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為什麼不願意做忠臣？

君臣格局下，會產生各種不同型別的君主和臣子。比如，君主有賢君、明君、昏君、庸君、暴君，等等；臣子就更多，可分為賢臣、忠臣、直臣、能臣、良臣、錚臣、奸臣、親臣、近臣、權臣、寵臣、弄臣、倖臣，等等；對那些所謂的“變節”分子，如投降清朝的明朝大臣洪承疇，則被稱為貳臣。按照一般人的心理，君總是賢君、明君好，臣總是忠臣、能臣好。其實，在君主的心目中，忠臣也未必總是受到歡迎，主要是忠臣的表現未必合乎君主的心意。《郭店楚簡》中記載了一個孔子的孫子子思論述“忠臣”的故事：

魯穆公問子思：“什麼樣的表現才能叫做忠臣呢？”子思說：“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就可以稱為忠臣了。”魯穆公聞聽此言很不高興，子思作揖後就退下了。成孫弋覲見，魯穆公說：“剛才我問子思忠臣的事，子思說：‘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就可以稱為忠臣了。’寡人對此很困惑，不是很理解。”成孫弋說：“咦，這話說得好呀！為了君主的緣故而失去生命的人，這種人是有的。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卻從未有過。為了君主的緣故而失去生命的人，不過是盡忠於爵祿。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是遠離爵祿的。為了義理而遠離爵祿，如果不是子思，我是不可能聽到這種話的。”

其一，仁義關係。傳統觀點認為,“仁內義外”是告子的學說,因而不為儒家研究者所重視。從《郭店楚簡》可以看出,“仁內義外”是先秦儒家的一個重要思想。先秦儒家關於仁義關係的認識，有一個從內外相分到內外合一，再到內外相分的反覆過程。孔子已有了“仁內義外”的思想，從子思至孟子，仁義之間的內外關係完全消融，二者皆根植於心。荀子面對戰國末期的社會現實，又強調禮義的外在規範性，回到了傳統儒家“仁內義外”的思想。

其二，君士關係。先秦時期士人對君主關係中的“忠”的理解，與後世有著不同的內涵。子思所說“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在秦漢之後的君臣關係中是無法設想的，而魯國君主能夠忍受子思的這種言論，皆因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另一位士人成孫弋也贊成子思的說法，表明先秦計程車人對於君主有很大的批評餘地，他們之間的關係具有明顯的相對性。一般士大夫與諸侯國君主之間的關係既然是相對的，在人格精神上也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他們的思想文化創造力因而得到較充分的開發，中國文化史上的“百家爭鳴”局面遂得以形成。

其三，臣道思想。子思“恆稱其君之惡”所表達的臣道思想，乃是對其學說“誠”的踐履，合乎當時士人的價值標準，體現了子思的君師風範與人格獨立。

其四，憂患意識。《魯穆公問子思》的故事，說明歷史上有些儒者抱有一種“居安思危”的情懷，為天下而憂。子思認為能經常批評君主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孫弋為此解釋說：只有像子思這樣計程車君子敢於對君主提出批評意見，正是因為他們不追求利祿與爵位（金錢與權力）。中國歷史上確有一些儒者基於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而能持守此種精神。

其五，民主思想。《魯穆公問子思》最突出的特點，是表現了鮮明的民主思想。這種中國式的古老民主思想，並不僅僅體現在魯穆公與子思在人格平等的描述上，更為重要的是展示了子思大無畏的批判精神。思孟學派的獨立人格與其民主思想之間具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哲學上的自由和獨立人格，只能以政治上的民主思想為最後歸宿；而民主思想又最終會以深厚的性善論為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思孟學派的人學和相應的民主思想是一筆內涵極為豐富的寶貴遺產，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開發和利用的。

上述種種思想觀念的載體，仍然是君臣格局。子思對於“忠臣”的定義，也只能存在於上下不平等的君臣關係中，而且能否行得通，最終還要看君主的意願。《菜根譚》中有一句話：“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過高，當使其可從。”既然要做忠臣，就要指出君主的過失，那麼在很多情況下就顧不得“思其堪受”。在先秦那種寬鬆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子思說出了真心話，魯穆公卻“不悅”，這個“不悅”並不是因為他沒有理解子思的意思而“不悅”，而是他內心裡對子思的觀點不認同而產生了“不悅”,因為所謂的“忠臣”，原來就是總讓他面紅耳赤、心裡不舒坦的人，所提的意見就是“不堪受”。

在“君權神授”觀念支配下的社會環境中，人們一般認為，臣子對君主盡忠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情，做忠臣應該是臣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但是，魏徵卻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他舉歷史上的稷、契和皋陶這三個良臣和關龍逄、比干這兩個忠臣的結局為例，說明良臣與忠臣的區別。李世民似乎很受聽，於是賞賜魏徵五百匹絹。

