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於1934年10月撤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啟了波瀾壯闊的“兩萬五千里長徵”。

可“戰略轉移”終究是敵強我弱，講究避其鋒芒，出其不意，“撤”比“打”重要。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讓紅軍遭受了“二次打擊”，幾乎面臨“覆滅”的危險。好在毛澤東提出的“擺脫敵人主力，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爭取主動”的建議得到了中央軍委大多數同志的認可。

長征

遵義會議，除了糾正了之前的“左傾錯誤”，和確立了以周、毛為核心的軍事指揮權外，還明確了新的戰略思想：作戰時將“機動靈活”的特點發揮到最大，不拘泥於固有的戰鬥計劃，隨機應變；“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大範圍迂迴”；根據戰場形勢，隨時調整戰略戰術，以取得最大戰果。

遵義會議

1月20日，黨中央釋出了《渡江作戰計劃》，決定離開黔北地區，經川南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然後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從而突破敵人的包圍。1月28日，紅軍行至土城一帶，被國民黨軍郭勳祺部攔截，經過一天時間的戰鬥，紅軍傷亡已經較為嚴重，想要達到殲滅川軍開啟北上缺口的目的已經無法實現，於是中央軍委當機立斷下令撤退，西渡赤水向古藺南部西進。

1月29日,中央紅軍從猿猴場、土城南北地區一渡赤水河，成功甩開了敵人。一渡赤水後,中央紅軍向古藺、敘永地區前進,想從那裡尋機渡江。此時,四川軍閥劉湘為防止紅軍入川推翻其統治,集中了36個團於長江南岸,其戰鬥力也超出預想。鑑於敵人已經加強了長江沿岸防禦,並以優勢兵力分路向我進逼。

紅軍於2月7日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原計劃,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方針，各軍團迅速脫離四川追敵，改向川滇邊的扎西地區聚集。

2月9日，中央紅軍在扎西地區集結完畢。這時,敵2路軍各縱隊分向扎西迫近。為了迅速脫離川、滇軍的側擊,毛澤東等決定東渡赤水河, 向國民黨軍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區發動進攻。毛澤東認為, 要利用敵人判斷紅軍要北渡長江的錯覺, 出其不意, 揮師向東打擊戰鬥力最薄弱的黔軍王家烈部, 以運動戰主動消滅敵人。

2月11日,中央紅軍從扎西揮師東進,2月18日至21日分別從太平渡、二郎灘等地二渡赤水河，重入貴州。

1935年2月24日紅軍攻佔桐梓縣城,揭開了遵義戰役的序幕。2月25日,中央紅軍採取正面進攻, 兩翼包圍的戰術奪取婁山關。婁山關戰鬥勝利後，毛澤東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憶秦娥·婁山關》詞: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啼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雪。” 2月26日，紅軍成功奪取遵義。

本來，在二渡赤水後，紅軍的身後還跟著川軍潘文華部、滇軍孫渡部，前面又有黔軍王家烈部和中央軍薛嶽部的迎頭堵擊,機動迴旋的餘地已經不是很大，再加上紅軍有土城新敗,川滇邊境又無法立足。

但紅軍卻在五天的時間裡，依然大破桐梓、奪婁山關、攻克遵義，並消滅了中央軍吳奇偉部九十三師大部,五十九師一部,擊潰黔軍8個團,斃傷敵2400多人,俘敵3000餘人,繳獲大量槍枝彈藥,取得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眼看連續兩次追剿均告失敗，蔣介石由漢口飛抵重慶坐鎮指揮，重新調整部署，決定以“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以 30 多萬軍隊形成了新的包圍圈, 企圖南北夾擊, 圍殲中央紅軍於遵義、鴨溪地區。為擺脫敵人，紅軍於 3 月 11 日再次撤離遵義西進, 準備殲滅周渾元部後在遵義以西建立根據地。

但在茅臺附近的魯班場進攻周渾元部未能得手,，毛澤東和軍委便決定放棄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 再次向西渡過赤水河, 以便把敵軍調向西面再圖南進。

3月16日，紅軍在茅臺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並派出一個團的兵力向西北方向的長江南岸“佯裝活動”，吸引國民黨軍隊。結果蔣介石果然上當，他認為紅軍很有可能要“北渡長江”，於是下令各部向古藺地區追擊。

