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封建到統一的趨勢

至少從殷商晚期開始，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帝國的雛形。這個帝國是一個早期的帝國，其中一切都含著了比較原始的遺留。尤其在社會的長成方面，深深的保留了民族社會的形態。至於土地的開發，也並非雞犬相聞，野無曠土。而是在中國的主要部分，分散著許多城邦。到了周朝初年，摧毀了殷商的中心政權，也只是在表面上取得了諸侯共主的地位，實際上對於諸侯並不能做有效的控制。只有在武王時期，短短的幾年中，維持了安定的局勢。等到了武王逝世，釐室的內部起了紛爭，所有舊有的城邦，也就乘機起了變化。然後才有周公東征的動作。

所以武王克商，只能算周朝“帝國”的序幕，要等周公東征以後，才算正式奠定了周朝“帝國”的規模。

先就華夏民族勢力的膨脹一點來說。關於華夏民族，表面上看來，華夏民族好像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實際上卻不盡然的。不錯，華夏民族下的社會組織上，偏重血緣一點，尤其是男性系統下的傳說。這似乎還是歷史時期一步一步發展的結果。並且歷史時代的所謂“華夏”也不見得真是原始的華夏從血緣上推進而成的。

原始的華夏文化大致是在黃河中下游地方有這麼一箇中心[1]。在這一個中心附近和這一個中心仍然會彼此學到了相互的影響。並且在這四周，還有不少流動的民族，一直接到塞外。這些流動的民族，當文化中心的政權有實力的時候，他們便附著於文化中心的政權，成為附庸的性質。如其文化中心政權的力量瓦解，他們也可能侵入文化中心，接受了傳統的文化，而自己也冒充舊有的民族。所以中心文化一直髮揚擴充，繼續不斷。至於領導的集團是否古來一系相承，就無從追究了。不過如其新的民族來到文化中心，他們也當然吸收前朝的貴族作為新朝貴族的一部分[2]，前朝的平民 作為新朝平民的一部分。所以結果還是混和的民族，相依下去。

這種混合的情形，越往後越加強，也就使得華夏文化的中心，越來越擴大。商代的勢力範圍，比夏代可能要大，周的勢力範圍就比商大。到了春秋戰國，周天子雖然一點力量也沒有，但是春秋的霸主，戰國的各王，也都向邊境伸展勢力。使得華夏文化在不同的地區發展起來，等到機會成熟了，同樣的文化，自然會對於統一的情勢形成絕大的幫助。

再就政治組織的演變來說。西周到春秋時期，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封建城邦政治”。因為當時的列國，實際上是由於兩種不同的來源，第一種源於氏族，部落社會發展下來的城邦，而第二種卻是周天子將其親戚插花式的分封天下，建立成封建的諸侯。但是如其將第二種的來源追溯一下，那還是周公徵管蔡三年戰爭結束以後，將打平了的叛亂城邦，給姬姜二族分封統治，只是換了一些統治的公侯，而諸侯間的政治基礎還是建築在固有的城邦上。

在商周的政治組織下，高層統治階級的構成，還是以氏族為中心的社會組織。這個氏族組織，以周代為標準，是天子為天下的大宗，天下的姬周族，都統在天子氏族組織之下以下，諸侯是一國的大宗，凡是一國之內，都統在諸侯氏族組織之下。再下是大夫是一家的大宗。成為大夫以後，就被“命氏”。這一個“氏”的人都說在大夫氏族之下。這種統治，不僅是政治的，血緣的，而且是經濟的。依照周代封建的原則，大夫以下不應該再有私產。如其有勉強可稱為私產的話，那只是王子直屬土地，或者大夫的土地，給予一個“租佃”的權利。只是一個長期使用權，而不能說是私產。換句話說，不僅平民不應該有私產，士也不會有私產，最小的私產單位，是大夫的家。當然這種情形，至少在春秋時期已經的改變了。

在春秋時魯國的開始“稅畝”就是一個顯著的例手[3]。春秋記魯國最詳，所以記上魯國初稅畝，其實這種辦法，決不是從魯開始的。因為魯國是一個最保守的國家，齊晉等個比魯國改變的還迅速些。這種舊井田制度的破壞，是逐漸而成的。只是春秩時的“稅畝”只是在國內的一部分的實行，到秦孝公用商鞅，就在全部國內，無保留的改變了。

至於改變的原因，國與國間的軍事行動，應當是最大的原因。周代開始，周公是一個偉大改革者，以後就一直循周公所定的制度，成為極端保守的政治。西周的中央政府的責任就是以維持周公的成法為主。在這個原則之下，周王的統治，其中的第一件事要維持諸侯間的和平共存。除去外敵以外，諸侯間是不容許戰爭的。等到西京傾覆，各諸侯城邦之間，失去了維持和平的機構。凡是有野心的諸侯，都可以隨心所想，擴充領土。凡是能夠把國家軍事化的，就容易得到勝利，反之，維持舊有的封建形式的，也就歸於失敗。經過了這種自然淘汰的結果，剩下來的國家一定是強大的國家，而強大的國家也就是改革過的國家。經過春秋二百四十年的過渡時期，終於形成戰國時代，淘汰下來的七個戰國（戰國指有力作戰的國家）。其中秦國是改變最徹底的國家，最後是秦國吞併其他六國。

這裡所指出來的，戰爭只能認為說周初到秦，社會和政治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革命）的一個主要因素。其實周代建立的宗法，封爵和井田三位一體的制度，其本身也是隨時在緩慢變動之中，而不是依靠“周禮”所能維繫的。這其中當然要牽涉到人口的增殖，土地的開發，溝渠灌溉的增進，道路交通的改善，穀類新種的培植，遠方國外文化的輾轉輸入，自由人的增加，工業技術及貨幣的衍進，因而引起商人在社會地位的新估計。當然冶鐵技術的發展以及牛耕的應用，也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些因素加起來，自然會形成政治與社會的基本改變。