魏徵的話，其實是反映了他對自己身家性命的憂患意識。忠臣難做，連魏徵都有同感。倒不是忠臣的名聲不好，而是結局不好。“流芳百世”那是死後的事情，而搞得不好時“人頭落地”則是現實的慘狀。魏徵即使再有“大無畏”的精神，也不願意為“虛名”而招“實禍”。只有在君臣格局下，下級對上級才會有這種發自內心的“畏懼”感。

魏徵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明確指出忠臣與良臣之間具體差別的人，他以獨特的眼光，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為忠臣的別稱。這是由於長期以來受儒家所謂“君仁臣忠”思想的影響，忠臣歷朝歷代都是備受推崇、大書特書的典範，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此給人的感覺也都是形象飽滿、毫無瑕疵的。受著這種觀念的影響，在人們的直覺中，忠臣往往也與能臣混為一談，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屬性。事實上，這兩個角色有著很大的區別。

從標準上講，忠臣往往側重於道德水準，是從思想、觀念以及行動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於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夠治國理政的人。

從數量上講，忠臣遠遠多於良臣，這是由於成為忠臣要比成為良臣容易得多，歷史上許多忠臣往往只是憑几句“直言”便可造就；而良臣卻並不多見，這是由於良臣非經一番磨礪而萬難鑄造。

從形象上講，忠臣往往與奸臣對應；而良臣則常常對應於庸臣。

從風格上講，忠臣重視的是做事的過程，往往寧折不彎，不計後果；良臣則務實一點，堅持原則性但往往又摻雜些靈活性，以辦成事情作為行動的指向，具有鮮明的結果導向性。

從結果上講，忠臣往往是悲劇性的，常常用生命的代價換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結局則難有定論，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謀得天下之利，也會盡可能保全自身。

當然,忠臣與良臣雖然並不相同,但也並沒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以有忠臣的品質，兩者一般不太好區別。魏徵卻從忠臣與良臣的結局不同的角度把兩者區分開來了，自有他在彼時彼刻的真實感受與良苦用心，後人只能是意會而無法言傳了。

郭嵩燾為什麼捱罵？

解決了思想認識問題之後，就應該解決政治生活中的實際操作問題，核心是要改變前述君臣格局的三大基本特徵，這才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治本之道。理性的人總是孤獨的，理性的力量卻終究是強大的。想要人云亦云地毀謗一件東西十分簡單，想要客觀冷靜地看穿一件事物卻非常不易。清朝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就是這樣一個理性的孤獨者，他在其日記體著作《使西紀程》中，就深刻地洞見了英國的政治制度：“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他曾經觀摩過英國下議院的運作，旁聽過議員們對英國“兵部尚書哈爾諦”的種種辯駁詰難；進而還考察了英國的兩黨制度，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辯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朝廷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固已久矣!

這就是郭嵩燾對英國民主政治運作的實地考察。郭嵩壽繼續說：“三代有道之聖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聖祖之仁聖，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無有能庶幾者。聖人以一身為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意思是說，我們有聖人，西方沒有；但我們靠聖人治國，聖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眾自治，卻可以推衍無窮。因此，郭嵩燾主張中國應研究、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三代之治”是中國傳統治國理政實踐中的終極思想，郭嵩燾卻說“蠻夷”政體之優良非“三代”所能及，這種讚譽顯然刺痛了國內“衛道士”們脆弱的神經，進而引起他們的憤怒，於是對他進行攻擊和漫罵：

《使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造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為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於是湖北人何金壽以編修為日講官，出疏嚴劾之，有詔毀板，而流佈已廣矣。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從唾罵，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郭嵩燾的《使西紀程》一書，直到他去世仍未能公開發行。當初清廷正式加授他為出使英國大臣，訊息傳開，頑固派紛紛指摘、譏諷。湖南名流王闓運送他一副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翰林院編修何金壽攻擊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只有李鴻章為他撐腰：“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郭嵩燾的號）為最。”郭嵩燾去世後，李鴻章奏請朝廷宣付史館為郭立傳，並頒賜諡號。朝廷降旨：“郭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故不準立傳賜諡。”後來，慈禧太后召見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時，曾為郭說了幾句求情的話：“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處。此次亦是拼卻名聲，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慈禧說：“上頭也深知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曾紀澤接任郭嵩燾職位，同樣接受了與郭相似的攻擊與辱罵。

歷史上的先知先覺者，不管歷史的封塵是多麼的厚實，都不會永久地遮蓋住他們的思想光芒，正如郭嵩燾本人的詩句所說的那樣，“世人慾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流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任何一種政體，哪怕它再沒落、再腐朽，總會有人替它“點贊”，也總會有人成為它的“衛道士”。這就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的緣故。在當代社會，所謂當政者的德性，就是順應時代的潮流，傾聽人民的呼聲，拋卻任何的私利和專制思想，以“天下為公”的胸襟，帶領人民實現真正當家作主的“夢想”。

(《大國之治》（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