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舉和九品中正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從被清議壟斷的人事選舉中找到話語權，只不過唯才是舉偏重於思想指導層面，九品中正偏重於制度操作層面。
曹操時期讓崔琰、毛玠負責選舉，這二人是非常看重德行的。同時，把“唯才是舉”和“提拔寒門”劃等號是比較想當然的一件事，寒門這種說法在當時不常見，一般用的是單家，指的是郡裡次於著姓的家族，和現代人理解的寒門不是一回事。
曹操下求賢令
而且曹操在用人方面也是會看重門第和名聲的。太原人令狐邵為袁氏舊部，被俘後當斬，結果曹操發覺此人可能出身不凡，問清家世後馬上將其赦免並提拔為府吏。如果說令狐邵只是普通出身，那他的人生也就到此結束了。曹操在平河北時大量提拔任用知名人士，雖說傅子裡說是郭嘉的建議，但顯然曹操自己也是認可的。把曹操樹立為“平民代言人”是很幼稚的，或者說當時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代言人。
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
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並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曹操三度下達求賢令，內容都是相似的，大致上就是舉一堆身份低微或者德行有虧的古人當作案例，表達出以德取人會導致這些人才得不到任用，而今是用人之際不應太過計較的觀點。這本來就只是幾份補充檔案，並不是否定德行為先的取人標準，而是表示不能使那些因德行問題無法被取用的人才遭到遺漏。
郭嘉
因此，不能說曹操的用人方式與以德為先是針鋒相對，背道而馳的，“唯才是舉”的意思是隻要有才能就舉用，而不是隻有有才能才舉用。曹操不反對主流的舉用方式，只是主張不排斥那些不符合主流舉用方式的人。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奏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所以曹操和曹丕的用人差別並不在於對高門大姓的任用上有何不同，因為父子二人都是重用高門的，比較能體現二人區別的是對待不合禮法之人的態度。比方說曹操看重犯過法的楊沛，將他從囚徒提拔為鄴縣縣令，而曹操看重楊沛的原因是此人執法嚴酷不畏權貴，曾嚴刑拷打曹洪手下犯過法的賓客並將其處死，而曹操的大本營鄴城居住著大量高官家屬，其中許多人不守法度，因而正好需要類似楊沛的人去治治這幫人。如果按照正常的用人途徑，楊沛自然不應該當此重任，因此這便是曹操所說的“唯才是舉”。
曹丕
而到了曹丕繼位後，楊沛便不受重用，當的都是比較閒散的職務，逐漸遠離政治中心和達官貴人，退休時甚至家無餘財，死後要靠鄉鄰故人出錢安葬。而對於楊沛後來的遭遇，魏略裡的相關敘述很有參考價值，其原因是“儒雅並進”，而楊沛又“以事能見用”。也就是說，從曹丕時期開始，不再重用楊沛這種只具備“事能”的官吏，而是專門任用“儒雅”的官員，楊沛也不是做不了官，但只能去幹一些不重要的活，而受重用的必須是具備德行名望的人士。
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腳，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跡。坐與督軍爭鬥，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
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佔河南幾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變化的與其說是用人標準，不如說是用人風氣，或者說用人風氣其實從來沒變，只是曹丕不再像曹操一樣會自主提拔一些特殊人才了。這一點上對曹丕沒什麼好指責的，也不必給曹操貼上一堆理想主義的標籤，我更傾向於從立場、目的、個人習慣等方面來看待這種差異。
曹操本來就是在非常時期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曹操一生始終處於漢臣立場，而王朝更替時期原本就會出現諸多非常態的情況。曹操在求賢令裡就提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足以說明曹操本人對所處時代有相當充分的認知，他所舉的吳起、蘇秦、陳平、蕭何等案例也不是清平之世的人才，即亂世取人不能套用死板的標準，想要成就事業必須講求實用。也就是說，“唯才是舉”必須和亂世相繫結，並不是取人的常法，倘若曹操平定了天下，那他多半不會繼續堅持這個口號。
而曹丕所處的狀況又和曹操有很大不同，如果說曹操作為漢臣幹得更多的是平亂以及破壞王朝秩序，那曹丕作為魏帝所做的便是治理以及建設王朝秩序。正因為這種立場上的變化，曹操所提拔的“以事能見用”的人到了曹丕時期自然會難以得到重用，新朝廷當然要樹立提倡道德和教化。同時，曹操自己做官時就有酷吏習氣，而且由於出身原因沒有少受非議，從個人角度來說，曹操應該也不排斥那些和自己一樣受到清議貶低的“非常之人”。
曹丕和曹操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末尾稱曹操為“非常之人，超世之傑”，這句評價經常被當作是陳壽拍的彩虹屁，但如果去除掉其中的馬屁成分，中性地加以看待，其實都是在說曹操的行事風格和時代以及常人有所不同。但不是說與眾不同就一定是好的，就像改革也可能越改越糟，和曹操一樣重用不合禮法之人就真的能使天下大治？
結合時代、身份、性格來進行分析，“唯才是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曹操的用人方式，但有其獨特的背景和相應目的。如果浪漫化成“曹操對抗門閥士族”，甚至進一步演化出“科舉制度先驅”、“曹丕出賣父親理想”等說法，就等同於把歷史簡化成了理念的對抗甚至是善惡的對立，這也未免太過兒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