在春秋時代中管仲無疑的是一個重要人物，齊桓公是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實際上是管仲造成的霸業。傳世的管子誠然是一部戰國人編纂的書[4]，但傳述舊聞，也不是毫無根據。晉文公繼起，使晉國成為長期霸主，其積極的因素，自然是晉文公居齊甚久，從齊國學來若干知識，但背景方面也是晉國在獻公時已不再有血緣性的公室當政，於是整軍經武成了一個軍事性國家，侵佔了許多新地盤，使晉文公有所憑藉。這種晉國政治的形式，就開創了戰國時代從封建政治變為官僚政治的雛形。使帝國的形式走上第一武的路上。

從春秋到戰國一般的政治趨勢，就是廢封建而為郡縣，用後代的話來講，就是“改土歸流”，把世襲的“土官”改為由中央委派的“流官”。如其到處都是流官，那就自然而然的走到大一統的路上去。秦始皇的大一統，廢封建而為郡縣，不過是對於全中國一做畫一的行動罷了。

二、秦始皇的翦滅六國

在西周時代，秦國本屬王畿內一個微不足道的諸侯。他們的祖先據說是和夏禹同時的伯益的後人。愚治水，伯益治禽獸。到了商紂時期，伯益後人飛廉做了紂的重要幫手，商亡以後被周公所殺。他的後人因為善於馭馬，當週穆王時代，造父為穆王御車，平定了徐偃王之亂，受封於趙城，他的族人就以趙為氏[5]。趙氏族人非子在周孝王時為周孝王養馬，甚有成績，受封於秦，算做一個附庸[6]。

在西周破犬戎攻擊的時候，秦襄公曾派兵援周，到了西京傾覆，秦襄公又派兵援助遷到洛陽的周平王。為著周天子再無力量顧及到關中的舊疆，秦國就乘此時機，收容周的遺民，然後解決涇渭平原的遊牧部族，周也承認了秦的勢力，列為諸侯[7]。到秦穆公時代，秦就成為西方的霸主，穆公死在前六二一年，這時秦的地位已經非常重要了。

春秋時代秦晉兩國世為婚姻，秦國的文化方面受到晉國的影響很大。到了戰國初年，三家分晉，魏文侯稱霸中原，魏文侯所用的李悝，便是中國第一個做成成文法的人，也可以算上中國法家系統的建立人。不僅影響到三晉的制度，而且也影響到秦國政治的方向。秦孝公時代，魏臣衛鞅本想給魏國變法，使魏國更適於法家的理想，成為絕對的君權國家。無奈魏國究竟是一箇中原國家，牽涉太多，不是實行法家思想的最好地方，於是衛鞅到秦國，大受秦孝公的重用。

秦孝公即位在前三六二年，這時秦的軍力已經增強。在孝公即位前二年，秦獻公已大破三晉的聯軍。到孝公即位，更採用衛鞅的主張，提高君權，打擊貴族，貫徹土地私有政策，把農奴一律變為平民，而由政府用“什伍”的方法組織起來，養就一變而成為真的“農戰”的國家。

秦國的基本區域，關中平原，本來也算一個肥沃的地區，不過比起黃河三角洲， 那就規模小的多了。當中國的長江流域和遼河平原未充分開發以前，黃河三角洲要在中國財富之區數到第一位。戰國時代，所以國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這一區。鄰近的幾個大國，都因爭這一區把實力耗盡。秦國距此一區較遠，反而可以置身事外。整軍經武，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兵東進。等到東方國家發現秦國是一個可怕的敵人時，再來防禦秦的略地已經太遲了。

東方國家犬牙相錯，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利益，若想不管佔便宜吃虧而來專對付秦，是一個困難的事。在這種狀況之下，變成三晉損失士卒，而齊國坐觀成敗。至於楚國雖然和秦交界，卻不是當著秦向東發展的衝途，秦的侵楚較秦的侵三晉比較緩和些。因此當至三晉危急之時，羞的援助不過虛張聲勢，沒有直接的效果。到楚境受侵時，三晉感到一時鬆了一口氣，當然也不會積極攻秦來移禍到自己，有時甚至還想借著機會在楚境擴張領土。在這樣不合作情形之下，秦國對東方的蠶食自然是非常有效。到了秦始皇即位的時期，秦的領土除去現在的陝西、甘肅、四川，並且還擴張到 現在的山西、河南的西部以及湖北的西部。差不多在東經一一四度以西的中原地帶都是屬於秦國的領土了。

秦始皇是前二五九年出生的，在前二四七年繼他的父親莊襄王嗣位為秦王。在他繼任以前，卻有一段傳奇性的故事。

本來莊襄王是秦昭王太子孝文王的兒子。孝文王的兒子有二十餘人，他不是長子，本來在兄弟中是無舉足重輕的。他被派到趙國做交換的“質子”。質子是一個苦差事。雖然戰國的習慣，質子沒有什麼危險；可是一方面和本國的政治隔離，另一方面是秦趙時常失和，當兩方用兵之際，質子就失掉經濟的來源，會時常鬧窮。此時有一個韓國的大商人呂不韋在趙國都城邯鄲經商，看到這種情形就認為是一個設投機事業的最好機會。

秦昭王這時已經老邁，孝文王繼承王位，是旦夕的事。孝文王寵愛的“華陽夫人”，是最有做王后的希望的。不過華陽夫人無子，將來的太子是誰，還不能決定。呂不韋看透了這一點。於是一方面供給莊襄王(名異人）的生活費。另一方面用金錢的力量設法找關係遊說華陽夫人。使華陽夫人瞭解莊襄王的容貌和能力都夠上繼承人的資格，將來立為王嗣後，可以成為華陽夫人的黨羽。結果呂不韋的計劃成功了，華陽夫人接受了莊襄王成為她的兒子。後來孝文王嗣立後，華陽夫人成為王后，而莊襄王成為太子。

孝文王嗣立時已五十多歲了，立了一年就死去，莊襄王就正式繼位。當莊襄王在趙國做質子的時期，因為得到呂不韋的資助，和趙國豪家之女結婚[8]，生了一個兒子， 名子叫政，後來就是秦始皇。

