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報紙發展很快。民國成立後僅半年時間裡，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的報紙由十年前的100多種增加到近500種，新創辦的報紙多數是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而在民國初年的報紙中，各個政黨主辦的報紙又佔了很大的比例，比較有名的有同盟會的《民主報》、《國風日報》、《民立報》，共和黨系統的《國民公報》，《大共和日報》等等。在民國初期，新聞界整體上來說，是有著很高的言論自由的。即使在袁世凱獨裁時期，一些報紙也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展開“倒袁”的輿論宣傳。

“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

這是1912年5月20日，二十三歲的戴天仇在上海《民權報》發表一篇只有24個字的短論《殺》，卻一連用了四個“殺”字，端的是殺氣騰騰。年輕氣盛的戴天仇只是為了反對當時初生的民國政府向四國銀行團借債，熊希齡是財政總長，唐紹儀是國務總理，袁世凱是臨時大總統，章太炎大概是贊成這一舉措，被捎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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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毀謗”的罪名拘捕了戴天仇。雖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釋，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殺人罪”提起公訴。

戴天仇後來以戴季陶之名為人所知。他於1912年3月在上海租界創辦《民權報》，“日作千言，洋洋灑灑”，“措​詞​激烈，讀之令人興奮”。從4月16日起，他在報上接連發表十篇《膽大妄為之袁世凱》，19日和20日連載《袁世凱罪狀》，4月26日起又連續發表六篇《討袁世凱》。僅文章標題就讓現在的人開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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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當時，戴天仇被捕後，上海日報公會馬上就提出抗議:“查言論自由，凡文明之國無不一律尊重，即報章之中有措詞稍涉激烈者，亦寧​置​之而不為過。”“此次無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據何種法律？”當然，最值得一提、也是最不可思議的是，被戴聲討的唐紹儀竟以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上海，公開為戴天仇說話，他的理由很簡單:“言論自由，為約法所保障。”無論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後，恐怕都沒有比唐紹儀此舉更能感動民族言論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鐸報》以《戴天仇被捕記》、《戴天仇被捕再志》為題連續報道了這一件事。6月13日，租界會審公廨公開作出宣判:“共和國言論雖屬自由”，但“該報措詞過激”，涉嫌“鼓吹殺人”，最後以“罰洋三十元”結案。而據胡道靜《上海的日報》所說，戴天仇一出獄，即在編輯室牆上大書:“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