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6日,紅28軍高敬亭、何耀榜向延安派來的鄭位三彙報了鄂豫皖三年來游擊戰爭的情況。
鄭位三說:"中央本來派我們來是指導鄂豫皖紅軍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沒有想到你們已獨立和衛立煌完成了談判,而且不讓國民黨插進一個人,從他們那裡領到了軍餉,駐地也是依靠有險可守之山地,嚴防暗襲及破壞,不要求駐大地方,這些都符合中央要求,可以說這是南方八省游擊隊最早成功的一次談判,可喜可賀。中央說過,南方各游擊區是今後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這些戰略支點是十年血戰的結果,應該十分重視。西安事變後,國民黨運用全力想拔去它,不過他們失敗了。現在抗戰了,我們更應該保留這些戰略支點。我來鄂豫皖時經過南京,葉劍英傳達洛甫、毛澤東的電報,叫我們不得重蹈湘鄂贛邊及閩粵邊之覆轍。"
"湘鄂贛邊?閩粵邊?"
"湘鄂贛邊蘇區派人至武漢談判,接受武漢行營派軍需主任、副官等許多人到部隊中去,被中央糾正了。閩粵邊特委和紅軍游擊隊負責人何鳴,於6月25日與國民黨軍一五七師達成合作抗日協議,比你們還早。但他們接受國民黨的要求,將部隊開到洋浦縣城駐防。7月16日,一五七師以點編髮餉為名,將八百多紅軍游擊隊騙入體育場,全部繳械。現在中央正在和他們交涉。這些都是教訓啊!中央提醒各游擊區在談判中應注意,包括防止類似何鳴事件的發生。"
"看來,我們往七里坪集中時一路警惕是對的了!"高敬亭看了看何耀榜。鄭位三說:"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統一戰線最低限度問題,中央指出最低限度之三點:一,不允許國民黨派人到隊伍中來,這為保證軍隊獨立性及我們的絕對領導;二、要求與國軍同等待遇,極力求得軍火與經濟之補充接濟;三、各地隊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脫離根據地,這為了掩護當地農運之開展,不受騙。我來這裡時,中央再三交代,不要接受國民黨的任何名義。你們不瞭解情況,受不了國民黨的政治進攻,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委任狀,現在要想辦法退回去。我這幾天先了解一下幹部和部隊的情況,再來處理此事。"
從中央的高度來看鄂豫皖國共和談,自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由於高敬亭文化水平不高,長期與黨中央失去聯絡,加之在大別山區訊息閉塞,情況不明,除看到姜術堂帶回的幾份檔案外,高敬亭對黨中央關於南方紅軍和游擊隊談判改編方針、原則以及具體辦法等不完全瞭解,因而在談判過程中有不妥之處也是在所難免的。這在當時是南方八省地方性國共和談普遍存在的問題。如當時南方紅軍改編後番號問題,國民黨不同意共產黨增加新的番號,中共中央一時也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董必武建議為八路軍補充部隊,沒有得到響應。項英、陳毅領導的贛粵邊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其他各地的名稱也是五花八門。
對於高敬亭、何耀榜領導紅二十八軍及鄂豫邊紅軍游擊隊的談判改編,歷史已經證明它是正確的。正是由於有鄂豫皖、鄂豫邊紅軍和游擊隊的集中改編,才有新四軍四支隊的誕生,才有可能成為後來戰鬥在華中、華東、江淮之間和黃河兩岸的抗日勁旅。因而,高敬亭、何耀榜關於鄂豫皖紅軍和便衣隊談判改編的做法,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符合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的,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他們在不瞭解情況下接受了鄂豫皖邊人民抗日軍番號,也不是大錯,況且還把最後決定權交給了中央。
鄭位三到達七里坪,透過一段時間調查後,在軍部北邊的秦氏祠堂裡召開幹部會議。鄭位三在會上做了長篇報告,解釋國共合作後黨的路線的轉變:
中國革命各個階段的發生和變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目前已發展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階段;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打倒帝國主義是實現中國革命任務的中心;日本帝國主義是現階段最主要、最兇猛的敵人,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不能達到中國民族的解放,無法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更不能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國共合作正是為了聯合全國力量實行對日抗戰,削弱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力量,保證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我們放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政策及改變紅軍名稱,是為了取得全國團結一致抗日、達到革命的目的,並未放棄這一階段中的其他革命任務。
9月下旬,鄭位三在七里坪鎮西門外的河灘上召開了軍民慶祝大會。集中在這裡的鄂豫皖紅軍和近四千人民群眾參加了大會。他們是趕來看望自己的子弟兵,看望高敬亭和鄭位三、肖望東等首長的。
大會由高敬亭主持,鄭位三做報告。鄭位三從西安事變說到國共合作,從平型關大捷說到火燒陽明堡,還說火燒陽明堡是從這裡長征出去的陳錫聯指揮打的,講得極為生動。會場上聚精會神的人群,時而驚愕,時而嘆息,時而大笑,時而發出讚賞的嘖嘖聲……
這些材料是鄭位三最近收集和閱讀各種檔案及書報刊分析得來的。接著,鄭位三又分析全國抗戰形勢和發展前途,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南方紅軍整編和準備抗日的指示;轉達了黨中央對紅二十八軍、地方武裝、便衣隊全體指戰員,同鄂豫皖邊區人民一道,堅持三年游擊戰爭所做出巨大貢獻的表彰;號召鄂豫皖邊區軍民繼續發揚革命傳統,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努力奮鬥。他的話,把大家說得揚眉吐氣,信心百倍。
10月,鄭位三作為共產黨中央的代表與國民黨地方當局在七里坪繼續談判。大別山國共和談成功,但是高敬亭是和衛立煌談的,衛立煌雖是三省督辦,湖北和河南軍政當局並不完全買他的賬,致使談判協議執行起來還有很大差距。這次談判地點在七里坪西街區政府裡一座建築內。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磚木結構、硬山頂、布瓦鋪蓋、面闊三間、一廳兩廂的民間公房,名叫豐豫倉。原是黃安全縣當時的"五十會"存放義租的糧倉。
共產黨方面除鄭位三外,高敬亭、何耀榜仍參加談判;國民黨方面的代表除衛立煌的高參劉剛夫、李德保外,加派了黃岡專署專員程汝懷、黃安縣縣長蔡成。
靜了片刻,程汝懷開腔說:"協議規定雙方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我方按照協議已經全部停止軍事行動,但是高先生你們方面沒有認真執行,有的游擊隊還在到處打土豪、捉人罰款,這是違背協議的行為。"黃安縣縣長蔡成提出質問:"高先生你們與我們簽訂的協議算數不算數?如果算數的話,應該督促所屬的部隊一體遵行。否則,協議對雙方都將失效!"
談判代表何耀榜嚴肅地說:"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光明正大,簽訂的協議當然算數,並且認真執行,決不反悔。簽訂協議後,紅二十八軍軍政委高敬亭釋出命令,當此國難日亟、民族危亡之際,凡本部同人願意抗戰者,一律到黃安縣七里坪集中。從8月開始,紅二十八軍各部和便衣隊武裝紛紛開進七里坪地區,途中仍屢屢受到你方正規部隊和地方部隊的阻撓。還有,你們把我們之間簽訂的協議,說成是共產黨投降國民黨,並且斷章取義到處宣傳,要我們的部隊投降,由此,引起我們個別部隊的幹部對協議的懷疑而拒絕執行。加上你方表現敵對行動的對峙形勢並沒有改變,更增加了他們的懷疑。因此,我們每次派通訊員和聯絡員去聯絡不能達到目的,派到羅田薄刀鋒的幾個聯絡員還犧牲了,這個後果歸罪你們還是我們?協議說是讓我們進駐七里坪,可是貴軍仍未完全撤防!"
程汝懷說:"你們對部隊有沒有約束力?如果沒有,那我們就派部隊'進剿'了!"
何耀榜笑了笑說:"'剿'了三年,還不知道誰'剿'了誰!"
鄭位三語態莊嚴地說:"我願意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供大家考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是兩黨中央共同決定的,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這裡沒有誰投降誰的問題。現在竟有人藉此機會宣傳共產黨投降國民黨,這不僅是無知,而且是惡毒的誣衊,不僅是違背協議,而且是違背全國人民願望的破壞行為。請諸位先生考慮,對於這種宣傳應當採取什麼態度?這是一。
第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從北方和東方大舉進攻,快要打到我們身邊來了,但還有大批靠人民血汗供養的政府軍無動於衷,仍然把槍口對內,包圍著要求迅速開赴抗日戰場的紅軍游擊隊,這是執行協議的表現嗎?
