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6日晚上，臺北“榮民總醫院”三輛凱迪拉克呼嘯而至，兩位出交通事故的患者一起被送到急診室。急診室裡，醫生、護士衝進衝出，忙作一團。

九月的夜晚還算是涼爽，可是醫生護士們都緊張的出了一身汗。因為今晚送來的這兩個患者可不是一般的人。

剛被送來的時候，窗戶旁邊的那位女士一直昏迷著，而旁邊的男士滿臉是血，衣服上也沾有血跡。可能是因為流血過多，他十分虛弱地靠在床邊，讓醫生幫忙處理傷口。

沒多久，靠窗戶的那位女士醒了，接著便是滿急診室的叫疼聲：“哎喲，疼死我了，都是安全工作沒有做好，讓我受苦。”緊接著，她又嚷嚷著讓醫生給她做一個全身的徹底檢查。

這個操著上海話一直在喊疼的女士是宋美齡，而與她一同被送到醫院的那位男士是她的丈夫蔣介石，而導致蔣介石與宋美齡被緊急送往醫院的是發生在1969年9月16日下午的一場不同尋常的交通事故。

蔣介石與宋美齡

交通事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可是這個詞似乎和蔣介石挨不上邊兒，如果說這不是事故，是暗殺，那麼這倒是可能發生在蔣介石的身上。

1912年，初涉政壇的蔣介石首先經歷的大事就是暗殺陶成章，而暗殺陶成章也成了民國時期用暗殺手段對付政敵的先例。之後，蔣介石便把暗殺作為對付政敵和對手的有效手段。

自蔣介石掌握國民黨的統治後，暗殺事件層出不窮，而他的對手和政敵也群起效仿，紛紛把槍口瞄準了蔣介石。

最著名的一次莫過於“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對蔣介石的五次暗殺，而在廬山的一次暗殺，差點讓蔣介石丟了命。

王亞樵

在臺灣，蔣介石對於自己的安保工作一向是十分注意，每次出行必定十分的謹慎。蔣介石每次出行的時候，都會有四五輛同一型別的汽車組成車隊出行。

蔣介石的座駕

上面這張照片上的凱迪拉克，正是蔣介石到臺灣之後最常用的座駕，車號為0888。事故發生前，在這輛車的前面是一個五人座的凱迪拉克，被稱為“先導車”，隨後是蔣介石的座駕和替代車，第四輛則是侍衛的車，第五輛是秘書人員的車。

蔣介石出行，車隊可算是把方方面面都想到了，至於為什麼車隊裡是一系列的凱迪拉克，據說是因為宋美齡特別鍾愛凱迪拉克。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凱迪拉克一直備受美國各界總統的青睞。

1953年，艾森豪威爾乘坐一款首批次產的凱迪拉克Eldorado車型，在其總統就職典禮上精彩亮相。

在蔣介石看來，美國總統看中的車想必絕對可靠。透過臺灣早先的《特別警衛綱要》記載，蔣介石出巡的車隊完全是仿照美國總統出行的模式。

首先，沿途要周密部署；其次，由軍警站崗放哨，並且在關鍵的地點進行清場。即使有了如此靠得住的車隊，讓蔣介石意想不到的事兒還是來了，更差點要了他的命。

蔣介石與宋美齡

這場不同尋常的交通事故，讓蔣介石與宋美齡都住進了醫院。事實證明，這次交通事故成為了蔣介石的催命符。

說它不同尋常，首先，蔣介石十分的小心謹慎，他的安保工作做得是滴水不漏，怎麼會出這種岔子呢？再者，蔣介石的車隊，可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夠看得見的，因為蔣介石出行是要戒嚴的。

蔣介石敗退臺灣後，先後在臺灣各地建造行館二十七處，而每個行館都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位於臺北市中心的“士林官邸”是蔣介石在臺灣最主要的居住地。

士林官邸

1969年，臺北，住在這裡的人似乎都知道，中山北路五段，還有福林路的交叉口，能不走就不走，因為蔣介石就住在這個交叉路口東南側的“士林官邸”。

在平常的日子裡，蔣介石每天早上九點要去上班，從他居住的“士林官邸”到他的辦公室，全程約四公里。

別看只有短短的四公里，可沒讓人少費心思。在這四公里中，經常會有穿著便衣的人，手裡做著自己的事情，眼睛卻盯著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們要防止一些變動，等待著蔣介石的車隊。