當莊襄王在位時，呂不韋擁立有功，本己重用他做相國，等到莊襄王嗣位七年死去，呂不韋就取得了輔政的地位。加上了“仲父”的尊稱，受封了洛陽周的舊疆作為他的食邑。他仿效了齊孟嘗君，魏國信陵君等貴族招集“食客”的舊例，他也從東方各國招集了諸子百家的謀士三千人，照他的計劃編成了一部《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在漢書藝文志中被稱為“雜家”的，因為是一部“兼儒法，合名墨”的書，不過追溯這一部書編纂的宗旨，並非像宋代初年編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四部大書，為修書而修書，除去整合彙集而外，其中並無建立一個哲學系統的目的。至於《呂氏春秋》那就完全不同了[9]，它是以道家思想為主，把其他思想及學術，歸納於道家原則之下，預備著秦國統一天下以後，作為治天下的方案。但是呂不韋的權勢太大，太后方面也樹立另外的勢力來抵抗呂不韋。這是歷史的常例，當權臣把持朝政之時，宮廷方面一定會利用宦官來牽制。這時太后也就利用宦官嫪毐，招集了門客一千多，並且把衛尉，內史，佐弋，都位置了嫪毐的黨羽，和呂氏相抗拒[10]。

莊襄王是前二四七年去世的，當時秦始皇尚幼，到了前二三九年，秦始皇已經二十二歲，要行冠禮（成人禮）可以親政了。自然他是不願追隨呂不韋的政策的，他要走他自己的路了。

秦國都城是咸陽，秦王的冠禮卻是在雍（陝西鳳翔）去舉行的。當秦始皇到雍行禮時候，嫪毐就舉行叛變，向雍進攻。秦始皇也命令昌平君和昌文君等領兵抵抗。交戰的結果，嫪毐的兵敗了。他就把嫪毐及其同黨重要的人處死，牽涉的黨羽被免除爵位而流放到房陵（今湖北的房縣)的，有四千多家。

秦始皇既平了嫪毐之亂，勢力大增，就對呂不韋動手起來，他認為呂不韋縱容了嫪毐，在二三七年把呂不韋免去相國的職務，離開咸陽住在洛陽的封地去。但是呂不韋的社會地位太重要了，他無法拒絕東方各國士人的拜訪來往，六國的使者也不斷的訪問。呂不韋畏罪自殺，他的門客仍然給他辦喪事。於是秦始皇命令，凡是呂不韋的門客如其是晉人（東方人）一律驅逐出境，如其是秦人而俸祿年在六百石以上（即有朝籍的中等官員以上）一律免職也遷到別處。繼此以後嫪毐及呂不韋的勢力被剷除淨盡，秦始皇便很容易的佈置他的主張了。

戰國時代儒墨雖然同為顯學，但作為一個君主對這種“自苦為極”的墨家是不會考慮的，只有儒家及其各家了。儒家在秦始皇的時代，荀子是當時的大師。和荀子對立的孟子強調人民的重要，以及對於君主的“草芥寇讎”的論調，也自然為君主所不喜。在這種狀況之下，儒術方面當然是以旬學為主的（在齊魯的儒生也會暗中用孟子原理，但公開來說，孟學一定被壓抑的。）荀卿的禮治論本近於法家，而性惡論更是替法家找根據。當時秦始皇對於他的政敵，呂不韋的，道家精神既然不至再採用。而儒家又是前學佔優勢的時期。再加上秦的傳統受三晉的影響向來較深。則秦始皇的傾向法家，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了。當然百分之百法家，不參雜一點別家思想也是不可能的，在秦始皇政治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來的，也不可否認的，當多少有些儒家荀學的成分存在著。這一點對於秦來說雖然不太顯著，可是對於代秦而興的漢來說， 還是十分有用的。

當秦始皇親政的時期東方的局面大致已經看出了，東方諸國只是勉強支援，養的吞併天下，只是時間問題了。但是東方諸國彼此還是不合作的。前二三六年，趙攻燕，燕兵敗。秦便以救燕為名攻取趙的上黨郡[11]，一直威逼到趙的河間。這時趙只有調回防禦匈奴的李牧，用邊防軍來抵抗秦。把今綏遠一帶的趙地放棄。李牧抗秦甚為得手，曾屢次擊敗秦軍。但是李牧名望抬高，又受了秦的反間，趙王在疑忌心情之下，在前二二九年殺了李牧。從此趙國無可用的將了。

在六國之中，韓為最弱，在前二三三年，韓王安被秦脅，對秦獻公稱臣，並獻南陽地。到了前二三〇年，秦將內史騰領兵入韓都，虜韓王，以韓國為潁川郡。在前二二八年，秦遣王翦攻趙。趙不能抵禦，於是秦兵攻入趙都邯郵，趙王被俘。趙公子嘉率宗族逃到代郡，自立為代王。但六年以後，前二二二年，仍被秦軍所滅。

當秦滅趙以後在前二二七年時，秦大破了燕代的聯軍，攻入燕都薊，燕遷到遼東。秦暫時停兵一下，在前二二五年遣王賁攻魏。魏人堅守大梁。秦人引黃河的水來灌大梁。守了三個月，大梁城壞。魏王假投降。秦滅魏。在前二二四年，秦已滅韓，滅趙，滅魏，並且打垮了燕代，於是就計劃攻楚。秦國首先低估了楚國的實力，只用李信領兵二十萬人進攻，楚國由大將項燕應戰，被項燕擊潰。秦只有起用王翦領兵六十萬人攻楚，俘虜楚王，項燕再立昌平君負芻為楚王，和秦兵再戰，項燕戰死，並俘虜楚王負芻。在前二二二年再平定楚國的江南地帶。