第三,由於以上兩個原因,使個別紅軍游擊隊懷疑和拒絕執行談判協議,這是必然的結果。但有的人卻藉此攻擊我們違背協議,問我們簽訂的協議算不算數,對部隊有沒有約束力,等等,其目的無非想宣佈協議失效,重新進行'剿共'戰爭。但是大家知道,十年'剿共',沒有把共產黨'剿滅',卻把日本鬼子'剿'到中國來了,難道這個教訓還不夠?還要繼續'剿共',把整個中國'剿'給日本帝國主義嗎?先生們知道,這是不容許的。當今之計,只有採取一些切實的措施,方能有效地解決問題。因此,我建議:一、鄂豫皖三省軍政當局應明令禁止類似'共產黨投降國民黨'等的宣傳,以利於國共兩黨團結抗戰;二、迅速撤退包圍紅軍的部隊,轉向抗日陣地上去,以取信於國民;三、在排除上述障礙的情況下,我們加緊整編部隊,開赴抗戰前線。但應假以時日,因為已經造成誤解,不能操之過急地採用命令解決。以上意見是否可取,請諸位先生三思。"
經過激烈的辯論,這次談判雙方達成了以下協議:一、國共合作抗日;二、雙方釋放被捕人員;三、七里坪為紅二十八軍整編地點,國民黨軍隊全部撤出這個地區;四、紅軍和便衣隊停止土改和打土豪,國民黨負責紅軍給養;五、救濟失業人員和安置"跑反"回來的人員。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鄂豫皖地區正式形成。
鄂豫皖蘇區,僅僅在黃安一縣,十年內戰時期,就被屠殺數以十萬計的幹部群眾,弄得紅軍家屬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田地荒蕪,廬舍為墟,這成為鄭位三和高敬亭高度關注的問題。
國民黨經扶縣縣長鬍光麓聽說紅軍高階幹部且是老鄉高敬亭率領紅二十八軍從安徽省嶽西縣過來,到湖北黃安七里坪與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便派和七里坪相連的箭河區聯保主任、縣財政委員、司法承審和縣城城關聯保主任等四人作為經扶縣政府代表,到七里坪表示歡迎。他們沒有見到高敬亭,何耀榜安排他們住在七里坪紅軍接待站。第二天,鄭位三騎著高頭大馬,帶著五個警衛員,接見了他們。經扶縣政府代表團說明了來意並代表縣長表示問候後,鄭位三嚴肅而又謙和地說:"現在國共兩黨正在談判,不打內戰了,要合作抗日。希望你們地方政府,今後要多多支援抗日部隊,再不能敵視紅軍和紅軍家屬了。據我瞭解,經扶縣不僅未放政治犯,而且搞掉我們幾個幹部,同時下令在縣城一帶修工事、築碉堡,出現了種種破壞統一戰線的罪責。你回去告訴胡縣長,要他馬上將國民黨貴州部隊一〇二師在天台山、老君山一帶抓去的紅軍和便衣隊人員都釋放出來。現在國難當頭,要讓他們參加抗日,不能讓他們老坐在你們經扶縣的牢房裡,這能叫合作抗日嗎?"鄭位三接著說出了"阮竹青"等一連串需要釋放人員的名單。
後來,胡光麓根據國共雙方談判協議的條款規定,將關押在經扶縣監獄裡的紅軍和便衣隊人員都釋放了,劉剛夫在這次會談後也確實做了不少工作。1935年7月鄂東北紅軍醫院遇襲時被俘的林之翰、張映卿、戴醒群、鄭奇英等醫院看護人員,還有紅軍手槍隊的傷員殷紹禮等人被釋放;並派人送他們回到七里坪。年僅十三歲的鄭奇英是鄭位三的女兒。
紅軍手槍團分隊長殷紹禮,在連塘山與敵人作戰掩護部隊撤退時左腿中彈受傷被俘,被送到國民黨經扶縣監獄。一連五天,敵人軟硬兼施,輪番審訊他,一天夜裡,敵人將他押到城外一塊墓地中新挖的土坑邊,妄圖以死威逼他交出紅軍和游擊隊的情報,殷紹禮仍拒不回答。敵人無計可施,只好把他投入地牢。經過此次談判,他才走出監獄,重返部隊。後來先後在新四軍四支隊和二師任職。1948年1月,在華野二縱隊四旅旅長任上作戰犧牲。
