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看到這個標題，大家就應該知道我說的是誰，先說說他軍事指揮的特點。

從紅軍時期到朝鮮戰爭，我軍著名的將領中，滿足以下條件的共有五位。

長期從事一線軍事指揮工作，獨立指揮過我軍投入兵力20萬人以上規模的戰役並取勝，在獨當一面的戰役中殲敵數字合計在50萬人以上。

他們分別是彭、林、劉、徐、粟，排名分先後，前兩位是一檔，後三位一檔。

論獨立指揮軍隊殲敵的數字，林可能還要在彭之上。但是，彭取得的戰果大都是在對外戰爭（日、美）階段取得的，其戰果質量要高於林。如果說朝鮮戰爭之前他兩誰排第一可能還會有爭議的話，那麼戰爭結束後就塵埃落定了。

徐和粟的位置可能會有點爭議，徐的表現比較均衡，而粟的爆發性（解放戰爭）更強，各有千秋。

這裡我著重介紹一下彭和林。

彭的特點是，教科書般、近乎完美的中等規模運動戰指揮能力，特別擅長打遭遇戰、運動戰。

長征那會兒的婁山關、二攻遵義等，都是把本來狼狽轉移的行軍轉變為運動中殲敵的勝仗。抗日戰爭中最著名的當然是百團大戰，當時延安主張的是積累、隱藏實力的游擊戰，彭、林則主張積極的運動戰，百團大戰就是彭作戰思路的體現。

再就是解放戰爭時期的陝北四捷，也是在運動中拉扯敵人陣型，用兵神鬼莫測，以2萬人拖垮胡宗南20萬精兵，是彭國內軍事生涯的代表之作。

至於朝鮮戰爭運動戰階段的事兒，我前面已經講過了，這裡不再介紹。第二次戰役也是彭總指揮特點的完美展現。

除此之外，彭總的軍隊一向以硬仗、惡仗聞名，這個就不多介紹了。

總體而言，雖然彭總長得壯且憨，但是打仗卻不打蠻仗，像是一個風度翩翩、高明精細的劍客，而其缺點也正是源於此。

據說，彭總喜歡找人對弈，卻經常輸。而經常對弈的人都知道，下棋看三步，打仗也是如此。彭總看三步、甚至是五步、七步都是沒問題的，但是十步就非其強項了。這也是我上面介紹其強項時將戰役規模界定為“中等”的原因，因為這種規模的戰爭持續時間不會太長。

彭總指揮的敗仗中，西府戰役、第五次戰役都是先大勝、再大敗，這絕不是偶然。彭總在制定大規模戰役計劃時，對戰役遠期的走勢預估不足，在取得階段後勝利後沒有及時部署鞏固措施，這是其缺點之一。

當然，這個缺點在99%的將領那裡也是缺點，就算是林在這一方面做的也不比彭好到哪去。但是問題在於，彭總打仗特別喜歡運動、穿插，特別喜歡深入敵後，這種用兵是很冒險的。如果看得不夠長遠，很容易接不上茬。而林有個好處，他打穩仗，很少打冒險仗，所以他也沒有必要看得太遠。

此外，雖然彭總長期軍政一肩挑，大部分時間內都是司令兼政委，但是其並不是一個組織能力很強的人，這一點他不如林。這也導致他對不同軍隊戰鬥力的估計不那麼明晰，這一點在30萬人規模以上的大兵團戰役中比較致命。

打仗這種事情，除了指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算，算敵我雙方的戰鬥力。同等規模的敵我雙方，可能我方戰鬥力為5，對方戰鬥力為3，當然也可能是7。甚至同樣是志願軍，不同的師的戰鬥力也不同。

如果算不準，投入兵力多了會造成浪費，徒然增加後勤壓力；投入兵力不足，就會導致區域性方向的劣勢，引發整個戰局的被動。第五次戰役他用少了2個師的第三兵團中央插入就是沒算準其戰鬥力，導致了整體局勢的被動。

