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9月，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任期結束，準備回國，臨走前他去總理衙門辭行，語重心長的對恭親王奕訢說：“王爺在中國為第一有權有勢之人，王爺拿不定主意振興中國，即無人能拿主意，但此時急矣。若並日而作，百廢俱舉，各國聞之，自不敢動。若如此因循，恐不數年，便不可問也。日本先下手得便宜，各國未嘗不動心也。好自為之，無為天下萬世笑也。”
此時，甲午戰爭的銷煙剛剛散去，《馬關條約》的墨跡尚風乾，割地賠款的創傷還在滴血。過去大家哼哧哼哧的搞洋務運動，本意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結果二三十年過去，不僅西洋的夷人沒能“制”住，連東洋的夷人也騎到我們頭上來了。
如今，洋務運動的首領，晚清新式外交的開拓者——奕訢王者歸來，任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滿朝文武都認為，他肯定能夠帶領整個國家一元復始，永珍更新，重新實現大國崛起。
▲梁家輝飾演的奕訢
其實，慈禧起用奕訢，也是因為朝中實在沒有可用的人才。例如剛剛入值總理衙門的翁同龢，身兼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會辦大臣、戶部尚書、管理國子監事務大臣、毓慶宮行走，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恨不得有三頭六臂。這固然是他權勢增長的表現，但同時也能說明清政府高層無人可用的窘境。
慈禧想來想去，才終於想起了這位已經隱居十年的小叔子。1884年中法戰爭，清軍在前線連連失利。仗打得不好，當然要找人來背鍋，於是慈禧抓住機會，罷免了包括奕訢在內的軍機處全班人馬，換上了一批能力平庸的官員。
這一次事件，也叫做“甲申易樞”。透過此次大換血，慈禧掃清了慈安太后和奕訢的障礙，一舉成為了清朝的最高統治者。
小叔子被趕下臺後，為了躲避殺身之禍，跑到了西山戒臺寺，從此讀書吟詩、坐禪悟道、不問世事，離削髮為僧就差一步之遙。在這十年間，軍機處由孫毓汶、徐用儀主導，而這兩位的後臺是光緒帝的親生父親醇親王奕譞。
奕譞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什麼事都不敢發表自己的主張，只懂得一味的討大姐的歡心。由於醇黨的庸懦，使得清政府這艘行將就木的大船更加破敗。
儘管朝野上下都對奕訢充滿了期望，但是奕訢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在心理上都已經不堪重任。生理上，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精力旺盛的年輕人了，而是一個63歲的白髮老人。
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畢竟馬保國老師69歲了還在堅持練習閃電五連鞭。奕訢的心理早已屈服於慈禧的打壓，他不再銳意進取，不再揮斥方遒，而是凡事委蛇因循，唯唯諾諾、毫無主見，成為醇親王的2.0版。
而且，奕訢在復出後經常生病請假，根本無法開展正常的工作。按理說，要是你實在身體不舒服，難以承擔重任，那就主動辭職唄，可是奕訢就不。難怪歐格納還對他說：“且王果善病，精力不繼，則宜選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專圖新政，期於必成，何必事事推諉，一無所就乎？”沒辦法，奕訢還有權力慾望，他可以不幹事，但是必須賴在這個位子上。
1898年1月16日，光緒帝召見軍機大臣，問大家如果政府要改革的話，第一步應該做什麼。翁同龢說，“以變法為急”，“從內政根本起”，這話說的很對，但是太大而化之。奕訢和其他人則是“默然”，可見這個叔叔確實指望不上了。
▲奕訢與慈禧太后 劇照
奕訢在甲午戰後三年時間裡，沒有領導行政體制做出任何變革，只是在一些小的地方做出修修補補的工作，例如同意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創設特科以廣收人才，同意榮祿的建議增練新軍以固國本，開設武科以培養新式軍官等。
即便對康有為等人創辦的強學會，雖然不少官員要求嚴厲查封，但奕訢的處理則比較低調，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青年一代愛國熱情。
