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聽人說過，日本關東軍是最多疑的，總在疑心“滿洲官員”是不是在反對它。而我也是個多疑的人，總在疑心關東軍不放心我。
給我當過英文翻譯的吳沆業失蹤了。聽說他因為和美國使館有來往，被日本憲兵逮捕。聽溥傑說，這個翻譯曾託監獄的看守帶信出來給他，說他實在忍不住受的折磨了，求溥傑找我想辦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讓他早點死，免得繼續受罪。溥傑沒有答應，因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轉達了，不但無效反而會挨我一頓罵的。
有一天，我的“警衛處長”佟濟煦愁眉苦臉地告訴我，日本人正在哈爾濱附近建築一個秘密工程，在將近結束時，將勞工全部秘密消滅，以圖保密。他有個親戚也是勞工之一，萬幸地逃了出來。這件工程據我後來在戰犯管理所和別人一起判斷，大概就是平房區的日本細菌部隊。當時雖然還不知道這個慘絕人寰的魔鬼事業，但成批消滅勞工也足夠駭人聽聞的了。可是我聽了這個訊息，唯一的反應就是囑咐佟濟煦千萬不要和別人說。
然而我越怕牽累，事情卻又像故意找到我頭上來。有一天，佟濟煦心神不寧地和我說：“咱們的護軍，好像很遭關東軍的忌。”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精神恍惚地說：“沒發生什麼事，可是我總覺著要有事情發生似的。”
佟濟煦的擔心，我是明白的。所謂護軍，即在宮內擔任警衛任務的軍隊，這不同於“軍政部”統轄的宮內“翊衛軍”，是由我自己直接供應和組織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隊。我建立這支部隊原來有個用意，我想用它培養出一批軍隊骨幹，以便將來建立自己的武裝實力。名義上都是士兵，實際是按照軍官的要求加以訓練。但我還沒想好處理辦法，事情就發生了。
在一個星期日，護軍裡幾個士兵到大同公園遊玩，因為管理遊艇的朝鮮人不肯賣票給他們，他們和朝鮮人發生了口角，這時突然從四周來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鮮人，還帶著狼犬，向他們動起手來。護軍這次也給逼急了，便使出了他們平時學的武術，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圍攻，而且連狼犬也給踢死了。護軍回隊後，日本憲兵隊立即用大卡車把他們抓走，施以酷刑，赤體鞭打，灌涼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後又叫他們赤體跳舞，以為取樂，並且逼他們承認“反滿抗日”。原來，被護軍打傷的日本人裡面有穿便衣的關東軍官佐，踢死的狼犬是關東軍的軍犬。這顯然是關東軍的一場預謀。當時我一聽這情形又氣又怕，忙託吉岡代向關東軍說情，後來按照對方提出的條件，派了管理護軍的警衛處長佟濟煦去賠禮道歉，將肇事的護軍逐出東北，保證了今後永不發生此類事件。這些條件一照辦後，護軍又被縮減了編制，繳去了長武器，一律換上手槍，同時佟濟煦被革職，警衛處處長換上了個日本人。自然，我建立實力的夢也不用再做了。
一九三七年，關內風雲日緊，平津附近日軍劍拔弩張，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時我日益為自己的命運擔著憂。這年，我從日本軍部為溥傑安排的婚姻等等的舉動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險。
溥傑去日本留學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經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從日本回來，我從吉岡嘴裡聽到一個風聲，說日本關東軍想給他找個日本姑娘做妻子。這個訊息令我非常不安。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認為必須趕快趁關東軍的主意未定的時候，搶先一步，給溥傑找個滿族妻子。這意見溥傑也同意了，於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門親戚商量，要把這家的女兒給溥傑撮合。訊息傳到了吉岡的耳朵裡，他把溥傑叫了去，提出了干涉。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傑和嵯峨浩在日本東京的軍人會館結了婚。
在這個親善婚姻之後不過一個月，“立憲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過了一個“帝位繼承法”，規定了：“皇帝”駕崩之後，由其子繼之，無子，由其孫繼之，無子無孫，由其弟繼之，無弟，則以其弟之子繼之……
溥傑和他的妻子回東北後，我拿定了一個主意：不在溥傑面前說出任何心裡話，溥傑的妻子給我送來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傑和我一起吃飯的餐桌上擺著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後才略動一點，也只是略動一點，絕不多動一口。
