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儲存著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內容是國民黨的一次高層會議，蔣介石正在主席臺上熱情洋溢地發表講話。他肯定不會意識到，在他身後不到3米遠的地方，就有一箇中共地下情報員，正在一字一句地記錄他的發言。這個記錄者就是沈安娜，她是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離蔣介石最近的地下情報人員，也被大家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蘇泰興一個大戶人家。父親是清末秀才，在家鄉教書，沈安娜因此有了讀書識字的機會。1931年她進入泰興初級中學，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東北。學校組織開展了許多抗日救國宣傳活動，全校師生群情激憤，紛紛高呼：“我們不做亡國奴”。這些教育在沈安娜心中埋下了革命思想的種子。

1934年農曆新年，已經就讀南洋商業高階中學的沈安娜和姐姐到恩師家拜年，巧遇了日後的丈夫華明之和日後的姐夫舒曰信，這兩人都是她們的學長。她和華明之幾乎一見傾心，在沈安娜的印象中，他“慢條斯理，鏡片後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而在華明之眼中，她“清秀婉約，純樸活潑，落落大方。”

當時舒曰信已經是中央特科的地下黨員，華明之也經常參加進步活動，被列為培養物件。四個年輕人非常投機，經常在一起閱讀進步書籍，探討時局。在兩位學長的影響下，沈安娜慢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沈安娜與華明之之間，不僅產生了同志情誼也擦出了愛情的火花。

剛上到高二的深安娜，因為家庭變故中斷了供給，無奈之下只能輟學去學習了速記，以便能在上海謀生。課程快學完時，趕上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到學校招考速記員，一開始沈安娜並不想進呆板枯燥的機關衙門，舒曰信出於職業敏感，認為這是一個獲取情報的絕佳機會，勸說她去試一試。

19歲的沈安娜

沈安娜跟隨工作人員到杭州，實習了一個月，因為記錄速度快，字跡端正，文字通順，順利在3個競爭者當中勝出。於1935年1月進入浙江省政府秘書處議事科，開始了自己的情報生涯。由於年輕又沒什麼經驗，剛開始參加工作的沈安娜不僅沒弄到什麼重要的情報，還差點暴露了自己。

由於剛參加工作住在宿舍，只能等舍友們都出去後再把記錄的情況用一種特製的藥水寫下來，這種藥水寫的字要用碘酒塗過以後才會顯示，是專門用來寫秘密情報的。一天沈安娜正在寫情報，舍友突然回來，沈安娜來收拾不及，被舍友看到了箱子裡面的藥水。第二天下班回來，發現箱子被撬，藥水還在，情報卻不見了。

她心想肯定是那個舍友乾的，情報要是暴露可是掉腦袋的事情。沈安娜急得快要哭出來的時候才突然想起，那份情報當時出於本能藏在自己身上。這時舍友也剛好回來，沈安娜問她，是不是撬了自己的箱子。

華明之

舍友倒也大方地承認了，不過她接著說：“我看見你有一瓶白色藥水，我懷疑你是‘共黨特務’”

沈安娜吃了一驚，心想這人真不簡單，一瓶藥水竟能想到特務，不過她機智地回答：“什麼特務，這是一瓶腳氣水，你撬我箱子，盜竊我的財務，還誣陷我，我要報告上峰。”

舍友沒有任何證據，怕事情鬧大，最後只能服軟向她道歉，此後沈安娜也意識到，在宿舍裡面沒辦法進行情報工作。為了安全起見，組織決定派華明之到浙江給沈安娜做聯絡員，兩人的感情在這裡得到了升發，並於1935年秋結為夫妻。

在工作上，沈安娜業務紮實，不參與機關內部的派系，也不隨便打聽和議論別人的事情，逐漸取得了省政府主席朱家驊的信任和重用，凡是他主持的重要會議，都會叫她去速記。

朱家驊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日軍很快侵佔上海、南京，沈安娜夫婦與組織失去聯絡。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則遷至武漢，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武漢成為了全國抗日中心。此時浙江省政府也從杭州搬遷到金華，後來又搬到永康方巖，再留在這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沈安娜決定“停薪留職”到武漢去找組織。

1938年5月，沈安娜到達武漢，但她還不是黨員。1935年上海黨組織曾遭到數次嚴重破壞，上級命令不準發展新黨員。當時只有八路軍辦事處是公開的，自己不是黨員如何讓他們相信自己呢？她在辦事處門口轉了好幾天，不知道該怎麼進去找人。說來也巧，一天在門口遇到了丈夫的入黨介紹人魯自誠，在他的幫助下，沈安娜得到了董必武和周恩來的接見。

