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歷史上歷代君王都深知這個道理。

明太祖朱元璋在開創明朝之後，一方面知道防止侵略的最根本辦法，就是提高軍事實力；另一方面也知道，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還需要利用文臣的學識來管理。

而最重要的，就是吸取歷代君王滅亡的經驗教訓，既要重用武將來增加軍事實力，也要廣納賢才，提升國家的管理水平。同時，還要想辦法平衡武將和文臣之間的關係。

所以，自明朝開國以來，隨著所處時期不同，明朝的文武關係也多次發生變化。

重武輕文的明朝初期

明朝初年文武關係的主要特徵是重武輕文。根據《明史》記載，明朝是依靠武力奪得天下的，局勢穩定之後，明太祖就宣佈廢除元朝的鎮戍制度，無論是中央還是在地方上一律採用衛所制，也就是說設在地方上的衛所也不歸地方管。

衛所制的具體管理是"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當遇有戰事需要大部隊出征的時候，朝廷臨時任命一將領擔任總兵官，讓其在戰事期間擁有指揮衛所兵員的權力。

等到戰事結束，總兵官必須馬上上交佩印，參與戰事的兵員則回到各自原來的組織。衛所制的這一特點的源頭，《明史》的編纂者認為是"蓋得唐府兵遺意"。

最初，明太祖是建立統軍元帥府，統領各路武將，後來改為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掌握統兵權，所有鎮守邊疆的責任，全部寄託在武將身上，史載：

"國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尚書一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陸容在這裡是透過官階的比較得出武將地位普遍高於文臣這一結論的，中央和地方都是武將的官階比同等級的文臣高一階。

重文輕武的明朝中期

明朝中期起，武將日漸衰落，逐漸喪失了對軍隊的控制權。此時，朝廷開始重用文臣，逐步取代武將在軍隊中的控制權。這種制度的變更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

一個方面是，作為統治者，各王朝的皇帝們在國家發展安穩之後，一般都會考慮如何去削弱武將群體的權力，使得權力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才能有效地控制他們。

另一方面，文臣群體也在積極謀求自身的發展，他們深知武將權力膨脹所帶來的危害，並且充分利用統治者對於武將的防範心理，一步步的從武將手裡奪取對於軍隊的控制權。

就明朝而言，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文臣統軍制度正式確立。

該制度確立後，文武關係也發生了急劇變化，從重武輕文變為了崇文黜武。之所以出現這種演變趨勢，實際上與明朝的這種軍事制度息息相關。

早在明朝創立初期，就已經出現了文臣擔任軍隊指揮者的現象，然而這只是一些個別案例，並未上升到制度層面。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深化，統治者吸取前代的經驗教訓，意識到必須將軍隊的控制權收歸到中央，此時利用文臣統治軍隊毫無疑問是當時的最佳選擇。

明朝統治者之所以選擇由文臣來統領軍隊，究其根本是由於文臣作為經過科舉制度選拔的政治精英，從十幾歲時就開始接受儒家傳統道德倫理思想的薰陶，更加註重傳統的禮治秩序。

作為熟讀儒家經典的文臣，自古以來都是官僚隊伍的主體，朝廷透過控制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方式就相當於控制了文臣的政治權力，這就更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加強。文臣深信孔孟之道與程朱理學所規定的精神世界，這種強烈的精神信仰使得文臣堅定不移的遵守封建綱常倫理，透過忠君愛民，治國平天下來實現其政治抱負。

因此，由於文臣自身的優勢，統治者會更加信任文臣作為指揮者統領軍隊。而且，朝廷可以隨時更換統領軍隊的文臣，不會對軍隊的管理造成影響，更加不會出現武將擔任指揮官是擁兵自重，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

隨著武將逐漸失去了統領軍隊的權力，衛所制度也逐漸遭到破壞，這樣從上而下的軍事機構的變革，使得武將所任職的五軍都督府的權力日漸衰落，而代表皇帝統治軍事意志的兵部越來越受到重視。

從五軍都督府統領軍隊權力的日益減小再到兵部尚書統軍權力的不斷擴大，這表明文臣統軍制度逐漸開始確立。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朝廷不再重用武將，致使其地位不斷下降。從此以後，文臣牢牢佔據軍隊統帥的地位。

明永樂以來，朝廷持續不斷地命令更多的文臣前往地方監察軍政事務。永樂十九年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幾人巡視全國各地，瞭解軍民的困苦，安撫軍民的不穩定情緒。正統末年以後，朝廷派遣到地方的文臣統稱為巡撫。

其主要作用通常為管理地方的軍事，處理地方日常政務，有些巡撫還有提督軍務的官銜。除此之外，還有文臣擔任軍隊的總督，擁有統率軍隊，指揮作戰的權力。史料記載第一次擔任總督率兵出征的文臣當屬兵部尚書王驥，自此之後，文臣擔任總督率領軍隊作戰成為明代文臣統軍的一個重要標誌。