蔣介石的車隊經過這裡，路口的這個紅綠燈，甭管上一秒是紅是綠，下一秒車隊經過，一律變綠。

可以說，這個紅綠燈對於蔣介石的車隊來說就是個擺設，只要是車隊經過，路口就會交通管制，保證他順利透過。

蔣介石出行如此的大張旗鼓，安保措施夠嚴密了，但在有一個人看來，這種程度還遠遠不夠，提出異議的人就是嚴家淦。

作為蔣介石的副手，嚴家淦看到了會對蔣介石安全構成隱患的地方。在從“士林官邸”到“總統府”的途中，會經過鐵路與公路的交叉道，有火車透過這裡的時候，蔣介石的車隊就要停車等候。

列車透過是有時間表的，稍微查一下，就可以避開等候火車的時間，可是要蔣介石按照火車的時間表出門辦公也是不可能的。

曾經擔任“保安司令”的嚴家淦琢磨著，像這樣的路段，旁邊的小樹叢很容易成為掩護狙擊手的屏障。

嚴家淦

雖然蔣介石的座駕上裝配有高階防彈玻璃，但是以當時防彈玻璃製造的水平，其實一把普通的狙擊步槍都可能讓蔣介石喪命。

如果不想等火車，難道要火車改道嗎？這個不現實的想法馬上被抹去了。修一個公路橋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僅僅因為一個人就修橋，這也太奢侈了，可是在嚴家淦看來，再奢侈也沒有蔣介石的安全重要。

說幹就幹，鐵路局與市政府在嚴家淦“善意的建議”下開始動工，沒多久，橋修好了，並被命名為“復興橋”，可是，還有讓嚴家淦發愁的事兒。

1969年的臺北，像這樣的橋下面一般都會有老百姓擺個攤兒，做個小買賣什麼的。“復興橋”修好了，老百姓心裡也知道，這橋是修給蔣介石的，橋上面你蔣介石走，我們在橋下總可以擺攤做點買賣吧。

可是沒過兩天，來了個人貼了一張告示，內容非常簡單：“橋下不許擺攤兒”。原來，橋下有人擺攤的事讓嚴家淦給知道了，於是他下令不但橋上要戒嚴，橋下面也要戒嚴。

因為修這個橋的目的就是顧慮到蔣介石的安全，如果橋下人員混雜，假如有人想炸橋，蔣介石逃都逃不掉。

擺攤兒的老百姓都走了，這座橋也就成為了為數不多的下面沒有小攤小販的橋。對於嚴家淦的這番舉動，蔣介石當然不會拒絕，他還跟嚴家淦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深謀遠慮，殊堪嘉獎。”

如此嚴密的保護，就差把蔣介石裝在鐵桶裡了。可正像蔣介石所說的，這萬一還是發生了。

蔣介石與宋美齡

1969年9月16日深夜，臺北街頭不同於往日，街道上的軍車來往穿梭，整個臺北都籠罩在一種緊張的氛圍中，不斷傳出蔣介石夫婦遭遇暗殺的訊息。

當天晚上，滿身血跡的蔣介石和已經昏倒的宋美齡被緊急送往“榮民總醫院”接受治療，而導致蔣介石夫婦被緊急送往醫院的原因，正是當天下午發生在臺北陽明山上的一起不尋常的車禍。

蔣介石的安保工作如此的嚴密，怎麼還會出紕漏呢？車禍發生的地點就是臺北陽明山的“仰德大道”，這條道也是專門為蔣介石而修的，這和蔣介石多年來的一個習慣有關。

每逢夏天，蔣介石都要去陽明山避暑。蔣介石初到臺北時，不大適應臺灣的海島氣候，住在陽明山上原臺灣糖業公司的招待所。

在陽明山住下，蔣介石不但覺得那兒清靜，而且夏天也比較涼爽，所以，蔣介石便養成了一個習慣，只要每年六月間沒有特殊情況，蔣介石和宋美齡就會搬到陽明山去避暑，直到十月前後才會下山回“士林官邸”。