董必武告訴他朱家驊已經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要求沈安娜利用從前的關係，打入國民黨核心機關，繼續為組織提供情報。同時又叮囑她，越打入核心，危險就越大，一定要格外機警，凡是要慎重。周恩來也果斷讓辦事處通知華明之來武漢掩護沈安娜工作。

南京淪陷

沈安娜高興地接受了新任務。第二天，她便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找朱家驊，正好遇到了他的秘書沙孟海，在他的帶領下見到了朱家驊。朱家驊過去曾對她評價不錯，客氣地接待了她，並問道：“沈小姐，你是從浙江過來的麼？”

沈安娜假裝激動地說：“是呀！主席！我千里迢迢到武漢來，就是要為黨國效勞，請主席栽培，安排個工作。”

沈安娜心想，這麼容易就“打入”了？

突然，朱家驊又問道：“你是不是國民黨員？秘書處的人，尤其是擔任機要處的速記員，必須是國民黨員。”

這讓沈安娜很為難，現在也來不及請示，為了不錯過這個絕好的機會，她決定自作主張要求加入國民黨。於是立即回答道：“在浙江時，我還年輕沒有參加，現在可以參加嗎？”

朱家驊痛快地說：“可以。”又轉身對秘書說：“你們給他辦，特別入黨！”

武漢淪陷

沈安娜後來才知道，這個“特別入黨”是要國民黨3箇中央委員介紹，手續就會簡化很多，黨證上有個“特”字，在內部一般是被認為有後臺的人。此後，她在工作中被看作朱家驊的關係人，對工作起到了很大幫助。1938年8月，武漢告危，沈安娜又跟隨單位轉移到重慶。

當時國民黨各重要機關都有自己的速記員，秘書處機要處的正式速記員只有沈安娜和另一名科長徐漂萍。他們不僅要擔任國民黨中央全會和中央常務委員會的速記，有時還要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訓練團和蔣介石指定的小範圍高層軍政絕密會議的速記。會議的重要資訊自然難逃沈安娜之手，尤其是經常記錄蔣介石在“中訓團”的發言，相當於潛伏在蔣介石身邊，這也是不少作品將其稱為“扼住蔣介石脈搏的人”的原因。

1938年12月8日，蔣介石離開武漢後首次在重慶主持召開中執委常委會，沈安娜也有了第一次給蔣介石擔任速記員的機會。在她印象中，蔣介石瘦高個，剃光頭，表情嚴肅，說話輕聲漫語，但說一不二。會上他很少說話，但會議快結束時，他一開口便是“一言九鼎”。蔣介石說話帶有濃重的浙江口音，剛接觸他的人十句有八句聽不懂，沈安娜正好在浙江工作過一段時間，對他的發言都能準確記錄。

武漢會戰後，國軍正面戰場節節敗退，日軍限於兵員和資源問題無力繼續發動大規模進攻，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此時，國民黨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國民黨五中全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會議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決定設立“防共委員會”，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

在這次會議上，沈安娜獲得了多份重要檔案。這些重要材料由丈夫華明之處理好以後，上報給了南方局。中央根據上報的情報印發了《摩擦從何而來》，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動行為，尤其是針對國軍日益嚴重的“摩擦”行為，主動採取了防禦措施。1939年秋，毛主席、周恩來還曾就《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向國民黨提出抗議，獲得了輿論上的主動權。

速記的方法主要是以一些特定的簡單符號先行記錄，整理的時候再“翻譯”出來，不同的培訓學校教的方法和符號都不同。沈安娜白天記錄的情報，要晚上帶回家整理，為了避免被同事發現，即使別人不認識她所學的速記符號，她仍然在工作中自創了許多符號。在她的精心收集下，國民黨召開的許多重大會議，軍事部署，特務活動情況等重要材料被源源不斷地送往延安，為中央作出決策部署提供了重要參考。

儘管參加革命工作多年，沈安娜數次提出入黨請求，卻總因為各種原因被擱置。1939年夏天，她再次向聯絡人提出申請。經過長時間的考察和談話瞭解，聯絡人答應做她的介紹人，並把情況報告給南方局組織部長博古。博古原本以為沈安娜早已是黨員了，在瞭解情況後，他立即表示同意。沈安娜如願加入了她期望已久的組織。

地下情報工作是存在巨大風險的。1942年秋，沈安娜夫婦的直接領導人徐仲航，突然在很長一段時間沒來取情報。沈安娜非常擔心，但由於情報工作只能單線聯絡，情報員不允許主動去找上級，也不允許去黨的公開辦事機構。沈安娜決定先寫一封信到他的工作單位試探一下，信的內容藉口說，此前給孩子看病的錢要下月才能還。

