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1279年，南宋滅亡以後，蒙古人建立了元王朝（公元1279-1368年）。元朝統治中國八十多年，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都很厲害，發展至元末，終於爆發了農民大起義，推翻了元朝的殘暴統治。朱元璋原來也是農民起義的領袖，但後來背叛了農民階級的利益，奪取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建立了統一的封建政權－明王朝（公元1368-1643年）。

明政權建立後，朱元璋沒收了元朝遺留下來的官田，並將蒙古、色目人等所佔有的土地和荒地都收歸政府所有。這樣既加強了中央的權力，同時又把土地賜給他的子孫、功臣，從而鞏固了統治集團的力量。

▲明太祖朱元璋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不斷兼併土地，於是皇莊、官莊和官僚地主的田莊又是大量出現，土地高度集中到統治者手裡。農民土地被掠奪，只得破產逃亡，因此造成明代中期所謂“流民”的嚴重社會問題。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在飢餓死亡的威脅下，只有起來反抗。於是又不斷爆發了新的農民起義。明代的農民起義，從英宗初年起不斷高漲。著名的如葉宗留、鄧茂七起義，農民和礦工結合，前後堅持了六年（公元1444-1450年），給福建、浙江、江西等省區的封建統治以嚴重打擊。

到了武宗統治時期（公元1506-1521年），階級矛盾更加尖銳，當時河北、四川、江西各地農民同時並起，其中如劉六、劉七領導的起義，曾兩次威脅京師，幾乎打垮了明朝的封建統治。萬曆（公元1573-1619年）中期以後，一直到明末，封建統治階級掠奪人民的土地越來越多，一些王親國戚往往佔有莊田千百頃，甚至萬頃以上。如萬曆時潞王有莊田四萬頃，福王朱常洵也有莊田二萬頃之多。而當時明朝政府剝削人民的田賦、徭役及各種苛捐雜稅，卻是越來越重。因此自萬曆以來，人民反封建的鬥爭更是不斷髮展，終於爆發了明末張獻忠、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

▲李自成帶領的起義軍

經過十多年的武裝鬥爭，到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北京。建立了二百七十多年的明封建王朝，最後給農民大起義的風暴摧毀了。明代的農業生產，耕作技術和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都有所提高。如江、浙有些地區，每畝能收米三石多，亦有收到四、五石的。浙江，福建已有雙季稻，嶺南地區還有試種三季稻的。經濟作物棉花的種植有了很大推廣，桑和甘蔗也有增加，為紡織、製糖業提供了較多的原料。手工業方面，冶煉業的技術水平也有所提高。

一個礦爐能熔礦砂兩千多斤，一日夜出鐵六次。用農、副產品加工的手工業，紡織業最為發達。明中期以後，先進的紡織業特別集中在江南的蘇州、松江、杭州等地區，如松江成為棉織業中心，蘇州是絲織業中心。紡織工具如木棉攪車、木棉彈弓等都有很大改進；出產絲織品的，還有可以織成各種複雜花紋的提花機。除紡織業外，製糖、榨油、製茶及陶瓷業等都有所發展。

▲成熟的棉花

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商業城市也跟著繁榮，還出現一些帶有專業性的市鎮。如江西景德鎮以制瓷為中心，產品遠銷中外；廣東佛山則以冶鑄業著名，所謂“工擅爐冶之巧，四遠商販輻輳焉”，成為商人云集的手工業市集。至於江南紡織業發達的蘇、杭地區，手工業、商業的市鎮就更多了。如蘇州吳江縣，嘉靖時（公元1522-1566年）有四鎮十市，其中平望鎮明初還是個小地方，後來卻變成“千艘萬舸，遠近畢集”的大市鎮；松江的楓涇，有布店近百家之多。明代的對外貿易也較過去發達，絞羅錦緞和精美的瓷器，有的遠銷到日本、南洋和歐洲各國，在國際上有很高聲譽。