仰德大道

“仰德大道”正是為了方便蔣介石上下“陽明山官邸”而撥專款修建的。除了山體比較陡峭之外，這條大道堪稱是當時臺灣最高階的一條公路。

直到現在，“仰德大道”依然是臺北士林區通往陽明山的主要道路。也就是在這條花重金修建的“仰德大道”上竟然能發生車禍，難怪有人說這是一場有預謀的暗殺。

就在車禍發生之前的幾個小時，1969年9月16日上午，一切還都有條不紊的進行著，沒有絲毫的預兆。蔣介石神采奕奕地主持了軍事會談，軍方高階將領都出席了那天在陽明山舉行的會談。

蔣介石從1925年起一直到1972年，一直保持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原件，目前是被儲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其中有一篇是他記錄當天車禍的日記。

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述：“與妻乘車巡視市區，不料回程至村頭時已黃昏，忽爾座車與前導車相撞。”

接到蔣介石夫婦要去車遊的訊息之後，蔣介石的侍衛們就習慣性的忙活起來，安插便衣崗哨、交通管制，總之一個不落的準備起來。可侍衛們不知道，與往常無異的行程在1969年9月16日出問題了。

1969年9月16日下午四點鐘，蔣介石和宋美齡一起乘車到臺北近郊“兜風”，五點鐘左右，兩個人“兜風”回來，車隊向著陽明山駛去。一切看上去都是那麼的平靜，可就在“仰德大道”的永福附近，平靜被打破了。

當車隊上坡沿著陽明山“仰德大道”前進到嶺頭、永福附近的地方，剛好有一輛下山開往市區的公路局客運班車停在永福附近一處站牌，等候乘客上車。

當蔣介石車隊的“先導車”駛過一道大彎，距離那輛停靠在路邊的公路局客運班車兩三百米的時候，忽然有一輛軍用吉普車從客運班車的左後方超車躥出，迎面朝著“先導車”急駛而來。

“先導車”的司機當下立刻踩剎車與這輛吉普車擦身而過，緊跟在“先導車”後方的蔣介石的座駕反應不及，硬生生地朝“先導車”的後車廂撞去。

這次猛烈的撞擊，讓蔣介石的座駕車頭和“先導車”的後車廂都被撞了個大窟窿，整個車頭都被撞得凹陷了。

在車輛行駛過程中，誰也沒有意識到危險即將到來。當時，蔣介石坐在車的右後座上，正倚著柺杖閉目養神。坐在車左後座的宋美齡則是習慣性地翹著二郎腿，看著窗外的風景。

當蔣介石的座車撞向前方的“先導車”時，不管是司機還是蔣氏夫婦，誰都沒有準備。車禍發生之後，後面的兩輛凱迪拉克趕緊停車，侍衛們慌忙跳下車檢視。

眼見著肇事車輛一溜煙跑了，只留下了一片凌亂的車禍現場，還有車隊所留下的那一路的剎車痕跡。

蔣介石的座駕裡面是什麼樣的情景？折斷的柺杖、帶有血跡的假牙，還有宋美齡掉落的高跟鞋。侍衛們趕緊把摔下座椅的宋美齡攙扶起來，而蔣介石則是在嘴唇附近鮮血直流。

車禍發生得太突然，蔣介石的身體猛地向前衝去，直接撞到了駕駛座後側的隔板上，他手裡握的柺杖當場折斷，蔣介石的假牙在撞擊的瞬間也飛了出去，嘴唇當場就被撞出血來，胸口更是一陣劇痛。

而宋美齡頸部受到重創，他的膝蓋也撞到了前方的玻璃隔板上，疼的她大聲慘叫，高呼救命。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宋美齡還一度昏厥。

其實，蔣介石的這輛座駕十分的堅固，因為它經過特殊的改裝，可正是因為改裝，使得蔣介石原本七分的傷變成了十分。

問題就在車內被拆掉的座椅，蔣介石的這輛凱迪拉克是美國通用公司1958年生產的四門七座轎車，它配備有防彈玻璃，車整體是長6米多，寬2米。

車內的空間本來就很大，但是為了能夠讓蔣介石在車裡乘坐的更為舒適，使他的腿能夠自由的伸縮，車裡的其它多餘座椅都被拆掉了，這樣前後座椅的距離要比普通的轎車大得多，這也就使得撞擊時的力度相對也加大了。