沒過幾天，兩個特務就拿著信到單位找她，說徐仲航被抓了。沈安娜一聽緊張得血直往腦子裡湧。兩個特務圍繞著信問了半天，卻說不出任何實質性的東西，而信的內容只是普通的私人信件。沈安娜判斷徐仲航還沒有交代，便裝作很不耐煩地說：“有什麼事你們去找秘書長（朱家驊）”把兩人打發走了。

沈安娜回到家中與丈夫商量，徐仲航一旦交代，他們兩人都有風險，但是沒接到組織命令又不能自行撤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萬一情況惡化，要咬定與徐只是一般朋友關係，堅決保守黨的秘密。一連好幾天，特務都來家中監視，但都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情況。幾個月過去了，這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直到80年代沈安娜才得知，徐仲航被捕以後受盡各種酷刑，卻始終沒有供出自己，被關押幾年後才被李濟深保釋出獄。聯絡人被捕，沈安娜又與組織失去了聯絡。為了保護情報員，組織也沒派人來聯絡。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周恩來才派吳克堅到重慶找到他們。失去聯絡這段時間，沈安娜仍然正常收集情報帶回家整理，到了一定的時間沒有人來聯絡，只能又銷燬。

沈安娜不僅要記錄這些重大會議情況，還要觀察國民黨高層的言行、狀態，以及對重要事件的反應。

據她回憶，1947年以後，國軍節節敗退，蔣介石的脾氣也越來越差。一次他到“中訓團”講話，提到張靈甫陣亡時，表情哀傷，眼眶溼潤，幾乎就要流出淚水，但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只能強忍著。可以看出他的身體微微地顫抖，這是她第一次看到蔣介石如此哀傷。說明孟良崮一仗，打到了他的痛處。

沈安娜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了將近10年，為人謙和誠懇，獲得了諸多國民黨元老的認可。在一次立法會後，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對她說：“沈小姐，我們親眼看著你在黨部工作了這麼多年了，績能俱佳，想推薦你為立法委員候選人。”坐在旁邊的吳稚暉、張繼等人也附和。

這可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職位。突如其來的問題讓沈安娜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出於對元老們的尊重，便回答說先思考一下。回到家中，她與丈夫商量之後認為，立法委員雖然是個名利雙收的工作，但是弄情報卻不如機要處方便，在名利地位和情報事業之間，她選擇了後者，最終婉言拒絕了于右任。

1949年，國民黨各黨政機關陸續遷往廣州。組織決定留下一批老黨員作為骨幹參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命令沈安娜夫婦不必隨國民黨南遷，尋機從南京轉移到上海。當時國民黨各個機關已是人心惶惶，許多職員也逃跑了。沈安娜在中央黨部工作了十多年，被視為骨幹，秘書長陳立夫指名要她南遷。沈安娜滿口答應，但提出要先回一趟上海處理家事。

1948年的上海

1949年4月20日，沈安娜安全撤離到上海解放區，結束了長達14年的潛伏生涯。結束地下工作以後，她被安排到陳毅領導的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工作，此後又進入上海市國家安全域性工作，一直到1983年離休。2010年6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據沈安娜女兒回憶，在她處於昏迷狀態時，嘴裡還喃喃自語，說一些潛伏期間的話：“我暴露了？他們抓人了，從後門跑……”她獲取過太多的秘密，內心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終於得到了釋放。

晚年，沈安娜曾回憶起那段潛伏的歲月，坦言飽受辛酸和屈辱。原先在一起活動的進步青年，看到她進入了國民黨系統工作，紛紛疏遠，但她卻有苦難言，只能默默承受。

在重慶期間，她已經有3個孩子，但是白天要上班，晚上要把獲取的情報整理出來，根本沒時間照顧他們。尤其是聯絡人出事那幾天，忙著清理家中的檔案，連做飯的時間都沒有，幾個孩子也只能跟著自己餓肚子。尤其是想到，自己萬一出事，孩子們怎麼辦時，眼淚頓時就流了出來。

為了能進中央黨部而加入國民黨時，要進行宣誓，此後國民黨又要中央機關職員參加所謂的“戡亂宣誓”，這些誓言完全違背了自己的信仰，讓她非常矛盾。同時，她作為速記，參與了許多國民黨高層的會議，這些人出口便是“剿匪”，甚至破口大罵。她不想聽，但為了工作又不得不聽。這對於她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屈辱。

此外，她每天還得小心翼翼，察言觀色，害怕自己不小心犯了錯誤，暴露了身份，幾乎每天都在擔驚受怕中渡過。這樣的生活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沈安娜也只是個普通人，她也曾想過退縮。她向組織提出想到延安去學習一年，但是董老立即拒絕了，因為她的工作太重要。周恩來教育她要以大局為重，鄧穎超鼓勵她要甘做無名英雄，才讓她堅定了留下了繼續工作的決心。

她明白了一個道理——為了信仰，只能負重前行，這點付出，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