從1840年至1894年，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清政府在自強方面缺少總體規劃，也沒有建立堅強有力的統一領導核心，只是任由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搞了一些工廠和鐵路，隨意性地推行了一些新政。而中央政府本身的政策卻又經常反反覆覆，甚至自相矛盾，令人無所適從。
現在，奕訢的新領導班子依然在走老路，大家還是在做帝國勤勤懇懇的“裱糊匠”，而且裱的還不如之前的好。而甲午戰爭慘敗的事實證明，只靠在窗戶上糊上一層紙，是無法抵擋外面的狂風暴雨的。
02無人可用的光緒帝自己的叔叔無能為力，那麼作為皇帝，光緒能夠拯救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嗎？
1895年5月2日，光緒帝忍痛批准《馬關條約》，八天後，他就發下諭旨，向臣民解釋他為什麼要簽訂這個條約，並提出戰後要做出改革。
7月5日，光緒帝明發上諭，“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諭中外巨工保薦人才，業經次第擢用。當茲時事多艱，尤應遴拔真才，籍資幹濟。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將軍督撫等，於平日真知灼見、器識閎通、究心時務，體用兼備者，臚列事實，專折保奏。其有奇才異能，精於天文、地輿、演算法、格致、製造諸學，必試有明效，不涉空談，各舉所長，俾資節取。”
▲《馬關條約》談判
從上諭中可以看出，光緒渴求的是精於“天文、地輿、演算法、格致、製造諸學”的人才，也就是技術性人才，這依然是洋務運動所需的人才標準。
當時，中國需要的是能夠引領改革的人，類似於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求賢的諭旨發出後，保舉人才的奏摺紛至沓來。茅海建教授在清宮檔案中查到52件相關的保折、片、單，並整理出附表，放在《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中，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看看。
說實話，官員們保舉的人才很多都不靠譜，例如翰林院侍講王榮商保算學生蕭開泰，說此人非常不滿西方人在技術上卡我們脖子，所以自學成才，鑽研出幾樣高科技的武器，“一曰火鏡：用玻璃板鎔鑄而成，借日光取火，厚二寸者，可燒三里外之敵船，厚至一尺者，可燒三十里外之敵船；一曰炮架：用牛皮水袋，可禦敵炮，中設機關，兩旁安凸鏡，能使放炮有準，合之可成營壘，分之可肩負而行；一曰竹筏：左右用木輪駕駛，中安木槽，可仰臥放炮，以攻敵船；一曰海鏡：能入水不濡，洞見海底，又推其法為暗船，可駛至敵船之下，運放水雷；一曰氣球：如鳥鼓翼，前後左右，惟意所向，中置炸彈，可自上擊下，以毀敵壘。”
像這樣會忽悠的人才，除了最近那個賣燕窩翻車的網紅主播，我還真沒見到過幾個。光緒沒有定王榮商欺君之罪，可以說是個非常仁慈的君主了。
茅海建教授說這些保舉的官員，“大多數屬於‘察吏安民’的性質，這與光緒帝下詔求賢的主旨並不吻合，也與甲午戰後‘臥薪嚐膽’的‘自強’風尚不那麼合拍。”
光緒帝下詔求賢的兩年時間裡，沒有獲得什麼令人滿意的人才。在實際操作中，很多高官藉此良機擴充勢力提拔下屬，很多下層官員特別是候補官員藉此良機保獲缺升官發財。中國的政壇一如既往，腐敗、因循、推諉、消極、愚昧······
年輕的皇帝想要收拾舊山河，但是現實卻打了他幾個大耳刮子。因為在舉國世道人心、風俗習慣、思想信仰、品行操守都全面敗壞的情形下，如果沒有有計劃、專門化地來培養現代化的人才，只是“求賢於隱”，是根本求不到的。
洋務運動的二三十年，只是強調片面的工業化，甚至把眼光緊緊地盯住軍事國防，忽略了現代化教育的建設。以至於當光緒帝需要改變中國的人才之時，卻發現舉國滔滔，無人可用。
1897年11月14日，德國藉口曹州教案，派軍強佔了膠州灣。12月15日，俄國軍艦駛入旅順，並向清政府提出修建中東路支線及租界旅順、大連的要求。清政府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只得低聲下氣的全部同意。
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即將來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
▲德軍在膠州灣
