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4 ：國際社會為何對9·18事變袖手旁觀

9·18事變對華盛頓會議體系的嚴峻挑戰

9·18事變由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這兩個關東軍下級軍官策劃。他們用爆炸物毀壞了二三英尺長的鐵軌，以此為導火索，日軍向同駐瀋陽的中國軍隊發起大規模進攻。藉口中國人襲擊了南滿鐵路，一箇中隊的日軍攻了進來，並向中國軍隊開火。戰爭打響了。最初的行動結束後，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才被告知發生的一切。本莊將軍本人允准了密謀者們的行動，命令向瀋陽及東北其他地區的中國軍隊和守衛動武。一日之間，瀋陽和長春（南滿鐵路的北端）均落入日軍之手。

關東軍司令部致電東京大本營之後，日本內閣大驚失色，認為這是對《九國公約》、對十五國《非戰條約》的公然踐踏啊！是向以華盛頓會議為代表的戰後亞太地區國際體系的嚴峻挑戰啊！這讓日本如何面對國際社會？但是日本軍部拒絕讓步，陸軍高層達成一致，如果內閣執意反對，那就讓內閣倒臺。

日本文官政府也是用這一套來描述中國東北的局勢，並向列強保證，這一切其實是警察行動，是在維護而非觸犯九國公約及其他條約。如果要說服列強相信日本所為是為華盛頓體系著想，按道理說，日本就應主動和簽約國溝通，以求得支援和理解。相反，從一開始，東京就堅持要雙邊解決和中國的爭端。內閣先是責成外務省開啟和中國政府的對話，以化解敵意。正如入江昭教授所言，不知為何，日本人相信中國人會接受這些條件，相信兩國依照這些原則迅速平息事端，從而就能阻止事件升級為國際危機。同時，列強會贊同這個解決方案，因其有利於在中國東北的所有外國人。這正是日本一系列誤算中的頭一次，這些誤算將使日本在世界上陷入持久的孤立。

中國人的反應

從一開始，中國就投奔國際法律和秩序，試圖透過其他國家和世界輿論的支援，來獲得解救。9月22日，蔣介石在對國民黨官員的演講中指出，日本已經違反了“國際道德、國聯盟約和（1928）宣告戰爭為非法的條約”。中國是在捍衛國際秩序，反對日本的非法行徑；一國僅因缺少自然資源就奪佔他國領土，是有悖國際法的。既然如此，中國人相信，“世界公論”將譴責日本的野蠻行為，嚴斥其對“國際公義”的違反。他們絕不答應和日本作雙邊交涉，因為這正中其下懷，無異於接受日本的主張，即這起事件只是牽涉中日兩國條約權利的小事情。這一闡述危機的方式不只是高明的宣傳，它還反映了國民黨領導層清醒的決定，即同其他大國合作，借其力迫使日本人放棄侵略。

儘管蔣介石明白，最終也許十年之後，中國可能不得不對日開戰，但目前來說，寄望於世界的壓力，尤其是國聯來約束日本，是最好的選擇。中國還遠未統一。事實上，國民黨還在進行剿共作戰，更要命的是，北方省份遭遇毀滅性洪災，導致嚴重的糧荒。面臨如此形勢，蔣介石在10月宣佈，救國的上上之策，是國家的“和平統一”。中國人應先集中精力實現政治統一和經濟發展，然後再和日本較量，同時依靠全世界的力量來懲罰日本。

日本人選對了時機

對中國而言不幸的是，此時中國強烈認同並向之求助的西方列強因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正陷入混亂。

當時正是美國大蕭條最痛苦的時候，美國的囯民收入幾乎減少了一半，大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國際合作和國際義務也就談不上了。再加上美國並不是國聯的成員，所以就選擇不發聲。

而國聯呢，英法本來就有把中國讓給日本以換取自己在東南亞殖民地的安全的心思，所以就選擇了對日本的綏靖。蔣介石政府奔走呼號，國聯在10月以前甚至連個口頭譴責都不肯，就更別提有什麼實際行動了。

美國不管，國聯不管。這對日本是一個非常好的局面。國際社會的綏靖忍讓，讓關東軍氣勢大漲。9·18過了不到一個月，軍部就把天皇“不要擴大”的旨意拋在腦後，把東北和內蒙全境作為戰區，驅逐中國軍隊。

事態升級後，國聯和列強實在是說不過去，終於援引1928年公約譴責日本違背了公約精神，被任命英國人李頓爵士為團長，組織個代表團前往東北調查。關東軍則爭分奪秒，於1932年3月1日成立了偽滿洲國，把生米煮成熟飯。

事情搞大之後，國聯正式發表譴責。日本面臨著要國聯還是要滿洲的二選一難題。

當時的首相犬養毅深知，掀桌子脫離國際社會，對日本意味著什麼。但是面對強硬的軍部和洶湧的民意，他也深知，要想恢復到9·18之前的狀態，就國內政治而言已經是不可能的選項了。

所以他就陽奉陰違，一邊嘴上唱著高調附和民意，一邊尋找與中國和國際社會達成諒解的可能。他的這點小心思被看穿之後，隨即被刺殺。犬養毅的被刺殺，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意味著從此以後，日本文官政府再也無力成為軍方有效的制約因素，徹底淪為一個跑龍套的角色。

國聯投票一致透過李頓委員會的報告，對日本的一連串單方行動感到惱火，日本所謂從未違反條約的保證已無人當真，於是，日本選擇退出國聯。然而，這並不表明世界上正形成一個支援中國抗日鬥爭的反日同盟。列強們所能做的，不過是批評日本，對李頓委員會的提議表示贊同而已。在某種程度上是指望日本人終能悔悟前非，知錯改過。同時，美英都無意動用對日製裁來幫助中國。

身處國聯和華盛頓條約體系之外的蘇聯，也不願獨力阻止日本。莫斯科的領導者們顯然判斷，西方不可能結成反日這樣的同盟，反而很可能擔憂西方甚至會默許日本徵服中國東北，以之為削弱蘇聯的有利舉措。考慮到蘇聯無法單槍匹馬對付日本，莫斯科選擇著力避禍。具體說來，蘇聯政府允許日本使用中東鐵路，還透露了將鐵路賣給日本的意思。蘇聯政府甚至暗示兩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有一次，它表示隨時準備和“滿洲國”訂立相似的協定，這當然意味著承認傀儡政府）。因此，當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正迴避雙邊交涉時，蘇聯卻願意嘗試，至少作為權宜之計，以免促發危機，使帝國主義者有機可乘。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單方面侵略逃脫了處罰，除了受到國聯的責難，沒有招致各國的聯合反對。正如入江昭教授書中所言，日本人選對了時機，在西方國家因經濟危機陷入混亂，而中國自身又罹遭內亂天災的當口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