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後期，周宣王封弟友于鄭(今陝西華縣)，就是鄭桓公。鄭桓公目睹當時政治腐敗，諸侯叛離的傾向日重的局面，暗中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利用東方鄶(今鄭州南)、東虢(今滎陽北)兩個小國的統治者貪財好利、百姓多不歸附的機會，把自己的財貨和奴隸先遷寄到那裡，準備一旦時機成熟就取而代之，後來，他的兒子武公終於滅掉鄶和東虢，建都於鄭(今河南新鄭)。以後，鄭國的統治者表面作東周的卿士，但在王室微衰，周天子沒有力量繼續維持統治秩序的情況下，他們打起“以王命討不庭”的旗幟，聯合齊、魯，攻打宋、衛，制服陳、蔡，並打敗北戎，控制了中原的局勢。到東周時，鄭國又打敗了周桓王率領的陳、蔡、衛等諸侯國的討鄭大軍，並在戰場上射傷周桓王。從此，周天子的威信掃地，一蹶不振，鄭國的地位卻比以前更加顯赫，儼然成了春秋初期的霸主。
但是，到春秋中期，形勢大變。南方的楚國在滅掉淮南地區的一些小國後，乘機向北發展。北方的晉國也積極開拓疆土，佔領了黃河西岸和南岸，成為據有淆(即淆山)、函(即函谷關)天險的北方大國。當時，晉、楚爭霸，鄭處其間，“南北有事，鄭先被兵”在鄭國處於“國小而逼，族大寵多”，“疆場日強，民生墊隘”的情況下，憂國憂民的社會改革家子產在老將子皮的支援下登上了政治舞臺。
子產(?~前522年)名僑，字子產，出生於鄭國王族之家，其祖父鄭穆公、父鄭成公均系鄭國國君，青年時代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博學多才，有濟世之志。他登臺執政以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刀闊斧地在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子產實行的第一項重大改革措施是“作封洫”。所謂“作封洫”，就是丈量土地，劃分疆界，編制田畝，溝通水利渠道，承認土地私有權，並對私有土地實行課稅制度。這項改革，摧毀了井田制，擴大了土地私有權，調動了勞動人民的積極性，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促進了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
但是，這項改革觸動了沒落奴隸主、舊貴族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激烈反對。當時有人公開揚言：“孰殺子產，我其與之！”可是過了三年之後，這項改革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果，人們讚頌說：“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①
其次，“作封洫”四年後，子產又推出第二項改革措施—“作丘賦”。它的主要內容是，在改革土地制度的基礎上，改革賦稅制度，實行按田畝徵糧稅、服兵役，以充實國庫，增強軍備，削弱舊貴族的權力，走富國強兵的道路。對於這項改革，沒落奴隸主和舊貴族也竭力反對，他們罵子產是蠍子尾巴，說什麼這樣廢除先王之法，哪還有統治者的尊嚴，國家還成什麼體統！面對辱罵和誹謗，子產毫不畏懼，他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只要對國家有利，就是豁出生命，也“不改其度。”②
第三，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鼎”。所謂“鑄刑鼎”，就是把改革後建立起來的新制度，用法律條文形式記錄下來，並鑄在金屬鼎上，公佈於眾。要求百姓嚴格遵守，不能更改。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它比著名的羅馬十二銅表法還早將近1個世紀。這項改革，改變了過去奴隸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約束的局面，限制了奴錄主貴族的特權，順應了歷史前進的客觀要求。這對促進奴隸制的解體和封建制的形成，無疑起了積極作用。
第四，在政治和用人方面，子產打破了西周以來以血緣親疏為紐帶的宗法、分封③、世卿世祿制④，建立了“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整套新的城鄉秩序和封建等級制度。他執政期間，選賢任能，人盡其才，“擇能而使之”。他所用的人，有的“能斷大事”，有的“美秀而文”，有的“能知四國之為”，有的善為辭令”因為善於用人，能夠發揮各種人才的長處，所以鄭國的決策和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處理，較少失誤。另外，子產還主張以眾為師，注意聽取眾人的意見。據記載：大夫然明主張取締人們聚會議論時政的鄉校。子產堅決反對，他說，人們到一起議論執政者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改之”，這樣大有好處，決不能壓制眾人的批評。他懂得“眾欲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難以安國，危之道也”的道理，主張實行以眾為師，以群言為療疾之藥的開明政治5。應該指出，這主張是很有遠見的，它對戰國時期“民本”思想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在用什麼手段統治人民的問題上，子產一貫主張以德治國。他說：“德，國之基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他曾對晉國韓宣子說：“為政必以德，毋忘所立之”。
在外交方面，子產採取巧妙的鬥爭策略，時而聯齊拒楚時而聯楚拒晉，在大國爭霸的空隙中求得生存空間，使國家的局勢趨於穩定。由於改革的成功，生產有了發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社會由亂到治，國力有所加強。儘管子產是從奴隸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政治家，他實行的改革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有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一面，但和奴隸制度相比，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不愧為河南歷史上一位愛國愛民的政治家。正因為如此，後人對子產的稱讚，一直史不絕書。韓非說：子產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民無飢也”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押，班白又提挈，僮子不犁畔(拿田)；二年，市不預賈(商人不哄抬物價)；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
子產為政清廉，不殖財貨，兩袖清風。據《賈氏治林》記載， 他死時，“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對此十分同情，紛紛募捐，“金銀珠寶，不可勝計”，其子堅辭不受，草草將父葬於郅山(今新鄭西南30裡)。鄭國的廣大百姓為失去這樣一位可敬可愛的政治家而悲痛萬分，“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可見，個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的人，歷史不會忘懷他，人民也不會忘懷他。
①以上引文均見《左傳》襄公三十年。
②《左傳》昭公四年。
③宗法制，中國古代維護貴族世襲統治的一種制度。它由父系家長制演變而成。到周朝逐漸宏備。周王自稱天子，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稱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貴族的最高家長，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國家的軍政大權。天子的庶子有的分封為諸侯，對天子為小宗，在本國為大宗，其職位也由嫡長子繼承，他們以官職、邑名、輩份為氏，從卿大夫到士，其大宗與小宗的關係與上同。這些世襲的嫡長子，稱為宗子。他們掌握本族財權，負責本族祭祀，管理本族成員，同時代表貴族統治剝削人民後來地主階級長期利用這種制度，以鞏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
④世卿世祿制：卿，官職。祿，俸祿。奴隸主貴族世世襲職為卿相，世世享受俸祿的一種制度。
⑤以上引言均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