當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刻，光緒帝發現朝中沒有能夠獨當一面的將領！當年鎮壓太平天國的湘淮軍宿將們都已經垂垂老矣，年輕一輩的將領也沒有幾個熟悉近代戰爭的。將才凋零，青黃不接，光緒帝簡直要抓狂了，他連忙發下諭旨：各省將官有老於兵事，緩急可濟者，無論官職大小，現任退閒，準其一律奏調等語，所奏尤為當務之急。著即迅速籌辦。如有知兵之員，為該將軍督撫等素所深悉者，準其保奏，以備干城之選。
也就是說，不管是好桃子還是爛桃子，只要你摸過槍打過仗，就趕緊到我這裡報到，我這裡一網兜收，保證提供盒飯。由此可見，光緒帝急到了什麼程度，這也能反映出甲午戰後的下詔求才根本沒起到什麼效果。
1898年1月17日，光緒帝又下發諭旨，要求地方將軍督撫保舉“知兵之員”。毫不意外，各省封疆大吏們的奏摺再一次紛紛飛往京城，結果他們保舉的將才基本上都只在地方上跟土匪交過手，缺乏近代戰爭的經驗。
現在想想，後來清政府要抵禦外侮，保家衛國，除了跟能夠呼風喚雨、刀槍不入、飛簷走壁的義和團合作，還能依靠誰呢？這一出騰笑中外的鬧劇，其實不正是一個王朝無可奈何的悲劇嗎？
03知行合一的康有為德軍強佔膠州灣一個月之後，兵科掌印給事中高燮曾上了一折兩片，其中提到工部主事康有為，“學問淹長，才氣豪邁，熟諳西法，具有肝膽”，期望光緒帝能夠予以召見。
研究戊戌變法的大家孔祥吉和茅海建都認為高燮曾的建議，是翁同龢、康有為密謀的結果。康有為很幸運，光緒帝居然同意召見他，而這在當時極為罕見，要知道皇帝一般是不會跟中小官員直接對話的。
1898年1月24日，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翁同龢、廖壽恆、榮祿、張蔭桓“察看”康有為，聽取其政治改革的意見；3月11日，總理衙門代奏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當日光緒帝發下交片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
▲康有為劇照
康有為的變法方案讓光緒帝相當滿意，他自此成為清王朝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旋召見康有為議事，震撼中外的“戊戌維新”正式開啟。在糊里糊塗、渾渾噩噩的混了三年之後，清政府終於要有所作為了。
康有為在紅的發紫之前，做了很多腳踏實地、實實在在的工作。早在1891年，他就已經在家鄉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初步組建了自己的團隊。
甲午戰爭後，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宣傳改良主張，開展政治活動，得到一些開明官僚的支援，並帶動各地相繼成立類似的組織，令維新思潮日盛。
1897年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成為維新運動時期的重要政治團體。同時，他還去廣西講學半年，組織“聖學會”，開辦《廣仁報》，幫助廣西開拓風氣，引進西學。
除了透過開學堂、設學會、辦報紙等方式大造輿論，康有為還筆耕不墜，努力著書立說。其代表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抨擊當時佔學術主流地位的儒家古文經學是劉歆為王莽篡漢而編造的“偽經”和“新學”，後者更論證孔子六經都是“託古改制”之作，對傳統理念和法制發起了挑戰和衝擊，並打著孔子旗號為維新變法提供理論依據。雖然康有為的學術觀點並不正確，但是奠定了他維新變法思想領袖的地位。
此外，康有為還著有《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進呈給光緒帝，光緒帝看到後如獲至寶，“一卷剛進，又催下卷”，並將此書“日置左右，次第擇而行之”，有些上諭、硃批甚至直接採用了該書內容或案語。
不得不說，在奕訢等清政府高層官員因循守舊、無所事事、得過且過的這三年，“康黨”做了很多實質性的工作，而不是僅僅靠嘴遁和鍵盤。也正是因為“康黨”立志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並且為此宵衣旰食、棲棲遑遑、上下奔走，所以他們才能夠以低階官員的身份，進入清政府的中樞，主導救亡圖存的改革。
天下事，無論大小，一定要去做，只有做了，才會發生改變。
很多讀者都會批評康有為是個根本不靠譜的人，光緒帝不應該稀裡糊塗的就上了他的賊船。平心而論，康有為對西學知識一知半解，對外部世界只有模糊印象，他的改革方案因此也是極其幼稚的。
你能想象他甚至建議光緒帝賣掉一些邊疆的國土給西方列強，以此來籌款做改革經費？而且此人的人品相當有問題，這個幾乎是公認的，不用替他遮遮掩掩。
