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聯的那些事，前面幾篇文章講到了葉利欽是如何上位奪權的，但蘇聯的解體絕非葉利欽一人所能推動，在這裡面，還有一個關鍵人物和一個名詞：雅科夫列夫和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戈爾巴喬夫還沒有執政的時候，雅科夫列夫曾幫他鞍前馬後效勞，得到了賞識。1985年戈氏上臺後知恩圖報，任命雅科夫列夫為宣傳部長。

“民主性、公開化”這些建議就是雅科夫列夫向戈爾巴喬夫提出的，並得到了採納，雅氏也就此成為戈氏智囊團裡的首席智囊。

另一位大佬利加喬夫當時在主持書記處工作。開始，他和雅科夫列夫分工各司其職，合作得還算融洽。

但是利加喬夫很快就發現不對勁，報紙上到處都是攻擊蘇聯歷史和人物的文章。

蘇聯有它的成就，也有它的弊端，其實每個國家都是如此，全面、多維看歷史才是正確地開啟方式，而不是隻看到陰暗的汙點。

民主化、公開化的本意是分析過去的事件，建立法治以不讓悲劇重演，現在卻走向了極端，這裡面的原因是雅科夫列夫的右傾激進主義，他一味加快進度，讓戈氏的改革脫離了正常節奏。

利加喬夫是力主穩重改革的，他覺得這樣不行，會出問題，包括其他一些高官也和他意見相同。他們談論和批評這些表現，與雅科夫列夫一派開始針鋒相對。

這樣，在政治局裡，就形成了彼此鬥爭的兩派。

但他們誰也奈何不了對方，因為最後的決定權在戈爾巴喬夫手裡。

戈爾巴喬夫本人，也對一些文章和電視節目感到憤慨，但每次都是口頭說說，沒有作出什麼決定。對於利加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爭端，戈氏採取的是騎牆的態度，一會贊成雅氏，一會贊成利氏。

利加喬夫憤怒了，他給戈爾巴喬夫寫了封信，要求他干預，結果是最終發表的內容還是雅氏的刪改稿內容。

但在1988年2月，利加喬夫在中央全會上公開發言，明確表示他反對歪曲歷史的主張時，戈爾巴喬夫卻又表示了支援，政治局裡只有雅科夫列夫一個人表示反對，這令利加喬夫困惑。

利加喬夫對此回憶道：

在這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上，戈爾巴喬夫一會兒支援我，一會兒支援雅科夫列夫。這種隨機應變的做法符合這位政治家的作風。

時任戈爾巴喬夫助理的博爾金是知情人，他回憶：

在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總是持一種非常奇怪的態度，他儘量不去幹預衝突，居高臨下地觀看兩雄相爭。他沒有意識到這場爭鬥的後果嗎？當然沒有，總書記甚至還不無用意地為這場爭鬥推波助瀾，他的用意就是讓他們在這場鬥爭中兩敗俱傷以後，他們就會聽話了。

博爾金的話道出了一些原委，但從最後的結果來看，戈爾巴喬夫並不是毫無干預，因為最後雅科夫列夫的思路基本都得到了實行，並且得到了雅氏預想的結果。

有必要說說雅科夫列夫這個人，他沒有葉利欽那麼知名，在蘇聯解體過程中，他的作用絕不容小覷，因為他掌控著蘇聯的大腦。

雅氏有個公認的綽號“難以捉摸的人”，這是對他極好的評價。

他既曾堅定支援蘇聯，也當過黨內自由派，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擁護者；當過社會主義理想的宣傳者，最後當了蘇聯的掘墓人。

如此複雜的思想，確實難以捉摸。

蘇聯解體後，雅科夫列夫終於袒露了自己真實的思想，他在1994年說：

我要克服教條和教條主義，使科學回到人類生活的原本真理，布林什維克主義是“歷史的鼴鼠”，要肅清布林什維克主義。

相比葉利欽敢言敢行的作風，雅科夫列夫的策略十分深謀遠慮，他自己說，我“只能採用迂迴戰術，靈活智取和從正面意義上利用言行不一這種久經考驗的方法”。

起初，戈氏制定的計劃只是加速經濟發展。此後，由於各種因素影響，到1987年提出了社會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綱領，這正是來自雅氏的建議。

而隨後的發展，正如上文所描述，在雅科夫列夫操盤下，隨著民主化、公開化的推行，出現了一種思潮：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蘇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使社會失去了穩定，社會不穩定，經濟改革也就難以進行。

到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以民主化為綱領開始了蘇聯改革運動的新階段。

但此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已難以控制，隨著改革運動開展，各種政治勢力不斷湧現，並開始新的分化組合。蘇共領導核心發生嚴重的分歧和分裂。戈爾巴喬夫以中間路線自居，左右搖擺，從此蘇聯改革逐步陷入各種危機併發的局面。

蘇聯解體後，雅科夫列夫淡出政壇，開始著書立說，他一共寫了25本書，“反斯大林主義”始終是貫穿其思想的主線。

對雅科夫列夫，俄各界評價不一。反對者將其斥為“蘇聯掘墓人”，自由派卻對他大加讚譽。

“蘇聯改革設計師”這一稱呼，不是被冠於戈爾巴喬夫，而是雅科夫列夫，可見他影響之深遠。

在他去世後，戈爾巴喬夫稱，這是所有為了自由和民主鬥爭的人們的損失，丘拜斯等親西方民主派則慨嘆“一個時代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