就在滅楚的這一年，秦派王賁攻進了燕的遼東，俘虜了燕王喜，再回師滅代，俘虜了代王嘉。這樣全東方只剩了齊一個國家了。齊國因為齊相被秦收買，認為秦兵不至於攻齊，一直沒有做任何攻守的戰備。齊國本來富庶，四十多年不曾受兵，完全忘掉了戰爭。等到王賁的大軍從燕南下，齊國完全沒有抵抗，就進入了齊都臨淄，把齊王及齊相都俘虜了，齊也就滅亡了。秦始皇就從前二三二年到前二二一年，十三年之間完成了統一全中國的任務。

三、秦的施政及秦的滅亡

就郡縣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來說，確實開了一個新局面。雖然六國之中也各個施行郡縣的方式，但是將中國這一個大區域，用郡縣制度統治在一箇中央政府之下，那就是一個新的嘗試。就秦的政治來說，呂氏春秋確是一個統一政策的藍圖。不過呂氏春秋究竟是個“閉門造車”的設想，並非從統一的經驗得來，其中不完不備之處實在太多。何況秦始皇有他的驕傲感，有他的自信心，決不願再抄襲他的政敵呂不韋的舊作。他當然為著表示權威要另外設計。

但是有一點秦始皇仍然多少受到呂不韋的影響。呂不韋希圖相容幷包，秦始皇初期的政策似乎也多少有些相容幷包的企圖。秦始皇是生在趙國的邯鄲，到十三歲才回到秦國。過繼的祖母華陽夫人是楚國人。孝文王見華陽夫人楚服去見，華陽夫人把他的名子改為楚。郡就到秦以後，在生活上一定不少地方接受了趙國和楚國的方式，這些地方若說對於秦始皇不生影響是不可能的。所以秦始皇的思想方式私生活方式，一定會兼取秦國和東方的因素。秦始皇併吞六國以後，把六國宮殿仿造在咸陽北阪上，這一點也證明了秦始皇對於六國文化的嚮往。從此看來秦的劃一制度，其中一定有六國的因素存在著。但秦始皇的法家傾向，尤其是他的晚年，更顯著極端的專斷的態度，這樣就把兼取的事實遮掩住了。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時(前二二一年)，六國盡滅，新的帝國成立了。始皇就命令丞相及御史大夫議帝號。當時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及博士[12]等同議說：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13]。

秦始皇同意了他們的建議，只是不用泰皇，而合併皇字與帝字稱為“皇帝”。並且認為諡法是“子議父，臣議君”，不再用諡法，自稱為始皇帝，以後以二世，三世相稱。

當這個時期戰國陰陽家的“五德”說已經非常流行了。五德是金木水火土，用相剋或相生的方式，遞傳朝代。其五行的數字，是依照“尚書洪範篇”水為一和六，火為二和七，木為三和八，火為四和九，土為五和十。秦代周而興，應當屬為水德，色彩是黑色，數目是一或者是六，因為一太少，所以用六來紀。符節用六寸，以六尺為步，天子的車用六馬來駕[14]。九卿的數目雖然是九，但加上三公共為十二，仍為六的倍數。外郡在始皇二十六年時，共為三十六。不過後來的郡數卻有增設，大約不限於六的倍數。

秦的郡數，最先置郡的。是秦及六國境域。其中關中地方，屬於內史，不在郡數之列[15]。計為隴西、上郡、北地、漢中、蜀郡、巴郡、河東、河內、三川、潁川、太原、上黨、東郡、碭郡、邯鄲、雁門、鉅鹿、代郡、漁陽、上谷、雲中、右北平、遼東、遼西、南陽、南郡、黔中、齊郡、琅邪、長沙 、九江、泗水、楚郡、薛郡、東海、會稽，共為三十六郡。其後降東越，置閩中郡，取陸梁地，置南海，桂林及象郡；收復舊趙國的河南地，置九原郡大約為四十一郡，或者到了四十三郡[16]。

秦修長城是在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只是秦的長城並非秦始皇開始才修，而是在六國時各國已經各有長城，其在北邊的有燕和趙的長城，秦代把燕趙和秦的舊長城，聯貫起來，加強工事就做成了。秦的長城是東起（氵貝）水，西至臨洮。就是從今韓國的大同江岸開始，包括遼河區域，再經過今內蒙古的北部，利用陰山為塞，再向西南到洮水附近[17]。至於河西走廊的北部，卻不包括在內，這一段是漢武帝時開發河西四郡以後才開始修築的。

秦代是用三公九卿制度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總管全國的行政，太尉總管全國的軍事行政。御史大夫是御史的首領，也就等於皇帝的秘書主任，凡所有詔書是皇帝交御史大夫來辦，然後下給丞相的[18]。在丞相以下，九卿和郡守是平行的，原則上九卿處理歲內事務。但演變結果，九卿有時也管到外郡地方有關九卿職守內的事務了。

至於九卿的名稱，和漢代略有不同，但從漢代的材料還可以追溯出來的，即[19]:

（一）廷尉 掌刑法

（二）奉常 掌祭祀

（三）衛尉 掌宮殿禁衛，郎中令掌執戟即原屬衛尉，漢代列為九卿

（四）太僕 掌車馬

（五）典客 掌賓客及朝會，漢代改大行令再改名大鴻臚

（六）宗正 掌宗室

（七）少府 掌宮廷庶務。

（八）中尉 掌京城守衛，漢武帝時改為執金吾。

（九）內史 掌京畿地方行政。秦代財政已別為治粟內史，漢代改為大司農。

在地方行政上，是以郡守為領袖，守下為“丞”，是守的副手，有“尉”，管地方上的軍事。另外若干郡派一個御史監督，稱為“監”（漢初不再由御史監郡，由丞相派丞相史監郡。武帝時再由天子派任，稱為“刺史”)。郡下設縣，縣長在大縣稱令，小縣稱長。縣長以下也有縣丞和縣尉。縣以下再分為四五“鄉”，一鄉再分為若干“裡”。鄉的事務由鄉嗇夫管，裡的事務有裡魁管。原則上是二十五家至百家為“裡”（大致為一平方里面積為準）。此外在主要的道路上，十里的距離設一“亭”（按距離不按面積），亭有亭長主修整道路，逐捕盜賊。從丞相府至縣廷，其辦事人員分為各“曹”（近代稱為“科”)，其主持人稱為椽，輔助人稱為屬或史，一律由各機關首長任用，不隸於“朝籍”的。