但是如果你站在光緒皇帝的角度，你就會發現，除了接受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實在是無路可走。甲午戰爭後的三年，光緒帝屢次下詔書，期望能夠匯聚全國的精英人才，共商改革進取的救國方案，可是現實卻讓他一次次的失望。
只有康有為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改革方案，在《上清帝第六書》中，他總結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提出中國變法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大誓群臣，宣佈“維新更始，上下一心，盡革舊弊”。二是開制度局於宮中，“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並設十二個新政局，推行改革。三是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為變法獻計獻策。在光緒帝召見他時，他主張統籌全域性，先設立制度局，另外還提出重用維新人士、廢八股、翻譯外國書籍、派遣留學生、派大臣出洋遊歷等許多建議。他的改革方案有諸多缺陷，但是這是當時光緒帝所能看到的最好的方案了。
▲康有為與孫中山 劇照
另外，康有為給光緒打了幾個針管的雞血，他對光緒說，西方列強變法改革“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明治維新“施行三十年而強”，我們“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以皇上之聖，圖自強在一反掌間耳！”這一番熱情洋溢的話，極大的振奮了光緒的心。
再加上德國強佔膠州灣，有可能引發列強競相強佔中國土地的骨牌效應，給光緒帶來的嚴重的危機感，讓他覺得再不進行維新變法，恐怕自己即刻就要成為亡國之君。康有為還在《上清帝第五書》裡這樣“恐嚇”他——職恐自而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試問，如果你是光緒，你還有別的選擇嗎？
▲李鴻章也說自己是“康黨”
結語1898年5月29日，人稱鬼子六的恭親王與世長辭，享年65歲。由於他的無所作為，導致大清朝在甲午戰敗後又渾渾噩噩的混了三年，沒有任何新鮮的氣象。而在此期間，列強已經紛紛磨牙吮血，準備集體宰殺中國。任何一箇中國人，下自販夫走卒，上至九五之尊，都已經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懸崖邊上。
真的，中國人的時間不多了。
好在還有一批像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張蔭桓這樣的熱血青年，在一片愚昧與混沌的蠻荒之中，勇敢的承擔起救國救民的重任。儘管他們會受到各種刁難和辱罵，但是他們就像培根說的那樣“不怒、不喜、不哀、不怨。只是理解”。他們幾乎是心甘情願的以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了新時代的祭壇。
103天的維新之舟，雖然永留歷史之憾。然而，也正是自該年起，戊戌之火種，植入了中國的精神中樞。這也說明，中國的知識界還沒有完全喪失反應能力，中國的中興應該是遲早的事，只不過，這已經不是清政府能勝任的事情了。等待它的，只有退出歷史的舞臺。
部分參考資料：
1、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三聯書店，2018年；
2、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三聯書店，2018年；
3、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三聯書店，2018年；
4、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三聯書店，2018年；
5、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
6、孔祥吉《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8年；
7、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8、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嶽麓書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