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為司馬光所著，宋神宗因其“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故賜此書名。

全書共294卷，逐年記載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這1362年間發生的大事。除採用正史資料外，還博採雜史300種以上。

這部史書，毛主席讀了17遍，可謂通覽透覽。可見本書確實是“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鑑”的歷史豐著。

中華歷史浩遠流長，從夏商周至春秋，司馬光卻從三家分晉述起。

歷史史實是：周烈王23年，即公元前403年，周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即封這三個人為諸侯國君。

為何司馬光從此事記起？我以為司馬光的初衷是：

三個晉國的大夫，竟然廢了國君，把一個囯家分了，破壞了君臣有別、尊卑有差、長幼有序的禮制。而周烈王作為維護禮制的天子，居然認可了這種毀壞天下制度的悖逆行為。“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不過，禮樂崩壞，春秋不就開始了嗎？為什麼從周烈王開始算帳呢？

司馬光認為春秋時期，周室雖然虛弱，但仍能堅持制度不動搖，所以雖弱卻不倒。而周烈王足帶頭亂政，導致了自己的徹底滅亡。

為此他還舉了個例子。

當年晉文公有幫助周襄王復僻的大功，周襄王要賞賜他。晉文公提出要象天子死後一樣，能夠隧葬。

（周襄王）

所謂隧葬，是指有墓道的葬制。周禮規定，只有天子死後下葬，墓口可開挖斜的墓道，棺槨從墓道下去。諸侯死了，不準開挖墓道，棺槨只能垂直吊放入墓坑。晉文公顯然有逾制的非分之想。

周襄王堅持了原則，沒有準許。他對晉文公說：“周朝制度很明確。現在沒有改朝換代，墓制一改，等於有兩個天子，這也是叔父您所反對的。如果您不服從，您有地，想隧葬，又何必請示我呢？”

（晉文公）

周襄王不同意，晉文公也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隧葬一事就此不提。

司馬光就是用這個例子說明一個國家的當家人不能帶頭破壞制度，自壞長城。

《資治通鑑》是給天子看的，所以司馬光要直指天子之失。

這就是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意思是，草是隨風搖擺的。國君的言行如風，百姓如草。上如何行，下則如何效。

當一個領導人，對自己的一言一行，豈能不謹慎？更不用說一國之君了！

當然，司馬光沒想到的是，三家分晉，天下從此進大國併吞的戰國時期，更是奴隸制消亡、封建制興起的開端。他記載三家分晉，實際上為中國社會的大變遷，劃了一條清晰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