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便畫一了全國的一切制度。因為新的制度是有計劃的，中國各處便很快的適應了新的制度。在六國時期各處有各處不同的寫法。秦始皇採用簡化過的周代傳統篆書，號為小篆（舊的繁體稱為大篆），作為書寫的標準[20]。統一了天下的度量衡，並且在度量衡器上，刻上詔書。在戰國時各國所用的錢制極不一樣。當然圓錢最為方便，秦就一律採用圓錢，以半兩重為標準，錢文是“半兩”二字[21]。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便在各國舊地屯戍重兵，以防反叛。並將收到的六國兵器，鑄成了十二個巨大銅人，排列在宮庭前部。這十二個銅人都是胡人的容貌和服裝。(可能是斯克泰人的容貌和服裝。大致鑄造的方式，受斯克泰文化的影響。)他又在咸陽的北阪上，仿造了六國的宮殿。但最大的宮殿，卻建造在渭水之南。這個宮殿到秦亡尚未修好，所以不曾命名。因為前殿是四方流水的屋頂，即四阿式，所以被叫做“阿房”(參看笫一、二、三、四圖，這些圖是採用報告原圖）。後來漢代的長樂宮，是阿房附近別殿被毀的殘餘。而未央宮卻又是依傍長樂宮的地位新建的宮殿[22]。

秦始皇受到堯典的天子巡狩四方的影響，並且又受到了燕齊方士的影響，派遣方士去求神仙[23]，他自己也到處巡行，一方面為鎮壓六國的遺民，另一方面也想遇見仙人，給他仙藥。他西至隴西，北到北地，碣石，東至泰山芝罘、成山、鄒嶧、琅邪、南至會稽、洞庭、衡山。他在泰山、鄒嶧、芝罘、琅邪、會稽、碣石，均立石頌功德[24]。當然他確自信統一了中國，消除了戰國時代對於人類的威脅，這種貢獻是不小的。他當然也不會預料到他的統治下潛伏了無數的問題[25]。

秦始皇的刻石，表明了秦代的政治方向，琅邪刻石說:

惟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王，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壹志，器械一量，書同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勤事，是惟皇帝，匡飭異俗，臨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鹹知所闢。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發，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闢隱，事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永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有大夏，人跡所至，莫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在這裡可以看出來，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以後，所定的政策，是法儒兼用的。譬如“合同父子，聖智仁義”“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皆是儒家的原則。所以秦始皇的政策，還是漢朝時期的所謂“王霸雜之”，和漢代政治的方向並非完全不同。所以秦的法律到漢代一直採用，修改的部分不多。這部法律，也就成為中國各朝的法律的藍本，一直到清代。其失敗的原因還在執行的態度方面。

人類的社會，是息息相關的，也是休慼相關的。人君，最高的執行人，也是社會的一部分，他在社會里面而不可能超出社會之外。他不可能把人類社會變成一個無機的機械，而他安然在機械外面操縱。法家任法，是想把人類社會做成一個類似的無機體，法家任術，是想把人君做成無機體以外的操縱人。縱然理想相當合於邏輯，可是執行起來一定困難重重。譬如依照法家的原則，君主應當具有不測之威，任何人不能猜度的，所以宮禁中事成為極端秘密。始皇嚐到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眾多，始皇不悅。或以告丞相，丞相減損了車騎。始皇大怒，認為左右漏洩了他的話。於是盡殺了隨從的人。以這件事情為例，洩漏秘密的人當然被處罰，可是更多無辜的人，也無故被處罰。演變的結果，一定使群臣失掉良心上的責任感，而只是被迫的相互欺詐。對於國家的前途仍然是危險的。

秦始皇的絕對法家傾向，在政治效率上是強的，但是總不免充滿了冤抑和虛偽，總會使人感覺到是風暴前夕的寧靜。不是沒有人想設法去補救，而是當時一切的設施不能容忍任何改革。秦始皇三十四年（統一中國後的第九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來進酒。博士僕射周青臣上功德說廢封建立郡縣，人人安樂，無戰爭之患。博士齊人淳于越指貴周青臣當面諂諛，主張實行封建。始皇將這個意見交給群臣來議，丞相李斯說:“現在天下在皇帝統制之下，是非只有一個標準。私人的學術對於國家的政策，往往有人心中認為不是，出外又群相批評，以為和主上不同是高尚的，以致成為謗議。照這樣不禁，那就君主的勢力要減削，而臣下的黨羽也會形成。不如以禁為是。臣請史官的記載除去秦紀以外都要燒掉。除去博士官所管的，天下敢有藏詩經和書經的處死刑，倘若以古代批評現今的並罪及家族。其醫藥，卜筮，種植等類的書不燒。不得私相傳授學術，若有人願學的，一律從官吏去學習。”這個極端性的建議，秦始皇批准了，古今第一次禁書的事件，就形成了。

這裡談到的是天下的書都燒掉，只有兩種少數的例外（一）博士官所職的。（二）醫藥，卜筮，種樹等一類的技術性書籍。實際上在當時是明白的，在後世無法明白。例如“博士官所職”，這些書是博士官有一個圖書館？還是博士官准許私自帶一份自己學術分內的書？這就區別很大。秦代博士情形，雖然不十分清楚。但漢承秦制，漢代博士職務內的書籍，都是出於“師承”，顯然是博士自己的書，不屬於公共圖書館。不過倘若博士去職，博士私人的書違反了“挾書之律”，就得銷燬了。其次漢代皇帝的書，是屬於“中秘”的。秦代皇帝自己不可能沒有書，這些書依秦代情形應屬於“御史”不屬於“博士”。李斯建議中當然不能指斥到皇帝的財產，那麼御史的藏書，當然屬於例外，（可是歷來講歷史的，都未曾注意到這件事。）這就無怪後來蕭何入秦，先收御史的圖籍。御史的圖籍，也就等於漢代中秘的圖書。最可惜的是六國的史書在始皇三十四年這一次全部焚燬，甚至御史也不藏此類的史書。蕭何只能收到一部秦記，後來司馬遷做史記，根據秦記做成了秦世家和六國表。只可惜秦記太簡略，只有年份而無日月，這就無可如何了[26]。