可在車禍現場，侍衛們都被嚇得驚慌失措。暗殺見過，可車禍這檔子事兒，自打他們保護蔣介石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

車禍案發時已經是下午五點鐘，秋天的時候，太陽總是會落得比較早，光線也十分的昏暗。在後面，護衛車上的代理侍衛長孔令晟趕緊下車檢視，但是，肇事車輛早已經逃之夭夭。

孔令晟的第一直覺，這是否是一場有預謀的暗殺呢？因為像交通事故這樣的事兒發生在蔣介石的身上，太不可思議了。

蔣介石的生活作息一向規律，而這規律很有可能成為有心者實施暗殺的計劃表。

車禍發生的地點是在“仰德大道”的拐彎處，“仰德大道”是依山而建的公路，因為山勢陡峭，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在下午五點鐘，天色昏暗這個時間點，是否也是有人計劃好的呢？

車禍發生之後，哪裡顧得上那麼多呢？把蔣介石夫婦趕緊送醫院才是最要緊的。

待隨車的醫官檢查過蔣氏夫婦的狀況，確定兩個人沒有生命危險之後，侍衛們手忙腳亂的將蔣介石夫婦送到了臺北最好的醫院“榮民總醫院”，也就有了在文中一開始所提到的那一幕。

榮民總醫院

到了“榮民總醫院”，蔣介石夫婦被推進急診室。幾乎嚇呆了的孔令晟，這時才想起下令，緊急尋找那輛闖禍逃跑的吉普車，並立即打電話給蔣經國，告訴他蔣氏夫婦出車禍了。

1969年9月16日下午，蔣經國正在開會，當得知蔣介石和宋美齡遭遇車禍時，蔣經國的心都揪了起來。

作為一個兒子，蔣經國想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出行一向謹慎小心的父親會遭遇車禍呢？肇事車輛現在又在哪裡呢？儘管心中有無數個疑問，但是蔣經國明白，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傷勢究竟如何。

蔣經國到了“榮民總醫院”，馬上前往病房探望，叫疼叫得最厲害的是宋美齡，她的腿部膝蓋略有拉傷，脖子也有一些扭傷。蔣介石經過初步的診治，主要是嘴唇小範圍的撕裂傷，這樣看來，好像傷的並不重。

蔣介石與宋美齡

但在當時，宋美齡與蔣介石都已經分別是七十三歲和八十三歲的老人了，這樣的車禍他們還能不能扛得住呢？按照醫生的叮囑，決定在醫院住上兩個星期。

孔令晟把車禍發生的經過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蔣經國，而肇事的吉普車卻不見了蹤影。“吉普車”，蔣經國順勢問下去，“什麼樣的吉普車？車號記下來沒有？”

這下可算是問住孔令晟了：“那種慌亂的情況下哪還記得車牌號啊，完全沒印象。”再問問一旁的侍衛，一個個的搖頭，但是孔令晟的一句話，讓蔣經國神經一下敏感了起來。

孔令晟說道：“車牌號因為慌亂不記得了，但是可以肯定，那是一輛軍用吉普車。那就是說，肇事車輛肯定是軍方的。”

在蔣經國看來，只要扯上軍方，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再加上得知那輛肇事的吉普車片刻未停便逃跑的情況之後，蔣經國似乎可以斷定，這就是一起蓄意製造的車禍，目的是想暗害蔣介石。

蔣介石

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後，對臺灣的統治日益嚴密，經過多次整肅之後，不僅逐一排除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還透過整頓軍隊，徹底解決了在內地時期令他頭疼不已的“雜牌軍”，使整個軍隊都變成其嫡系部隊。

到了60年代末，蔣經國已經掌握和控制著臺灣的警察、“憲兵”和情報特務機構。

似乎可以說，臺灣已經成為“蔣氏父子”的天下，但是，“蔣氏父子”依然擔心會有漏網之魚，有人伺機篡權。在蔣經國看來，這次車禍很有可能就是“反對派”針對蔣介石而來的。

蔣介石與蔣經國

想一想當前的形勢，再加上肇事的車輛是軍方的，蔣經國似乎可以確定這絕對是一場有預謀的暗殺。

得出這個結論後，蔣經國馬上下令，命令封鎖陽明山道路，盤查軍用吉普車，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找到肇事車輛，查明真相。