隨著文臣得到皇帝的重用，朝廷派遣更多的文臣到各個軍事重鎮統領軍隊。文臣深知統治者對於武將群體的不信任，經常進言彈劾。隨著文臣處理軍事事務的日益成熟，他們已經不滿足於監軍之職，渴望統領軍隊，掌握更多的軍事指揮權與軍隊的管理權。

當然，武將群體為了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也做出過努力。但是由於其本身軍事實力的下降，以及自身角色的不佔優勢，努力結果最終還是失敗。而且武將群體的整體素質不高，這就使得他們缺少與文臣競爭的實力。

另外，武將長期腐敗，導致朝廷對其失去信心。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武將的職能過於單一化，明朝中期，國家相對安定，不需要進行大規模戰爭，這就更加看重統領軍隊的官員對於軍政事務的管理能力，顯然出身於仕途，飽讀詩書的文臣更加具有管理能力。

所以武將的失敗很大一部分還是自身原因。

武將跋扈的明朝晚期

隨著崇文黜武之風的不斷盛行，朝廷幾乎沒有可以重用的武將。武將的地位一落千丈，文臣凌駕於其上，這一局面持續了較長的時間，佔了明朝的三分之二強。

到了明朝末年，各種威脅統治的問題接踵而至，此時僅僅依靠文臣顯然不足以穩定政治局面。明季兵興，有人上奏聲稱，現如今朝廷不再重視武臣，因此武功也得不到確立。

於是，崇禎皇帝開始重用武將領兵作戰，隨著武將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帶兵出征也就不再受文臣制約。不到幾年的時間，武臣就擁兵自重，逐漸膨脹，經常依仗其權力橫行霸道，欺壓百姓，與為非作歹之徒沒什麼區別。

此時，文武關係又發生了轉變，武將開始跋扈，出現了武強而文不肯弱的局面。文臣開始積極學習軍事知識，出現了武將好文的社會現象。而這其中左良玉、劉澤清就是明末武將跋扈的有力證明。

左良玉擁兵自重，甚至對於朝廷所下的詔令都置之不理。在崇禎朝時，有來自陝西總督的軍事情報，稱左良玉在武昌一帶駐兵，有盜賊的船經過漢陽流域時，被左良玉手底下計程車兵追殺，不久之後賊船就撤退。

為此，崇禎皇帝秘密派遣宦官前往左良玉的營地給他賞賜。不久之後，湖廣巡按御史呈奏章給崇禎皇帝，披露了左良玉並沒有追殺賊船有功的實情。

內閣大學士吳甡為此專門上一揭帖，稱左良玉坐視賊船過漢陽不管，導致襄陽淪陷，他卻退避到湖南，對於此事臣擔心害怕，現如今再次派遣內臣前去，如果追殺一事為虛報，就更加疑惑憂慮，所以乞求內臣暫時不要前往，等待兵部的官員查清真相再照常賞賜也不遲。

這份奏章呈上之後，崇禎帝的批註卻是，左良玉之所以撤退，是由於地方上的官員不能夠及時地捐獻糧食軍餉，朕特意用賞賜來激勵他，希望挽留這支精兵，幫助朝廷平復叛亂，現在內臣已經出發，不能中途停止了。

正是由於崇禎皇帝如此地仰賴武將，才對左良玉這種荒唐的行為如此放縱，最終導致他更加囂張跋扈。後來，南明弘光帝登基，詔書下達到武昌，左良玉卻不拜讀詔書。

由此可見，明朝末年武將的囂張跋扈程度已經到達極致。武將劉澤清的所作所為也是武將跋扈的有力證明。

劉澤清因為剿滅山東寇賊的功勞，目中無人，囂張跋扈，其言行舉止被很多文臣所詬病，兵科給事中韓如愈曾經上疏糾之。後來韓如愈奉朝廷之命督餉，行進至山東的時候被劉澤清的部下楊國柱殺害。

當時劉澤清還想謀害御史蔣拱宸，後來覺得不值當便作罷。正如都御史劉宗周所說，本朝建立三百多年以來，從未有過武將彈劾文臣的事情，更別說是蓄意謀害御史大臣，而且在朝堂之外長期操縱朝廷政事，很多士大夫都出自其門下，這種現象是從劉澤清時開始出現的。

劉宗周的這番言論的確是有感而發，因為當時劉澤清正上奏彈劾他。劉澤清的這一系列行為都足以看出明末武將的囂張跋扈。

縱觀明朝的歷史發展過程，不管文武地位格局如何演變，都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種表現，是官僚體制的一種內在鬥爭的結果。

文武關係的變化直接表現在文臣武將的地位變化中，不管是政治地位，還是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