紅軍三渡赤水後，為了隱蔽真實的作戰意圖，讓敵軍繼續處在“摸不著頭腦”的狀態，中央軍委決定留下紅九軍團偽裝成主力，繼續在黔北一帶活動。

蔣介石

在國民黨軍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況下，毛澤東決定，乘敵不備折兵向東，在赤水河東岸尋機殲敵。3月20日,為迷惑國民黨軍,紅一軍團的1個團大張旗鼓地向古藺前進，誘敵向西；主力則由鎮龍山以東地區突然折向東北，3月21日至22日，中央紅軍由二郎灘、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然後迅速向南渡過烏江，兵鋒直指貴陽。

當時蔣介石正在貴陽坐鎮指揮,，城內只有一個團的兵力。沒想到紅軍突然大兵壓境，連忙調集滇軍前來“護駕”，沒想到紅軍無意向貴陽進兵，而是突然轉向，進軍雲南，並且在沒有受到任何阻攔的情況下從容的度過了金沙江，就此把國民黨軍徹底甩在了後面。

四渡赤水之戰，是繼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爭取戰略主動，在川、滇、黔邊界成功實施的一次戰略性運動戰戰役。即使放眼世界，“四渡赤水”也是世界軍事史上的一次極具影響力的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是毛澤東運動戰思想的神來之筆。從黔北的赤水河到川西的大渡河，紅軍選擇了一條與翼王石達開當年相似的路線。

但不同的是，石達開所率的數萬精兵在這條路上全軍覆沒，徹底被清軍殲滅。而在七十二年後，毛澤東卻帶領不足3萬人的紅軍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重兵的包圍圈。這本是一場勢力極其懸殊的戰鬥，紅軍的隊伍每天都在減員,敵人的數量卻在一次次的增加。但紅軍卻將“機動靈活”的優勢發揮到了最大，儘管在與敵周旋時走了不少彎路，但俗話說車頭小好調頭，國民黨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拖來拖去，只能是比紅軍更疲憊。

此用兵之法，正是毛澤東後來總結的戰略戰術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從建立人民軍隊之初就在敵人重兵包圍中生存的毛澤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敵強我弱意味著什麼，也更懂得如何面對他們，並戰勝他們。

當然，如果將四渡赤水的勝利全部歸功於“個人的指揮才能”，就必然會對戰爭產生錯誤的認知。現在，我們就來分析“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夠實現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四渡赤水

“軍閥之間的矛盾”和“蔣介石政府與軍閥”之間的矛盾，讓紅軍在戰鬥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我們知道，蔣介石實行剿共，從來都不止是針對共產黨一方，而是藉此削弱地方軍閥的勢力，擴大自己的統治範圍，維護自身的“權威性”。而那些地方的實力派，既要提防紅軍，又要防止自己的軍隊在與紅軍的戰鬥中被削弱，更要阻止蔣介石嫡系勢力的滲透。如此瞻前顧後，怎麼可能打勝仗？

在紅軍不斷轉移的途中，無論是貴州的王家烈，還是四川的劉湘，都是在一邊防共軍，一邊防“蔣軍”。一旦紅軍脫離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也從不“盡力追擊”，只是尾隨其後，出工不出力罷了；甚至直接不聽蔣介石的調令，按兵不動，也是時有發生。

國民黨軍隊內部派系複雜，各自為戰，給軍隊排程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當時在貴州“圍剿”紅軍的反革命軍隊,除桂、湘軍閥部隊外，還有川軍，滇軍和“中央軍”，從中央和地方這個角度講，又可分為“中央軍”和西南軍從所屬派系講,則分屬蔣系、桂系、湘系、川系、滇系、黔系。

再從這六派的組合情況看,則分為四股勢力桂、黔聯合抗蔣，滇、蔣結為“盟友”，川、湘各成一股。如此派系複雜的軍隊彙集在一起，一旦投入戰鬥，便會立刻陷入混亂之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具備較強的戰鬥力。

國民黨

因此，我們可以說，紅軍“四渡赤水”的勝利，既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核心指揮有方，紅軍將士們英勇作戰；又是“成功利用蔣介石與地方軍閥之間的矛盾”的典範，為紅軍贏得了足夠的喘息機會，並屢次從國民黨反動派的包圍中逃出生天，為未來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更是為中國的革命事業保留了火種。

此外，四渡赤水的戰例也充分說明了，能夠做出正確決策的“領導層”，在現代軍事行動中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同樣是指揮軍隊，有的人能夠頻頻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而有的人，卻能將“大好事局”徹底葬送，淪為敵人的“嫁衣”，直到今天還活躍在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中。

參考文獻：

《戰鬥的歷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的十次經典戰役》史延勝 劉慶文 朱濱

《四渡赤水: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六計連環 出奇制勝》傅傳耀

《最經典戰例: 四渡赤水》張波

《論紅軍四渡赤水勝利的原因》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