那個年代沒有交通攝像頭，沒有實時監控，想要找出肇事車輛，盤查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於是，整個臺北市各路軍警緊急出動。

當天晚上，臺北市內的大街小巷，“憲兵”和警察的車輛到處賓士，在中山北路，一路上都有“憲兵”在沿路排查過往的軍車，陽明山乃至整個臺北都籠罩在一片驚恐不安之中。

蔣介石出行，沿路都佈置有便衣崗哨，但是當天交通事故發生的時候，沿途的崗哨任憑肇事吉普車逃脫，不知其蹤跡。事故之後，整個崗哨又像個擺設一般，沒有關於肇事車輛的任何訊息。

軍警和情治人員追查了整整一天，可是關於那輛肇事的軍用吉普車沒有任何訊息。雖然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可是按照蔣經國的要求，軍警和情治人員還是每天都要去向蔣經國彙報。

當時，蔣經國正在看檔案，情治人員向他報告說，目前還沒有肇事車輛的任何線索，不過還在繼續查。此時，蔣經國合上檔案，“啪”的一下摔到了桌上，他拍著桌子說道：“告訴你們，不管有多難，務必得給我查個水落石出。”

誰都清楚這起“車禍案”如果不找出肇事的軍車，絕對不會草草結案。為了儘快破案，蔣經國下令成立專案小組，務必要找到那輛肇事的軍車。

專案小組只專注於盤查軍車，可是這肇事的軍車哪會等著你去查呢？肯定不知道躲到哪兒了。

專案小組的成員們正為這兩個月每天都得看著蔣經國的臉色而發愁的時候，一位老探員出了個主意：“既然是軍用吉普車，跟民用吉普肯定不一樣，那查的方法也不一樣，軍方在出車時會有相應的記錄，只要把那天外出的軍用吉普車逐一登記，進行摸排，也許就能找到新線索。”

這個辦法果然奏效，專案組很快就找到了那輛肇事的吉普車和車主。原來，那是一名陸軍師長的專用吉普車。

據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灣“國史館”的解密檔案，在這其中沒有關於這名師長的姓名以及長相的記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得知找到這位師長之後，蔣經國親自對這位師長進行審訊。

那位師長被押解到審訊室，一看到蔣經國，心裡一陣打鼓：完了，“太子爺”親自審訊，看來自己這次真是犯了大事兒。

聽蔣經國說自己要暗殺蔣介石，這位師長趕忙否認：“沒有，沒有，自己絕對沒有要暗殺蔣介石夫婦。”

這位師長交待，車禍發生的當天下午，自己參加完軍事會議已經四五點了，急著趕回家與家人吃飯，就叫司機快點開。

當他的吉普車在“仰德大道”上狂奔時，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造成了一起車禍，也不知道當時發生車禍的正是蔣介石的座車。

於是，蔣經國問他：“那當時你為什麼不停下來，反而一溜煙跑了呢？”那位師長辯解說，自己真的不知道那是蔣介石的座駕，但一看車隊，是一水的凱迪拉克，從車隊的豪華程度還有那種氣派上看，車裡坐的絕對不是一般人，哪兒敢停車呀？還不趕緊跑？

發生交通事故的那天晚上，整個臺北緊急排查軍車，他就覺得大事不妙了，再一打聽，聽說被撞的是蔣介石，更是嚇得魂不附體。

這位師長琢磨著，要是自己不說，司機不說，說不定就能瞞過去。師長帶著司機兩人開著車一起逃竄到了南部鄉下，想要躲躲風頭。讓這位師長想不到的是，這輛軍方吉普車是登記在案的，這回他肯定逃不掉。

想必這位師長的這套說辭是被“蔣氏父子”接受了，最後蔣經國下令，給予這位少將師長撤職查辦的處分，而那個駕駛吉普車的司機被送到軍事法庭進行軍法審判，最後是死是活也沒有定論。

當暗殺的可能性被排除之後，兩個肇事者受到處罰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是在蔣介石的官邸內，曾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肇事的真兇還逍遙法外。

