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於形勢，太平天國要求農民“照舊交糧納稅”。這一措施雖然暫時緩解了太平軍的供給困難，但對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無助，反而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承認。在一些地區，太平軍規定“富戶貧民宜一體完納”，“示諭佃農照常輸租”。太平軍還在江浙等地發給地主田憑，設立收租局，公然保護地主利益，強迫農民交租，規定租戶“仍將該還錢米繳還原主，不得抗欠”。不僅如此，在太平天國統治的許多地區，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不斷加重。有些附加稅，如田捐由太平軍直接向佃農徵收，就更加引起廣大佃農的不滿。對於近代中國的農民來說，沒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會產生積極的政治熱情。

太平天國既然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那麼也就不能指望農民對它繼續支援。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政權迅速異化，其領導人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規定不同的等級享有不同的特權，從反皇權到迷戀皇權。天王洪秀全了“獨一真神”，為了神化自己，自稱“天生真主，命作君王”。整個領導層為“繁華迷惑”，一窮奢極欲，愈來愈腐化，完全脫離了廣大農民。隨著太平天國上層的皇權化，其鄉村的基層組織也逐步異化。

鄉官制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的基層組織，可是後來逐漸為地主和地痞無賴所把持，“軍帥請當地有身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這些人利用職權，在鄉間橫行霸道，對農民“敲詐逼勒，無所不至”。鄉官和鄉官制愈來愈不能維護農民的利益，甚至走向農民的對立面:這就極大地動搖了太平天國的政權基礎。最後，當面臨中外敵人的聯合進攻時，太平天國由於再也得不到廣大農民的支援，就只能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太平天國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為出發點，而卻以“肅體統、大一尊、一人垂拱於上、萬民鹹歸於下”的封建政權為歸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質的經濟事實中。農民是小生者，他們既分散又落後，他們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來代表他們，來主宰他們，而這個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別的了。因此，舊式農民起義的領袖們，往往用平等思想來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來坐天下，這就不足為怪了。洪秀全作為一個在長期封建專制君主制環境裡成長出來的農村知識分子，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成為一個專制帝王。

“無論是太平天國抑或義和團運動，在政治上都沒有搞什麼近代化，而是因襲了封建的皇權主義。所謂皇權主義，作為思想體系來說，是帝王思想;作為政治制度來說，則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他們既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又在自己的政權組織中因襲了封建政權的某些內容，諸如君主政體、君權神授、聯即國家、王位世襲和等級制度等等，這些封建因素逐漸地變成了熔解太平天國農民政權的熔爐，促使洪秀全從農民領袖的峰巔滑向封建皇帝的深淵，加速了農民政權的封建化和走向夫敗的過程。”

太平天國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農民政權，沒有使農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太平天國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推翻了清朝的專制統治，卻又建立起神權與王權相結合的專制制度。太平天國這個在農民戰爭烽火中誕生的政權，依舊建立在封建經濟基礎之上，因襲了封建君主政體。封建主義加上神權主義，便形成了太平天國的特權主義。在所謂的農民政權中，造成了它的特權階層。天王洪秀全雖無皇帝之名，卻有皇帝之實，掌握著“一切生死黝陸等事”的最後決斷權。以封建主義原則，以等級制度處理領導集團內部以及領導集團成員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制定了“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禮制，要求人們作為道德規範倍守不渝。先起義的有更多特權、一人封王一家得道。

在廣西永安州時，就定下了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襲的制度，有天王垂範、有諸王緊跟攀比、還有制度保證。封建君主制和等級制是封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一種地主階級的思想。由於地主階級思想是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處於被統治地位的農民階級不可能不深受其影響。洪秀全仿照封建政權模式，因襲封建君主制和等級制。洪秀全為了達到由他的子孫永遠作為太平天國君主的目的，下令實行世襲制。他的皇權思想和宣樂卞女獻旱中圍樓緯立秋的腐壞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