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創業以來的第三代，因為有父祖開創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當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因為蒙古人的傳統，免不了還要學習馳馬疆場，但是也有了條件接受一些較好的教育，和起於草莽的成吉思汗迥異了。1251年，忽必烈的親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元史世祖本紀記載道：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歲辛亥，六月，憲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長且賢，故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

由此可見，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時候，忽必烈就有“大有為於天下”的抱負，在他的身邊開始聚集一些有學問的人才。忽必烈對漢族的文化很有興趣，非常的神往，這就象我們今天很多國家的年輕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樣，所以，當時的忽必烈就已經延聘了不少的漢人到王府來做幕僚，向他們學習漢人的文化和制度，這些許多漢族的幕僚中間，有一個當時叫做“子聰”的和尚，他就是後來主持營建北京城、改國號、制定朝儀的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劉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聰，任官後而名秉忠。他祖籍瑞州，世為遼朝官宦大族。曾祖父任金朝邢州節度使，家居邢州，所以從他祖父劉澤始為邢州人。元世祖即位之前，海雲禪師奉召，路過雲中時聽聞劉秉忠博學多才，邀與同行。劉秉忠拜見元世祖後，元世祖甚為稱讚，多次垂詢。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其深入研究《易經》及宋邵雍《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占卜無不精通，天下事瞭如指掌。元世祖甚是寵愛，留其身邊供職。

劉秉忠受命後以天下為己任，凡國家大小事務，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深得皇帝寵信。所推薦和提拔的人，後都為名臣。至元三年（1266年），劉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東北設計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規模宏偉，工程浩大，在劉秉忠和張柔、段楨等主持下，進展很快。

至元六年（1269年），劉秉忠訂立朝儀，制定官制，朝見皇帝禮節、百官的服飾及俸祿等。至元八年（1271年），劉秉忠建議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將蒙古更名為“大元”，忽必烈採納了，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來。劉秉忠還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營建。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大都宮闕建成。

公元1271年12月18日，由劉秉忠領銜，幾位大臣給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說：“元正、朝會、聖節、詔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禮。”就是說按照忽必烈認可的方案，改國號行朝儀的一系列策劃工作已經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興，批准了他們的方案，正式建國號為“大元”，取自於《易經·乾篇》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這句話。其中大元中的“大”字並非類似大漢，大唐那樣的尊稱，因為統治者是蒙古人所以又叫蒙元或胡元。為此，朝廷下了一道詔書，公告天下。

自秦以後，中原王朝傳統上不再以族名為國號，以此顯示皇帝超越民族界限、為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忽必烈在《建國號詔》中說“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意思是他要統一四海，繼承華夏曆代“百王”的正統地位，必須有一個承接漢文化正統的的“美名”。這樣，僅僅用“蒙古”這個民族的名稱，已不足以表示新王朝的涵義。至於選用什麼樣的國號，這份詔書中說“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忽必烈又曾說：“昔為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為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謂之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大意是：秦、漢國號源於其興起之地的地名，隋、唐的國號源自其開國皇帝在前朝受封的爵位，這種拘泥於百姓習慣了的稱謂只能算是權宜之計，要讓它覆蓋整個天下就顯得有失偏頗，不足效法。所以新國號定為“元”，“元”的意思是大，但是“大”尚不能完全表達新國號所應有的含義，而“元”可以解釋為大到極點，因此才被採用。

一年後，在劉秉忠規劃下，元帝國建都於金國中原的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