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劉盈時相國曹參不得不因循守舊 （總第二十六）
繼蕭何之後，漢王朝的第二位相國，是曹參。曹參出任相國之後，並沒有另起爐灶的打算，直接沿用蕭何的規章制度及其治國理念和的方式方法，從而保持了天下大治。後世類似於這種情形，被稱之為“蕭規曹隨”。然而，治國理政不能因循守舊是一個淺顯的道理，唯有創新，社會才能進步。那為什麼史上無論政界學界對“蕭規曹隨”都並沒有實質上的指責，甚至有所褒獎呢？
曹參的古畫像
其實，曹參主政，並非非得使用蕭何用過的那些行政手法，只不過，以當時的情形，他不得不因循於他的前任蕭何。當時的情形是：高皇帝劉邦剛剛駕崩，新天子的母親呂后持權凌駕於天下，漢惠帝劉盈又孱弱而不自我振作，曹參即使想要不因循蕭何之法，但此時的他又能有什麼好辦法？
惠帝和母后呂氏的熒幕形象
如果，魯地那兩個曾經反對叔孫通“興禮樂”的儒生說的話“禮樂百年而後興”，用來提醒漢惠帝這麼一位年幼天子初臨朝政，有必要暫緩修禮，因循舊制，倒算是有幾分合適。
至於說到當年周公輔政成王初定禮樂，也曾遇上流言蜚語無休無止。情形有所不同，周公輔政時王城的東郊方向還沒有平定；商、奄兩地的敵對勢力尚未消滅，他沒有顧及這些反對聲音，還是先行制定了禮樂。但這與曹參理政相比已時過境遷，政治環境完全不一樣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漢惠帝朝廷的相國曹參，並沒有周公的德行，卻在相類似的弱主初朝的情形下接掌的相位。如果，他想要創新，另起爐灶，修改或者撤換掉上一任的典制度章，恐怕會讓滿朝文武人心生不安，導致天下動亂。
《易經》益卦裡有言：“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意思是，形勢有利於大的作為，即在此情形下，有利於幹大事，大吉之後，才會沒有災禍。問題在於，一個人演卦測得的卦象對自己有利，並不意味著他為此就能有所妄動，要知道，時局在呂后的淫風之下，迅雷正時時炸響。曹參主政，能幹一點大事，但要說他為此就會有什麼大吉之利，實在很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班子初創，整頓國家大法、考定大經，以及保君治民、移風易俗等這麼一系列的措施，既要抓本，也要兼顧末。既講究本質，還得兼顧文飾。
什麼是國家治理之本，什麼又是末呢？思想家王夫之有一段詳細而精彩的解釋：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
大概意思是：強調綱常，修訂制度，撥亂反正，使所有人都知道如何區分尊卑；明白如何識辨吉凶，而就是“本”；使各項制度趨於完備，相互協調，就是“末”。然而，所謂“末”，在此意指制度的完備，而制度的完善不是靠一日之積累就可以完成；所謂“文”，是指制度的建立不得有所偏廢，不能只是修飾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而已；需要確立的禮樂原則，一日也不耽擱，就是“本”，就是“質”；等待時機，逐漸完備各項典章制度，就是“末”，就是“文”。
若論一個王朝的初創者，比如漢王朝的漢高帝劉邦在世，禮樂法制的建立必定是刻不容緩，這叫創新，那麼，魯地的那兩個儒生所持“禮樂百年而後興”的說法，則是守舊，對一個百廢待興的新型政體而言，大錯特錯。不先行制定大法、大經，培植本元，後繼者就沒有可憑籍而興起的基礎，就會讓民心、風俗禁錮在一種怠慢輕侮、缺少禮教的風氣之中。百年以後的民風，可能更加敗壞，若等到那時的朝代，即便是也有像漢高帝劉邦那樣有作為的君主；即使，他也有恢弘博大的志向，只怕到時候也沒有可以憑藉的平臺了，身邊也就沒有了有所作為、能有作為，且可以諮詢請教的輔臣了。也正因為如此，因循守舊導致從漢王朝的初建立，一直到漢武帝上臺執政，才僅僅只出了一個疏漏淺薄的學者董仲舒而已；就連不學無術，只會諂媚的公孫弘之流，也被引薦成為了朝廷的棟樑，如此，劉盈朝的相國曹參還談得上什麼大作為呢？
所有這些，都是高帝劉邦不能保持禮敬儒生；而那兩個儒生又因學術不精，為學偏執，於是而就不能為當世而用的過失。讓漢惠帝劉盈和他的輔臣曹參聯手主政的那個時代，註定不得不因襲蕭何的現成之法。
曹參時尚有前周王朝的遺士及其六國遺老的存世，可參與釐定成文法規和舊制
儘管，在當時，尚有前周王朝的遺士及其六國遺老的存世，還可以請他們參與，一起釐定蕭何時期的現成法規和叔孫通修撰的禮儀，以折衷損益於夏商周三代之時的效果，且可昭示將來，但母后兇悍，權奸囂張，內亂就在眼前，只怕曹參政權的政治制度還沒來得及更張，禍端就發生於宮廷之中了。而一旦發生內亂，人們必然會把創新制度、彰顯禮儀的舉措指斥為禍端。當天下之人受到壓抑之時，更加會把修明政治當成是禁錮。事實上，由此產生的弊端，正是王船山先生所說的“《詩》、《書》之道毀絕，俗學大行其道”的原因。為此而人心更趨渙散，道德更加敗壞。久而久之，民俗民風日益苟且，人們都變得淺薄浮躁起來。
當時的情形是，儒家的方正之學近乎死亡，天下讀聖賢之書的種子已經滅絕。但即便如此，縱觀整個漢朝，還是先後出現了才子賈誼、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以及儒學大家趙綰、王臧等人物。他們能夠儲存下如絲如縷的古風之道，這不正是新相國曹參小心因循才培植並儲存下來的元氣所致？
所以說，也只有在曹參主政之時，才可以因襲舊法，這叫時勢如此。在此以前，高帝時期，原本就應當夯實禮教之本，而到這以後的文帝、景帝之時，更應該做的是不斷加以完善，這叫時勢使然。創新，永遠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