焚書是根據韓非子的理論而來的，下一部就是坑儒了。坑儒的理論應當是從荀子宥坐篇“孔子殺少正卯”一事而來的。先秦諸子及各書無孔子殺少正卯事，在荀子宥坐篇才初次出現。宥坐篇是否荀子所作，當然有問題。不過總是荀子系統下的篇章，和韓非子等法家比較接近的。坑儒一事是這樣的。原來徐福一去不返，到了始皇三十五年，方士侯生和盧生又逃跑了。始皇大怒，說“諸生可能造妖言來煽惑黔首（老百 姓）”。使御史按問，諸生轉相告引，於是挑選出來諸生之中有嫌疑的四百六十餘人，都在咸陽活埋掉。此後諸生再不敢隨便發言了。

秦始皇的晚年尤其是三十四五年後性情好樣是更暴躁些。非常可能是服食藥劑的結果[27]，但是仙藥還是不斷的求訪，驪山的大墓還是繼續的修造。秦始皇自己還是不斷的巡遊各處。到了三十七年七月始皇行到平原津（今山東平原縣境），發起病來，病越來越嚴重。當時長子扶蘇因為進諫坑儒的事，被始皇派到北邊，監督蒙恬的邊防軍。也可能他認為他的長子有鴿派的傾向，到北邊去接近軍事，變的鷹派一些，才接近他的理想。因此只有少子胡亥隨從他。但是他的病越來越重，行到沙邱鄉（今河北平鄉縣東北）就死了。遺詔給扶蘇會喪而葬，也就等於指定扶蘇為繼承人。

當這個時候秦始皇的近侍，是中車府令宦官趙高[28]，他曾經教過胡亥法律，所以陰謀立胡亥為繼承人。和李斯商量，李斯原先不贊成，但是趙高說扶蘇若立，必以蒙恬為相，李斯是不能安然退位返家的。（因為焚書坑儒都是李斯同意的，而扶蘇卻不同意。）於是趙高和李斯毀滅了真詔書，做假的詔書賜扶蘇及蒙恬死，而立胡亥為二世皇帝。

趙高和李斯這種行為是無法得到人同情的，於是就變成了“日暮窮途，倒行逆施”了。這時胡亥受到了趙高的挾制，深居官中，公卿大臣都見不到面。趙高再把李斯殺掉，自為“中丞相”專斷一切朝政。政治混亂，東方的叛變一天一天的擴大，秦國的前途就無法挽救了。

二世元年七月，正是秦始皇死去一整年的時候。泗水郡蘄縣的大澤鄉（今安徽宿縣以南），停著九百多被徵發去戍守漁陽的兵卒（河北北部），天大雨不止，這支開拔的邊防軍已經不能如期達到指定的地方。秦法嚴，將吏失期的要處死。隊中兩個屯長（大隊長），陳勝和吳廣，就逼著只好激厲這些怨恨的兵士，一同造反。

他們冒著扶蘇及項燕的名字[29]，攻城據邑，繼續前進。到了楚國故都陳縣的時候已有步兵數萬人，騎兵千餘人，車六七百輛了。陳勝便自立為楚王，而以吳廣為假[30]王。他們的兵力一天一天的增加，各處響應的地方也一天一天的擴大。雖然後來秦將章邯的軍隊擊潰了陳勝、吳廣。陳勝和吳廣都被部下所殺。但項羽及劉邦的軍隊終於擊潰秦軍。當劉邦的軍隊入了武關，胡亥責問趙高，趙高弒殺胡亥，立胡亥的兄子名子罌的為秦王。子嬰刺殺了趙高。但時間實在太遲了，關內無兵可調。子嬰降了劉邦。劉邦雖然對於子嬰還想保全，可是項羽繼至，他的兵力較劉邦為大。劉邦只好聽 項羽處分。賊項羽殺子嬰，屠咸陽，焚秦宮室，大掠而東。從此關中殘破，秦代的經營歸於毀滅，關中重新締建，是漢代以後的事了。

[1] “西安半坡”的發現，將詳細的石器文化推到五千年以前。不過“西安半坡”的文化是否即是原始的華夏的一種，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明。此時尚不能作任何決定性的討論的。至於華夏文化的中心，究竟在黃河流域那一處為合適？除去關中平原以外，例如汾水平原，以及河內河南區域，也都大有可能。也就是說 “三 輔”，“三河”及梁陳附近，都是古代文化的可能產生地帶。

[2] 這是牽涉到古代傳說性的歷史的。依照左傳的傳說黃帝二十五子得姓的十二人，這十二個姓氏的宗派，把夏商周三代都包括在內，但是姜姓的齊不在內，嬴姓的秦不在內，芊姓的楚當然更不在內。本來姜姓自稱為炎帝神農氏之後和黃帝不是一支，周的姬姓，甚至商的子姓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到春秋時姬姓和子姬尚都有戎人，則商周是否原屬戎人，自可懷疑。

[3] 稅畝，就是表示田制度的破壞，還遠在商鞅以前。周代的制度，是宗法，封爵，井田三位一體，井田制度破壞，其餘的也破壞了。井田當然不是孟子設想的那樣整齊。不過是分公田私田，公田由佃戶耕種，公田收入歸公，應當不誤。這就是“助”的辦法。“助法”不行，就不分公私一律抽稅，就是“稅畝”，也就 是“貢”。在“貢法”之下，諸侯是一級地主（大地主）大夫是二級地主（二地主），如有士，還可能是三級地主。如其諸侯直接抽稅，不再轉手，只給大夫和士薪水，那就是“徹”了。參見注5。

