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軍事制度的改革，是春秋軍事形勢的一大特點。春秋軍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打破“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的舊兵役制，擴大兵源。周代實行國、野制度。這種制度的特點是把國家的領地自內向外劃分為邑、郊、牧、野、林、坰等幾組不同的地域。如《爾雅·釋地》說：“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國語·周語》說：“國有郊牧”，《周禮·地官·載師》說：“牧田任遠郊之地”，都說的是這種制度。

周代的國野制是與分封制有聯絡的。周代的分封制淵源於氏族社會的部落征服。國人由周族成員及其擁護者構成，他們居住在國郊以內。野人居住在鄙野。在周代，國人可以參加政治活動，接受學校教育，充當政府官吏。“執干戈以衛社稷”，更是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野人是沒有政治權利的居民，不能參政、從軍和接受教育，只能安於鄙野，為國家“治田供稅”。因此，周代國與野、國人與野人的對立，事實上是奴隸社會“奴隸和自由民之間的對立，被保護民和公民之間的對立”。

但是，春秋時期日益頻繁的戰爭使軍隊對兵員的需求不斷增加，“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的制度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所以，打破國、野界限，開始向野人徵兵，就被提到歷史的議事日程上來。率先衝破舊制的是晉國。公元前645年，晉在韓原之戰中敗於秦，軍隊損失慘重。為重建軍隊對抗強秦，於是始“作州兵”。據徐中舒與蒙文通兩先生解釋，作州兵就是取消國人當兵的限制，使野人也服兵役。這種解釋是對的。清代學者惠棟也說過；作州兵是晉國兵制的改易，晉國由此走向強大。繼晉國之後，公元前590年，魯國“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鄭國“作丘賦”。“丘”字，據《周禮·地官·小司徒》，它是與“甸、縣、都”相聯絡的，都是鄙野居民組織的編制。所以，所謂“作丘甲”、“作丘賦”，無疑也都是向居住在鄙野的農民徵收軍賦。而依據周制，兵役和軍賦是統一的。當兵者納軍賦，不當兵者不納軍賦而納稅。鄭、魯開始向野人徵收軍賦，自然也就開始向野人徵兵了。所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賦”，不僅意味著新的兵役制度的出現，而且也是新軍賦制的出現。這個新的軍賦制，據杜預注說就是“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R晉、魯、鄭所創的新制，在春秋中期以後，似已為列國普遍接受。故《孫子兵法·作戰篇》就以“丘役”兩字概括當時的軍賦制度。由上述可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賦”實是春秋時代兵役和軍賦制度的重大改革，不僅打破了傳統的國野界限，徵召野人當兵，而且也促進了春秋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長期處於奴隸制社會底層的野人透過服兵役取得了自由民資格，最後，和國人融合為一，演變成為封建社會中最廣大的被壓迫階級——農民。

但丘賦制度還不是春秋時期軍賦制度演變的終結。公元前483年，魯國又“用田賦”。這是一種按居民實際佔有土地數量的多少來徵收軍賦的制度，故以“田”字命名。而“丘賦”則是按居民行政編制單位納賦的制度。由“丘賦”到“田賦”的改革，是由於井田制瓦解，村社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據銀雀山漢墓簡書《孫子兵法·吳問》篇，春秋末年，晉國的中行氏、知氏、範氏、韓氏、魏氏、趙氏等六卿也採取了按畝論賦的軍賦制。這說明“田賦”制在春秋晚期已經很流行了。

春秋時代軍事制度的改革，當然遠不止於兵源、兵役和軍賦制三項內容，還有軍事編制、軍陣陣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