當我聽說溥傑快要做父親的時候，我整天提心吊膽。因為我相信那個帝位繼承法，前面的幾條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其弟之子繼之”這一句話。關東軍要的是一個有日本血統的皇帝。後來聽說他得的是個女兒，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也曾想過，假若我自己有了兒子，是不是會安全些？有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竟像個封建家庭的媳婦那樣，盼望有個兒子來挽救自己的命運。可是，連我這完全渺茫的兒子，關東軍也都打了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兒子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因為關東軍叫我寫下一個字據，在這字據上寫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歲時就必須送到日本，交由關東軍專門指派的人教育。據吉岡說，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這樣辦就不足以表示兩國親善。當然，我只好從命，寫下了這個未來兒子的賣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內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即被稱為德王的。有一天，他得到關東軍的允許來見我，當時吉岡還沒有“侍立”，所以，只有我們兩個在屋裡談話。談著談著，他發起牢騷來了，說日本人在他那裡很跋扈，他樣樣都做不了主，不聽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話觸痛了我的傷口，我對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幾句。不料第二天，吉岡便板著臉問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談了些什麼？”
我覺得有些不妙，就推說不過是閒聊而已。
他不放鬆，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了不滿沒有？”
我心裡怦怦跳了起來，我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決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我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被他問得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只有兩個可能，或者是吉岡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工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的機器，自然我沒有找出它來。因此，我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從此我怕的東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裡人，怕大臣們(像德王那樣可能出賣我)。後來我連睡覺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隨侍守夜，更不敢叫童僕們為我站崗，找護軍來我也不放心。最後，我想出個依靠假人守衛的辦法。我叫人給我用草和泥做了幾個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給穿上軍裝，放在我的屋後。當然，我不把用途告訴別人。到晚上臨睡時，我把它們搬到我的臥室裡，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誰要是半夜裡想進來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嚇一跳。
在種種事件之後，我的神經變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在我心頭的天平上，一邊放的是虛假的尊嚴，一頭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來越下沉，虛偽的尊嚴——皇帝的寶座、稱呼等，越來越不值錢。我最後終於給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
自由誠可貴，面子價更高，若為性命故，二者皆可拋。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當關東軍那邊的電流不過來的時候，我就無事可幹。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這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這四樣東西是相互有著關聯的。隨著日本崩潰跡象越來越明顯，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臺之前，殺我滅口。在這種心理下，我對外是越加積極看日本鬼子的顏色，諂媚逢迎，對內則是脾氣越加暴躁，動輒對家人傭人打罵。同時，我的迷信思想也更發展，終日吃素唸經，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這種精神不寧和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蹋壞的身體，越發虛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藥打針。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構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癲癲的生活。
