“神隊友”變身“神對手”）。

像川普這樣的“奇葩”一定會被用各種方式“做掉”（真的就是“做掉”，最後時刻肯定是無所不用其極，美軍參聯會都公開表態只會效忠憲法，言下之意只要美國現行憲法體制確認了拜登當選，而川普還賴在白宮不走，海豹六隊再搞一次“海神之矛”行動【擊斃本·拉登的行動代號】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況且還有一大幫子聯邦執法機構等著給拜登獻上“投名狀”呢，特勤處的兄弟們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了）後換上“自己人”。

下面的那棟房子會不會變成白宮

至於透過推動修憲這樣的非常規手段從Deep State手中奪回對國家的掌控權，那更是天方夜譚。美國今天的政治體制就是建立在所謂的反抗“多數人的暴政”（即西方口中的“暴民政治”）基礎之上。

不要說修憲需要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贊成的基礎門檻，更不要說這之後還需要在眾議院獲得全國四分之三的州支援即38票（一州一票，和這段時間媒體經常提到的眾議院直選總統一樣，只不過門檻更高）。

恐怕到時候連願意提出修憲動議的總統和議員都找不到，這就是在投票革自己的命（美國修憲確實極為困難，歷史上11000多條修憲動議最終獲得透過成為憲法修正案的只有27條，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斯皮爾伯格拍的《林肯》，講的就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林肯在即將取得南北戰爭勝利的情況下，如何促使國會透過憲法第13修正案【簡稱“廢奴法案”】，同時還能順便了解一下美國的“遊說”制度）。

推動《廢奴法案》讓林肯心力交瘁

在無法選出普通有產階級代表，也無法改變現有體制的情況下，那麼最初由反抗英王不斷增稅的自由民兵建立的燈塔國將有很大可能最終被反抗政府不斷增稅的自由民兵徹底埋葬。

裝備精良的美國現代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