由於對外貿易的發達，故商稅也成為政府的大筆收入，也促進了某些港口城市的繁榮。同時海外華僑的商業也很活躍。明代工商業的發展，使貨幣經濟也起了一些變化。原來明初是禁止民間以金銀交易的，只能使用寶鈔和銅錢，正統元年（公元436年），將江南田賦改收白銀，稱為“金花銀”；後田賦折銀推廣到全國。由於田賦改徵銀兩，農村必須將部分產品拿到市場換取貨幣來交納租稅，因而也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而白銀作為貨幣使用也更加普遍了。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提高是互相促進的，這都是廣大勞動人民透過參加生產實踐所得來的結果。

▲臺北故宮藏明代青花瓷

明末出現有一些總結工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如徐光啟編的《農政全書》和宋應星寫的《天工開物》都比較重要。特別是宋應星寫的這部書，他到過很多手工業生產的地方和農產品加工廠，進行了實地考察，所以比較正確認識到勞動群眾的作用。他在書的《序言》中說：“世有聰明博物者，稠人推焉。”即認為社會上之所以有一些聰明博物－有科學知識的人，是因為廣大勞動群眾推動的結果。他是透過實地觀察認識到這個道理的。除上面這些談工農業生產的著作外，還有李時珍寫的《本草綱目》，這是專門研究藥物的著作。

徐霞客寫的《徐霞客遊記》，在實地考察中談到一些地質上的問題。這些書到今天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明代後期，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僱工，主要集中在一些手工業發達的城鎮和地區。如萬曆時（公元1573-1619年），絲織業中心的蘇州，就有一群具有專門技術的緞工、紡工、車匠等，約有數千人之多。這些人有的有固定僱主，計日領取工資；沒有固定僱主的，就每天早晨聚集在一定的地方，等候僱請做臨時工，如緞工聚集在花橋，紡工在廣化寺橋，車匠在濂溪坊等。

▲徐霞客

他們“什百為群，延頸而望”，希望得到工作的機會，如果機房工作減少而無人僱請時，“此輩衣食無所矣”（《古今圖書整合·織工部》），即當天生活就成問題了。由此可見，這班技工，完全沒有生產資料，也無其他職業，只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而機房主則佔有織機，僱他們勞動。兩者的關係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明萬曆實錄》）。這是帶著資本主義性質的僱傭勞動關係。除紡織業外，那時在陶瓷業中心的景德鎮，民窯裡用的僱工也很多，“四方遠近，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趨之如鶩”（《景德鎮陶錄》）。

萬曆間，“鎮上傭工”，“每日不下數萬人”（《江西通志·物產》）。造紙業如江西的永豐、鉛山、上饒等縣槽房（紙廠）僱工，也是“日日為人傭役”（《江西通志·土產》），本身沒有任何生產資料。所有這些，都說明明代當時已有了資本主義萌芽。明代後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一批工商業市鎮，這些市鎮居民也逐漸形成一種力量。雖然當時所謂“市民”成員的本身，也有剝削者和勞動者的階級區分：如前者就有手工業作坊老闆、商業資產者等人；後者則以手工業作坊工人、手工業個體生產者、小商販、礦工、船伕等為主。這兩者在經濟地位上是不相同的。不過，在封建社會中，即使是上層市民的社會地位也是比較低下，他們沒有或者較少享有封建政治特權，因此，在反封建方面也有一定要求。

▲江西景德鎮

由於晚明封建統治的極端腐朽，到處派出所謂礦監稅使，搶掠人民財產，結果弄到“貧富盡傾，農商皆困”，“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還隨便捕人殺人，因而激起多次“民變”，如武昌人民反陳奉的鬥爭，蘇州紡織工人反抗稅監孫隆，景德鎮陶瓷工人反對礦監稅使潘相的鬥爭，就是著名的例子。這是資本主義萌芽以後，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中出現的新特點。

結語

明代廣大農民的反封建鬥爭和晚明時爆發的市民運動，有力地打擊了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但是反動的封建政權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它還要作垂死的掙扎，因此，明代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比過去的朝代更加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