而林在這一點上算得非常細，這裡再說說林。

林和彭的風格很不像，甚至有點互補的意思。他兩在長征前期經常配合作戰，可謂是相得益彰。

林是大巧不工的風格，一生求穩，極善計算部隊戰鬥力，算不贏不打。

他的算十分精細，彷彿其天生就是一個軍事邏輯人才，部署戰役時能夠具體到師、團級編制，你只要按照他的計劃到制定的位置作戰就可以了。

林還是一個狠人。

彭總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表面嚴厲，但是一旦部隊傷亡就會揪心挖肺一般。而林則是那種為達戰役目標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的人。塔山阻擊戰最緊張的時候，他告訴程子華：我不要你的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殺伐決斷，統帥之才。

解放戰爭中，林率四野打垮了新1軍和新6軍，三大戰役打了兩個，打光了白崇禧，直取海南島，戰功之顯赫，一時無二。

除此之外，林對微觀戰術還很有研究，“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都是他總結的戰術理論，在全軍得到推廣。

林的缺點我之前也提過，戰略眼光，但是這個缺點跟彭看不到10步一樣，這種戰略層次的事情，本來就是領袖的事兒。

簡單說說後三位。

劉是正經的科班出身，去過伏龍芝。他打仗比較正統，很注重西方保護側翼、齊頭並進那一套，所以與早期紅軍的游擊戰法格格不入，還因此與彭發生過沖突。但是後期隨著戰鬥經驗的增長，他也偏好使用穿插敵後、奇襲要地這些套路。他的二野在初始條件遠不如四野的情況下打出解放戰爭時期四大野戰軍中最高的殲敵數字，也是他能力的體現。總體而言，他的用兵指揮沒有太大的問題。非要挑毛病的話，那就是奇巧有餘，堅韌不足。

粟很像林，也是個典型的謀劃型統帥。不同的是林的算是算兵力，粟的算是算地圖，其對戰役戰場形勢的判斷力堪與林媲美。粟與林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粟的膽子非常大，即使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他也敢打。

最後說說徐。長久以來，徐都有點被低估，他的軍事才能不能完全體現，在於決定性的戰役他都沒參與過。而這其中的原因，想必很多人也清楚。

徐是個非常全面的將領，運動戰、游擊戰在行，陣地戰、攻城戰也在行。在四方面軍時，他制定的作戰條例中就有“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規定，這是獨立於東邊軍事體系之外的。

徐的利害之處還在於，他這輩子就沒有多打少過。給他的兵力永遠是雜牌，而他帶領一段時間後，就成為精銳了。

再說說彭總的其他一些事兒。

彭總的少年時期，家境是十分艱難的。但是再苦再難，彭總也很抗拒討飯。

在他的自述中，講過這樣一件事兒。

一個大年初二，他的祖母要帶著三個小孫子出去討米。彭立在門限上，不願去，感覺討米受人欺侮。

祖母說，“不去怎樣辦！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餓死嗎？”

彭總仍是不去，於是，祖母帶著兩個孫子在雪中出去討飯了。

他們走遠了，彭拿著柴刀上山去砍柴，賣了十文錢，兌了一小包鹽。砍柴時發現枯樹兜上一大堆寒菌，揀回來煮了一鍋，他和父親、伯祖父先吃了一些。

祖母三人黃昏才回來，討了一袋飯，還有三升米。祖母把飯倒在菌湯內，叫伯祖、父親和彭總吃。彭看到湯裡有討回來的飯，堅決不肯吃。餓死不願吃嗟來之食。

正是這種苦難經歷，讓彭總形成了後來儉樸的作風，也讓他特別看不得老百姓餓肚子。

抗美援朝結束後，彭總回國出任國防部長。

1958年12月，武昌會議公佈糧產7500億斤，農民出身的他立刻對這個數字產生懷疑。隨後他到湖南視察，到了自己的家鄉，對真實情況有了瞭解。

市委上報多少，國家就要按這個資料徵糧食，而虛報就要多徵，百姓就要餓肚子。彭總擔心群眾餓肚子，立即給中央打電報，認為不能徵購1200億斤，只能徵購900億斤，但是未得到允許。