這次談判也促進了國民黨黃安縣政府與共產黨進一步合作。早在七里坪談判之前,即1937年7月中旬,中共黃安縣委就接到了我黨交通員鄭植惠從延安帶來的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檔案和鄭位三致黃安縣委黨組織的信。鄭位三在信中介紹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之後,提出"如果國民黨軍隊不打我們,就和他們停戰談判"。縣委曾透過關係致函國民黨縣長蔡成主動提出談判,卻遭到了蔡成的拒絕。七里坪的談判達成協議之後,蔡成迫於大勢,表面上同意合作,而實無誠意。因此,黃安的國共合作進展不大。不久,國民黨湖北省政府任命餘義民為黃安縣縣長。餘義民為黃安人,1928年脫離共產黨後轉入國民黨政界,但在家鄉尚無劣跡。因此,由余義民出任黃安縣長,國共雙方都能接受。1937年11月,餘義民到職履事。接著,曾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黃安共產黨、共青團、工會、農協等組織領導職務的,大革命失敗後脫離黨和革命的一批人相繼回縣,充任國民黨縣政府的秘書、科長、區長、民教館長和中學校長等。這些人儘管早已脫離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工作,但他們對共產黨比較瞭解,有的與共產黨還保持著聯絡。於是,鄭位三等人抓住這個有利時機,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黃安很快形成。
劉剛夫和鄭位三同住在七里坪區公所內,彼此坦誠相見。鄭位三為確保國共和談順利,還讓何耀榜為劉剛夫住處派來衛兵站崗。國共兩黨的代表,常常就國際國內情況進行交流。
"我們駐在七里坪的紅軍並非為一種新異之軍隊。這支軍隊共有兩千餘人,可以說完全是老紅軍,是主力紅軍長征後留下的。他們的任務,一為牽制國軍對紅二十五軍主力西征之追擊,二是保護蘇區及所轄區域中之平民。"
"我們'清剿''進剿'多年,紅軍之未被政府軍消滅,此點並不可奇。最可奇者,即紅軍之根據地及其組織,始終能保持不墜耳。地處南京附近之鄂豫皖,三年來即為我心頭之患,有時因政府軍之進攻,不得不放棄某一點,但政府軍因糧食不濟,或一路受挫而失卻攻擊目標而撤退,紅軍又捲土重來。"
"紅軍本是星星之火,你們就是撲不滅啊,反成燎原之勢。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們有政治信仰,知道為誰打仗。我們能吃苦。就說紅二十八軍吧,於此三年之中無日不臥睡于山林之中,部隊每晚亦須走一百里之長途,每日所帶糧食,足夠三日之用,因此,政府軍始終無法追上紅軍,更不要說有效作戰了,因而其實力得以儲存。高敬亭部紅軍之所以保持至今,亦由於當地人民支援,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有人民的支援。"
劉剛夫聽了,久久為之不語。是的,國民黨軍隊缺少攻堅克難的戰力,是他們這些帶兵的苦苦思考的問題。但願在抗戰中,國軍這支部隊也能吃苦,也能得到人民的支援。這也是劉剛夫至今未加入國民黨的一個原因。
有一次鄭位三問劉剛夫:"想要點什麼?"劉剛夫想了一想說:"我一樣不要,你們邊區蘇維埃曾出過一種銀圓,倒想要一枚做紀念。"劉剛夫對錢幣收藏有興趣,知道蘇維埃共和國銀行出的銀圓在錢幣史上將是有價值的。
鄭位三就囑何耀榜設法找到一塊鄂豫皖蘇維埃銀行發行的銀圓送給劉剛夫。當年的鄂豫皖蘇維埃銀行也就設在七里坪。新中國成立後,劉剛夫於1951年將此幣交派出所轉送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