[4] 管子在先秦諸子之中，是屬於法家的。其實在管子時代，還不會有法家這個學派。但管仲的政治趨向，那就毫無疑問，應當歸入法家的。孔子是把全部精神寄託在周公時代的。周公時代是西周的極盛時期，不過周公一切的設施，自然由於周公時代的特殊背影。孔子一心想恢復周代的盛世，但時代已經變了，孔子時代的問題不再是周公時代的問題。所以孔子所想到的辦法，也就自然而然的走向“強公室，杜私門”的路上去。而當前魯國的三家，就成為孔子心目中的敵人了。論語中孔子回答哀公“年雖用不足，如之何”， 是“盍徹乎”？這句便是“廢井田”“開阡陌”的先聲。孟子言“周百畝而徹”又說“雖周亦助也”，這就開啟後世的大疑。其實田賦只有兩種辦法，即服勞役或納粟米。徹可以增加公室收入，顯然不是勞役或粟米的區分，而只是取銷中飽，直接抽收，那麼助，貢，徹，的區分就在管理的方法上。所以助是公室及封人各有田地，各人有各人的佃戶（或農奴）來助勞役。貢則公室的田地已分給封人，從封人之手再貢獻粟來給公室。徹是封人不再有田地或佃戶，一律由公室徵收（勞役或粟米），封人的生活費由公室發洽。這當然強公室，杜私門一個最好辦法。雖然實行起來並不簡單，但主張“徹”和廢井田開阡陌，還是一貫的。這一種以“農戰”為主的國家政策，當然深深影響到秦的法律。就湖北雲夢縣臥虎地新發現的秦律來看，其中有“田律”，“金布”，“關市律”，“司空律”，“徭律”，“廄苑律”，“傅律”，“置吏律”，“軍爵律”，“捕盜律”，“捕亡律”，“內史雜律”，顯為李悝法經中“盜法”，“捕法”，“雜法”等發展而來。而其中含有“農戰”的意味很深。

[5] 這個趙氏族人一直是以御車出名的。造父的後人趙夙為晉獻公的御，滅了耿，霍和魏。趙夙受封於耿為大夫。就是晉大夫趙孟一支的先世。秦的先世因為也是“諸趙”的一支，所以史記稱秦始皇姓趙氏。

[6] 附庸是小規模的諸侯，地方太小不列於正式等次的。當時約為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秦再今甘肅的天水。

[7] 秦的爵是伯，春秋時鄭伯和秦伯，過去都是畿內的封國。

[8] 關於秦始皇的母親，史記上有矛盾的記載，一處說是豪家女，另一處卻說是呂不韋的姬妾。豪家女不可能做人姬妾的。但秦亡國迅速，而呂不韋餘黨甚多。所以其中一定有造謠出來對秦始皇不利的謠言，自以豪家女一點較為可信。

[9] 先秦諸子思想之中，只有儒家是綜會廣博，其他各家除去表達自己一部分思想之外，並無整合文化的宏圖。先秦道家纂述，老子不過是一些格言，莊子不過是一些論辯。關於禮樂書數，在道家書中一點也看不出來。道家只說“無為而治”，“無為而治”只是一個空洞的理論，從來未曾實行過。呂不韋是真想用道家理論治國的人，“呂氏春秋”是一部道家治國的創始藍圖。等到漢代，呂氏春秋所輯時十二紀，除去道家的淮南子以外，儒家的禮記也把它改進去，略加改定，成為“月令”篇了。

[10] 嫪氏在別處作樛，嫪氏為趙人，史記漢書的南越傳的樛人也是趙人，二者當為一家。因為姓氏在秦漢時期寫法往往不同，如袁氏可寫作轅，喬氏可寫作橋，楊氏可寫作揚等等。史記記載嫪毐系根據傳說，未必可信，不過戰國策言呂氏嫪氏對立情形，大抵可以認為真象。嫪氏趙人，與太后同鄉，應當本是太后的私人。況宦官接近女主，容易得到信任，例如東漢宦官之權，就是得鄧太后時開始的。衛尉是掌宮殿守衛，內史是管理京畿地方，佐弋是掌弋獵之官。（至於嫪音廖，樛音鳩，兩字似乎不同音，那是因為上古音從廖子音是複子音“kl”可以讀為k可以讀為l的緣故。）

[11] 上黨郡本屬韓，在前260年時，秦攻韓，上黨路斷降趙。秦攻趙，雖然秦將白起抗趙卒四十萬，可是秦兵還是被信陵君無忌所擊破。秦兵退回，所以上黨仍為趙有。

[12] 六國時之博士，備君王顧問。秦設七十博士，仿照孔子七十弟子的數目。這種博士是以儒家為主的；因為儒家對於前代的禮治最為熟悉的緣故。秦的博士如伏生叔孫通等，到漢時尚生存。

[13] 關於三皇的傳說，為天皇、地皇、人皇，而無泰皇。泰皇乃是東皇泰一之簡稱，亦即上帝，此為神號，而非人號。對於稱天子，究竟有些不合適。（帝即禘，是一種祭祀，用於上帝或祖先的。不過到戰國以來帝字用在設想上統一天下的君王，已經成習慣了，所以沒有什麼問題。）秦始皇用綜合的公式，合併用皇帝二字，確為較好。制是回答君臣奏書的詔書，是一種指令式的，詔是從天子發出“訓令”式的詔書。

[14] 古代的馬車是駕一馬或二馬，駕一馬的雙轅，叫做轅，駕二馬的單轅叫輈。更華貴的兩馬以外再前方左 右各—馬，共為四馬，周天子亦只用四馬；周穆王的八駿，指兩個車的馬而言。秦代才開始在四馬以外又 加二馬。魏晉人作尚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就不是古制了。

[15] 郡本來是指邊區的，戰國各國的郡，都不指王都所在的地方，秦的卅六郡也不算都城所在的內史。內史列入卿之內，不列入郡守數目之內，到了西漢，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仍然不採用郡的名稱。