在這種鼓勵下，從7月3日到10日這8天時間內，彭總在小組會上一連作了7次發言或插話。彭總的發言一貫是言辭尖銳，但是，這些意見在當時卻是能引起大家共鳴的。但是在每次會議簡報上，彭總很多針砭時弊、特別是涉及到主席的言辭被刪掉了。

7月11日下午，會議秘書處通知各位參會人員會議將於15日如期結束。當天彭總想找主席面談未果。彭總焦急萬分，他認為自己的意見要儘快在下山之前反映給主席，而有些話不好在小組會上講，才用了一個通宵親筆寫了那封有名的信。

他的這封信後來雖然被稱為“萬言書”，但實際上只有3000來字。7月14日下午，彭總將寫好的信直接送給了主席的秘書。

7月16日，彭的這封信被以檔案形式印發，檔名為《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並加上了批語：印發各位同志參考。同時，參會人員被告知不要下山，政治局擴大會議將繼續開下去。

7月23日早晨，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進行。會上，主席嚴厲地批評了彭7月14日寫的信。他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在場的人都知道指誰。

他說：

“有些人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的。”

“他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

朱第一個發言，他說：

“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合乎事實。”

”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嚴重。”

“彭總有一股拗脾氣，今後應該注意改掉。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聽完朱的表態後，主席很不滿意，說道：

“老總，你這是在隔靴搔癢啊！”

會議不歡而散。

會議結束後，主席召林和其他未參會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上山參會。

7月31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美廬”（宋美齡故居）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參加的有政治局常委劉、周、朱、林，政治局委員彭真、賀、彭德懷，此外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4人列席旁聽。

開幕式上，主席說:

“現在有一種分裂傾向，去年八大二次代表會議我講過，危險無非是兩樣：一世界大戰，二黨的分裂。當時沒有明顯跡象，現在有這種跡象了。”

之後，他系統地講了立三路線、兩次王明路線、高饒反黨聯盟，集中批評了彭在歷次路線鬥爭中都犯有錯誤，提出彭德懷同他的關係是“三七開”，三分融洽，七分合不來。

彭解釋道：

“政治與感情，你是結成一體的，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麼高，我還沒有了解，跟不上，掉隊遠，許多歷史事件，我一生無筆記，檔案燒了。對問題認識上的分歧，但不能說感情不融洽。主席過去曾經送我兩本書，《左派幼稚病》和《兩個策略》，批語都記得，一直帶著。”

“我認為我同主席關係是對半開。”

主席不同意，堅持“三七開”。

彭總脾氣上來，頂了幾句，雙方互相交流一些不太文明的言語。

會議再次不歡而散。

8月4日晚上，大部分前期未參會的委員、候補委員都到了。為了向晚上山的人傳達7月31日和8月1日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精神。由劉少奇主持，周恩來、朱德、林彪等人參加，舉行了一次精神傳達會。

林首先發言，他說：

“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一批援兵。”

“（彭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他是誇大缺點，否定成績的，對於大鍊鋼鐵、辦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態度。他散佈的情緒和言論都是潑冷水的、鬆勁的。”

“他雖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裡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毛主席，反對黨的領袖。”

“為了罵黨，罵中央，罵毛主席。”

“他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旗幟，來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

“我們幾個人（指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大體差不多，就是揭發他思想意識方面、個人品質方面的東西，包括組織觀念方面的東西。”

“他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意識，總想做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個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毛主席這次對他的問題，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這一套，在這次會議暴露出來，是我們黨內一種右傾的政治危險，發展下去，是極其危險的，那會動搖、破壞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另一方面從長遠來說，他是我們黨裡面的一個隱患。”

林講完後，朱說:

“會議前一段是要把成績說夠，缺點講透，好安排工作。原以為可以散會了，不料發生了（彭德懷）這封信的問題。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不大完善，認為彭德懷同志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我們常委開了兩天會，跟他算了一個賬。主席跟他算賬，30年，是三七開，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不是完全擁護中央，擁護主席。主席把這個三七開，前前後後講得很清楚。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主義，現在彭自己也承認了。現在毛主席在位，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志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在這裡。”