我的性格中，既有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冷酷無情、殘忍兇暴的一面，又有一種害怕因果報應的極其濃厚的迷信思想。到了偽滿以後，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卻是隻狼。在我的大門內，我的殘忍暴虐行為，越發有了發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涼水”、“跪鐵鏈”、“過電”、“站木籠”之類的刑罰。打人的花樣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別人代替我打。受到這種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兩個，而是全體在場的人。在動手打的時候，必須打得很重，否則我便疑心他們朋比為奸，可能臨時轉移目標，讓所有人改打這個不肯使勁打人的人。有時，我心裡不高興，對屋裡的人都不滿意，我就下令叫他們都跪下，成一環形，命令他們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罵物件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幾乎包括家裡的一切人。那時我有七八個侄子，在宮裡唸書，這原是我培養自己親信的意思，這些學生同時又是陪我說說話、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樣地打罵他們。他們那時最怕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這就是說，要叫這個人到樓下捱打去。
在我這種統治下，境遇最慘的是一批童僕。他們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殺，把他們遺了下來，日本人怕這些後代記仇，便叫漢奸政權用慈善團體名義收養了他們，給他們完全改了姓名，進行奴化教育，同時又用奴役勞動摧殘他們。這個慈善會的孤兒，在種種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長的。這些孩子聽說被送到我這裡來的時候，有的還抱過很大希望，認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會里好些，事實上不但沒有什麼改善，反而是更糟。他們在這裡，被看做最低賤的人，任何人——包括男僕和女僕——都可以隨便打他們，每天要幹十五六個小時的活，白天干，晚上還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壞的高粱米，因為幹活常誤了飯，飯總是涼的，有時不管吃完沒吃完，又被叫去幹活，所以也總吃不飽。衣服是破爛不堪。冬天因為又冷又餓，有的孩子在暖氣管旁打掃，不知不覺地伏在暖氣上睡著了，把面板烤焦了也不知道。捱打是比吃飯還容易的事。
我對僕人的苛刻，到了後來，已經是到了神經過敏而又極無聊的地步。我經常像賊似的，防備廚司務買菜時賺我幾角錢。我甚至於派人秘密跟蹤，看他是怎麼買的，或者向我的妹妹們調查：“你們吃的肉多少錢一斤？一隻雞多少錢可以買到？”有時候認為菜做得不好，或者發現有點什麼髒東西，立刻口頭髮出諭旨：“罰他幾塊錢！”至於罰多少，是隨心所欲，並無標準。有時因為做得好，也下旨賞錢，但總是罰的多賞的少。在物價飛漲時期，拿工資不多的傭人，自然禁不起這樣罰，但是他們也有竅門，就是看我高興的時候，可以哭窮，這叫做“求恩”。遇到這種時候，我常是有求必應，傳旨給錢。我就是這樣，對我的主子奴顏婢膝，諂媚討好，對我的傭人則又兇殘暴虐，苛刻刁難；我在自己屋子外面無權無力，我在自己屋子裡面，則又作威作福，實行我自擬的“家規”。
我不但是一隻狼，而且是一隻帶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發狂的地步。到了東北以後，我的迷信活動，充滿了憂鬱、悲哀，充滿了陰森森的鬼氣。
我看“佛學”和各種迷信書，書上說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昇天，作了孽的變畜生變餓鬼，我緊張起來了。我生怕來世變畜生，又擔心我吃的肉是死去親人變的。有一次，在空襲警報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裡吃飯，我念了咒還不算，還把要吃的一個雞蛋拿起來，對它磕三個頭，才敢把這個“佛性”吃進肚去。廚房裡的蒼蠅也不許打，只許向外轟，當然是無濟於事。如果菜裡發現蒼蠅腿，就要罰錢。我也知道蒼蠅是會傳染病的。蒼蠅落過的飯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總帶著一個盛酒精藥棉的小鐵盒。
與唸經同時，我還自己給自己問卜算卦。算起來沒完，不得上吉之卦，誓不罷休。至於吉凶的標準，並無一定。比如走路時，前面有個磚頭，心裡便規定道：“從左面走過去，吉祥，從右邊，不吉祥，”於是從左面走過去。什麼邁門坎用左腿右腿，夾菜是先夾白先夾綠，真是無窮無盡。婉容也隨我入了迷，她給自己規定，對於認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後來成了習慣，時常無緣無故地眨巴一陣眼，或者是嘴裡“啐啐啐”連著出聲，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這一家子，就這樣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因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藥成癖。我嗜藥不但是吃，而且還包括收藏。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我每天要打賜保命和葡萄糖之類的補品，打針的時候，我的侄子要從大量的注射劑中揀可用的藥。因為存藥太多，大都過了期。
虛弱的身體，加上緊張的心情，那時我總覺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國人、我的虛弱，都在要我的命。這成了我那時思索一切問題的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