[16] 考證卅六郡的郡名，主要的據漢書地理志，不過漢書地理志也有疏略的地方，不能完全整理出來。過去如全祖望、王國維、錢穆等都悉心考訂卅六郡的郡名，只是他們都忽略了河內這一個區域。河內是商的故都所在，魏文侯所重視的鄴也是此處，到魏惠王時仍是一個重要區域。漢代對於三河（河內、河南、河東）的重視，僅次於三輔。這樣一個地方秦決不能不置郡。只是漢書地理志把河內標出楚漢之際的殷國，把秦代設郡漏掉了，是應當補入的。

[17] 在臨洮地方，今甘肅和青海交界處附近。

[18] 史官的職務本來是卜筮兼記錄。後來就專指文書一類的事。御史指皇帝的秘書，等到秦時兼任彈劾的事。再到漢代，御史大夫成為副丞相（御史出外任彈劾之職，由御史中丞成為首領）。漢代御史大夫之任既尊，自為一府，於是皇帝秘書一任，就調少府屬官尚書來擔任，尚書令成為秘書主任。長期演變的結果，後代尚書令變成了宰相，尚書也成為閣員了。

[19] 因為郡守或漢時的郡太守，只管京畿以外的地方行政。所以和九卿職等不同，有關外郡的事，是由丞相直接下書，不關九卿，這和後代的六部情形不同的。不過有些九卿牽涉到地方上的，也令九卿和地方直接處理。例如太僕管皇帝車馬，但有時也管軍馬，其牧場就可能分佈到外郡了。內史掌京畿的地方行政，卻也掌管收支，湖北雲夢所發現秦律的倉律說：“入禾稼，芻槀，輒為蔭籍上內史。”所以秦代的內史是掌財務的。漢代分內史為三輔，仍然列為九卿。再加從衛尉分出的郎中令（後改光祿勳），亦即九卿加光祿勳，大司農，左馮翊，右扶風四卿，所以漢代號稱九卿，實際是十三卿。

[20] 但是小篆寫法還是比較遲重的，後來程邈更採用了楚人的筆法，來寫小篆，更為方便，用在辦公上比較迅速，稱為“隸書”。到了漢代隸書更為通行，所有的文籍都去用隸書來寫了。六經本來在戰國時本用各處古文來寫，漢代也用通行的隸書來寫，就被叫做“今文”的經典。

[21] 當時齊國用的是刀形錢，三晉用的是箍形錢，周及秦用的是圓形錢。秦統一天下後一律用圓錢，並用“天圓地方”的觀念，錢是圓的，孔是方的，這種形式一直流行到後代。秦錢重半兩，所以鑄上半兩二字。可是秦亡以後，私鑄錢很多，輕重不等，也鑄上半兩二字。

[22] 秦始皇墓被項羽發掘，取其金玉寶器，不過墓內的建築以及殉葬的陶瓦明器，顯然是項羽看不上的。晚近秦始皇墓的陶俑和真人一樣大小，並備有真的兵器，就已大量出土，不過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3] 秦始皇屢次遣方士入海求仙藥。徐福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徐福曾入海過兩次，第一次失敗了回來，然後說“未能至，望見之焉”。第二次再去，遂不返。相傳徐福到了日本，自有可能日本亦有徐福墓，其事真偽亦無確證。不過中日韓的相互交通，春秋戰國時已經成熟。徐福即使到了日本，其重要性不必誇張。因為到了日韓的人，不是隻有一個徐福。秦漢之際，天下大亂，這些時候從中國逃亡到日本到韓國的大量“亡人”，其對於文化上的重要性要更值得重視。

[24] 秦始皇刻石，現在只琅琊刻石尚存，但已多漫漶。泰山刻石僅存數字，但現存二十九字的拓本尚不少。鄒嶧山刻石只有宋代翻刻本，多失神態，長安本稍好一些，但和原本泰山及琅琊相去尚遠。泰山刻石一般人認為李斯所寫，並無確據。李斯是整理小篆的人，是否真擅長寫就不能決定了。

[25] 許多事實上問題往往不屬於理論以及學派的。譬如裡賈誼作《過秦論》，但賈誼之學出於吳公，而吳公之學又出於李斯，李斯又是一個對秦代政治設計的人。

[26] 清劉大櫆《焚書辯》，責蕭何入秦，不收取六經舊籍，以致博士所藏在項羽燒秦宮時完全燒燬此說不確。項羽燒秦宮室，損失甚大，不可諱言。不過司馬遷的主要根據的一部書秦紀，除屬於蕭何所取以外，別無可能。所以御史所掌的圖籍，不僅輿圖和檔案，顯然尚有書籍在內。漢代中秘的書，一定也有一部分是秦御史所掌的書除秦紀外尚有別的書籍。只是其中詩書及六國史記已被毀罷了。

[27] 後代許多皇帝如魏道武帝、魏太武帝、唐憲宗、唐武帝，均因服方士金丹性轉燥急，喜怒無常，唐武帝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與秦始皇晚年的情形，頗有點像，只可惜李斯不如李德裕，不能以寬濟猛，只以猛濟猛，於是天下不可挽救了。

[28] 史記上說趙高是“諸趙之疏族”，所謂“諸趙”和齊“諸田”及漢初“諸呂”是同樣的稱呼。當然趙高不是趙國的人，因為不可能把六國遺民放在左右。秦漢的近衛郎官，只用“六郡良家”，就因接近皇帝，不用函谷以東人的原故。如是秦國的人，那就秦國一定有一個可稱“諸趙”的大族。再和史記說秦始皇“姓趙氏”這一句比較，也就會明白趙高是皇族中的遠支，所以有機會掌權了。趙族分東西兩支，參看史語集刊三十一本勞幹：關東與關西的李姓與趙姓。

[29] 陳勝吳廣初起時假借扶蘇（秦）項燕（楚）為名，可見當時東方叛變的目的，政治性比六國舊國的民族姓為大，這就表示著戰國時代交通頻繁，中國各處的文化已經融合。所以漢代仍然成功的統一著。但從另外一點看，項燕卻是楚人崇拜的英雄，這也是項梁和項羽能夠起來的原因。

[30] 假是“假借”的假，也就是代理的意思。後來“假節”的假，也和這裡同一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