由於有了這次“傳達會”的定調，因此，在8月3日到6日的小組會發言中，絕大多數委員的發言幾乎都充滿了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譴責之辭。

例如賀，他說：

“我認為彭德懷、張聞天同志的問題是嚴重的，因為黨中央政治局出了問題，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國務院出了問題，副總理、部長、副部長有了問題；特別是解放軍的領導人國防部長、總參謀長有了問題。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

“彭德懷同志在檢討中，只承認自己是舊軍人出身，是無組織、無紀律。並且說他和毛澤東同志是學生和先生的關係，不過是個調皮的學生。我覺得他這樣的解釋是不好的。他也承認自己是經驗主義，但是看來他的靈魂深處的東西並沒有掏出來。”

隨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作了簡短的表態性發言，但言辭不像賀如此激烈。這裡要說明下，劉與彭是有矛盾的，此時能如此，甚為難得。

8月13日下午，彭在全體大會上作檢討。大會由周主持，彭的這一次發言，是在會議期間第一次寫成的書面檢討。

他說：

“一個月來會上對我的批評，對我有極深刻的教育意義，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誠懇地感謝同志們對我耐心的教育幫助。”

接著檢查他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歷史上犯過的幾次路線錯誤，以及為什麼歷次對毛主席的主張不理解、不贊同或支援不力、貫徹不力的原因。檢查了同高崗的關係，著重檢查這次來廬山以後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最後，他承認了7月14日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中央和毛主席的。

8月17日，主席主持召開了為時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研究人事安排和會議精神的傳達問題。會議決定：撤銷彭德懷的國防部部長和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任命林彪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部長。

回到北京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除了彭繼續毫無懸念地繼續接受批判外，還有一個元帥受到了批判，那就是朱德。9月11日，朱被迫在會上作了檢討，他檢討的原因是因為在廬山會議上同情彭德懷。

9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宣佈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中央軍委常委為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軍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就這樣，廬山會議結束後，元帥中排名第二的彭德懷退出了黨中央領導核心，在政治舞臺上消失了；排名第一的朱德也因為對彭的同情，被免掉了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只列為軍委常委；排名第三的林彪因為徹底支援毛澤東，猛烈抨擊了彭德懷，被任命為國防部長、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因為與彭德懷觀點不一致，客觀上支援了毛澤東，最後被任命為僅次於林彪的軍委副主席，林彪不在北京時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多的我沒法說，我在這裡只說一點，彭總做的所有這一切，都不是為了個人的利害得失，而是為了天下蒼生。這一點，是那些批評他的人大部分做不到的。

1951年2月24日，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居仁堂總參謀部會議廳開始。彭德懷首先介紹了志願軍在朝鮮前線作戰中物資、生活、兵員等各方面存在的嚴重困難，他希望國內不論軍隊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

彭德懷當即拍案而起，吼聲在居仁堂迴盪：

“這也困難，那也困難，我看就是你們愛國，難道志願軍戰士們都是豬啊？他們不知道愛國？你們去前線看一看，戰士們吃的什麼，穿的什麼！現在第一線部隊的艱苦程度甚至超過長征時期，傷亡了那麼多戰士，他們為誰犧牲？為誰流血？現在既沒有飛機，高射火炮又很少，後方供應運輸條件根本沒保障，武器、彈藥、吃的、穿的，經常在途中被敵機炸燬，戰士們除了死在戰場上的，還有餓死的、凍死的，他們都是年輕的娃娃呀！難道國內就不能克服困難嗎？”

說罷拂袖而去。

這就是他，一個很純粹的人，一個純粹到為了士兵和百姓不惜得罪所有人的人。

彭總很喜歡《離騷》中的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兩人相距兩千多年，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但兩人的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大道為公，皆為後人之楷模，可與日月爭光。

錚錚國士，舉世無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