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率部起義，雲南和平解放。

在雲南起義中，盧漢扣押了一批國民黨高階特務，他們中有：國民黨軍隊國防部保密局（即軍統局）西南區區長兼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副區長兼重慶衛戍總部稽查處長周養浩、保密局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和雲南站站長沈醉，共5名少將級軍統大特務。

屬於中統局系統的有：內政部調查局雲南調查處處長孫秉禮、調查統計室主任查宗藩、川滇黔鐵路調查處長刁寄萍、副處長隆曙明等。屬國防部二廳的有副廳長沈蘊存、雲貴特派員公署參謀長溫天和等，共20餘人。

為此，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親自調集精兵強將，展開了突擊審訊工作。

吞吞吐吐，徐遠舉、

周養浩半推半就交代

在被扣押的軍統特務中，徐遠舉、周養浩職務最高，掌握機密情況自然也最多。所以，他們的恐懼心理特別重，交代問題時吞吞吐吐，避重就輕，思想包袱沉重。

在審訊徐遠舉時，他東拉西扯，不著邊際，一會要求批准他去西昌參加解放西藏的工作，戴罪立功；一會又請求到東南沿海協助解放軍攻打臺灣，立功贖罪。周養浩則擺出一副隨時準備拉出去參加公審、上絞刑架的架勢，一問三不知，企圖抗拒到底。

針對這情況，審訊人員採取攻心政策。看守所為他們各安排一間房子，免去他們戴刑具之苦，還可以在院內自由行走。在生活上也儘量優待，除搞好伙食外，還允許他們自己開小灶，改善伙食。

審訊時，為減少他們的對立情緒，工作人員一般是在院子裡、住宿地等場合，採取談話、寫材料，甚至是聊天的方式。

在採取寬大政策的同時，解放軍審訊人員還適時地“敲打”他們，不讓他們留有任何僥倖念頭。審訊人員對徐遠舉說：“在西南的軍統系統中，你的地位最高，瞭解的情況最多，你不主動講，別人能不講嗎？到那時，你就被動了！”

聽完這話，徐遠舉會意地點點頭。

對周養浩，審訊人員則明確告訴他：“你的罪惡多，殺害楊虎城將軍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殺，你都參與了。但是，越是重大罪惡，一般都是由你的主子蔣介石、毛人風做主，你僅僅是一個執行者。你只要積極配合，還是可以爭取寬大處理的！”

由於政策攻心與生活優待雙管齊下，這兩個國民黨軍統系統在西南地區的最高頭目終於交代了軍統西南區的嚴密網路機構、潛伏計劃、破壞計劃。

恩威並施，孫秉禮、

刁寄萍被迫招供

在國民黨特務系統中，中統（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是另外一個老牌特務組織。此次雲南起義所扣押的中統特務中，有查宗藩、孫秉禮和刁寄萍等老資格的大特務。其中，查宗藩因沒有實權，所以除歷史罪行外，現實情況掌握不多。於是，審訊的重點就集中在孫秉禮與習寄萍兩個掌握實際權力的特務頭子身上。被捕時，孫秉禮為內政部調查局雲南調查處處長、刁寄萍為川滇黔鐵路公路調查處長。

兩人身為中統高階特務，思想反動、罪惡深重，所以都採取了避重就輕的策略，企圖矇混過關，實在賴不掉的，就強調客觀原因，遲遲不肯招供。面對著兩個老油條的軟抵抗，審訊人員恩威並施，曉以大義，促使其開口交代情況。

針對孫秉禮的耍賴態度，審訊人員向他出示了其部下特務所交代的問題口供，並嚴肅地讓他選擇寬大與嚴懲兩條道路何去何從。解放軍審訊人員的誠懇與嚴厲，對孫秉禮產生極大震撼。對於刁寄萍，審訊人員則利用他比較注重親情的特點，讓其老婆領著10歲的女兒帶著他愛吃的紅燒肉前來探監。在監獄的辦公室，審訊人員當面向刁寄萍全家交待政策。

在人民政權強大威力震懾下，在人道主義政策的感召下，刁寄萍老婆哭著勸他為家庭著想要好好交代。

最終，這兩個中統大特務開口交代問題。

高壓攻堅，沈蘊存、

溫天和不得不開口

國民黨軍國防部二廳，是蔣介石政權的另一個特務組織。但在組織機構上它又是一個獨立於軍統之外，主要掌管軍事情報並直接為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戰爭服務。在這次雲南起義中被俘的主要骨幹特務，是國民黨軍國防部二廳副廳長沈蘊存和雲貴特派員公署參謀長溫天和。他倆不僅是國民黨軍國防部情報系統掌握全域性的官員，還是統領西南地區全部力量的最高指揮官。

沈蘊存是國防部二廳廳長侯騰的親信，掌握著二廳的絕大部分核心機密。然而，他藉口當副廳長時間不長，不瞭解情況，企圖矇混過關。溫天和則出身惡霸地主家庭，曾在英美等國受過專業情報訓練，反偵訊能力極強，給審訊工作造成極大困難。

審訊人員決定採取迂迴戰術，先從他們被俘的部下入手。為此，審訊人員先提審了國民黨軍國防部二廳的電臺臺長鍾卓人和少校偵測隊長戴章，並從中掌握了大量基礎情報。然後，再步步緊逼，趁熱打鐵，對這兩個頑固分子進行突破。

在大量事實面前，沈蘊存與溫天和的心理防線崩潰，被迫供認了大量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