而他們所說的肇事真兇就是蔣介石座駕的司機徐達生。徐達生任蔣介石的侍衛三十多年，一直以來沒有犯過什麼大錯，而這一回被指認為是車禍案的元兇，這中間究竟有什麼緣由呢？

車禍發生的時候，蔣介石車隊的“先導車”先是緊急剎車，避免了與肇事車輛的碰撞，緊跟在“先導車”後方蔣介石座車的司機徐達生，原本也應該緊踩剎車，但是，可能是一時分神，也可能是緊張過度，他一腳把油門踩到底。

“轟”的一聲，整輛車硬生生地朝“先導車”的後車廂撞去，蔣介石夫婦也身受重傷。

在車禍發生後不久，徐達生也承認了自己所犯的過失。按道理說，徐達生的過錯和師長相比更為嚴重，可是徐達生非但沒有受到任何的處罰，還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

宋美齡甚至還說：“錯不在徐達生，應該饒恕他的無心之過。”而侍衛長孔令晟則受到了停升一年的處分。

讓人堪憂的是，這起車禍要是仔細琢磨，其實也並非意外。

1969年，在臺灣，交通事故時有發生，肇事者多為軍車，當事者則多為平民百姓。軍車哪怕在陡峭的山路上，車速都超過60公里。面對軍車的肆無忌憚，平民百姓也只能忍氣吞聲，見怪不怪，而蔣介石這場車禍也只是其中的一例。

“車禍案”發生之後，人們對於這場車禍是由誰造成的，這是否又是一場有預謀的暗殺爭論不休，試圖辨證真偽。而對於這場車禍的當事人，蔣介石和宋美齡，他們又是怎麼想的呢？

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對於車禍這段經歷有這樣的記載：“與妻乘車巡視市區，不料回程至村頭時已黃昏，忽爾座車與前導車相撞，當時妻已暈倒，餘則口鼻撞破出血甚多，妻傷勢較重也。”

在日記中，蔣介石短短一句話描述了車禍發生的過程，而對於他與宋美齡都受傷這件事，蔣介石反而更擔心宋美齡的傷勢，認為宋美齡的傷勢更重一些。

蔣介石

而蔣介石不知道的是，就在這場車禍發生的兩個月之後，蔣介石的心臟出現了致命的問題。

蔣介石夫婦被送到醫院急救後，醫生在初步診查時發現蔣介石的外傷，主要是嘴唇小範圍撕裂。車禍發生當時，蔣介石的胸部受到碰撞有陣痛，但事後並沒有覺得胸部有任何不適，所以壓根兒沒想到胸腔或心臟受傷的問題。

車禍發生的兩個月之後，蔣介石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做例行檢查，在心電圖檢查專案中，醫生髮覺隱藏著嚴重的危機。

在蔣介石心臟大動脈的部位傳來了一陣陣的發音，後經證明，陽明山車禍撞擊的瞬間，蔣介石的心臟主動脈瓣膜曾受到了重創，這也是日後導致蔣介石心臟衰竭的一大原因，心臟衰竭成為了蔣介石晚年生活苦難的開始。

車禍發生之前，蔣介石已經83歲了，不論春夏秋冬，每天早上五點鐘，“士林官邸”還是一片漆黑的時候，蔣介石就會起床。

他會先倒上一杯白開水，等它冷卻到60度再喝。之後，他會在陽臺做做早操，背誦一些詩歌，二十分鐘之後，他會回到房間裡寫寫日記，看看報紙，遇到有意思的事情，他還會用筆把它們給畫下來。

大約在早上九點鐘的時候，他會換好衣服準備出門上班。如此規律的生活，在車禍之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車禍案”結束了，原本該受到懲處的蔣介石司機沒有受到處罰，原本在車禍中過錯不重的肇事司機和師長被嚴處。

宋美齡

而這一場車禍帶給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創傷是致命的，宋美齡的腿部受到相當大的創傷，直到晚年每逢冬天都會不適，難以行動。

車禍發生前，蔣介石一年四季只有幾次小感冒。車禍之後，蔣介石的身體每況愈下，經常臥病在床。他曾經對來“士林官邸”看望自己的嚴家淦說：“陽明山上的這場車禍，至少讓我少活20年。”

1971年5月22日，蔣介石再次做例行體檢，醫師發現他的情況進一步惡化，蔣介石心臟有明顯擴大現象，嚴重時甚至連呼吸都困難，車禍的後遺症一天比一天突顯。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最終因心臟功能衰竭而病逝於臺北。

#學問分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