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此類宗教常模擬世俗王權，分封官職。所以它們是與政權相沖突的。他們夜聚曉散，活動方式極為隱秘；他們禮拜聚會時，可能也因民眾有性平等共有的希求，而有男女混雜之現象。這些都直接衝擊了官憲體質和社會道德倫理秩序。其教徒熱情奉獻，亦可能影響政府稅收。所以政府經常要查禁剿除之。

但政府並不如此對待“正教”，原因何在？

研究者認為：中國古代事實上是個家族道德擴大而成的國家道德體系，所以中國的宗教也是皇權一元化的宗教祭禮型態。國家奉行儒家的典禮祭祀，如祭郊社、封禪等。凡不為此一中央權力承認的地方民間祭祀，皆稱為“淫祠”“邪教”。因此，國家—宗教—社會倫理秩序是一體的。外來的或新興的宗教，必須與政權妥協。如道教、佛教，在明清朝都甘心居於政權的從屬位置，由國家發給度牒、納入管理，並利用經卷及法會替王者祈福。

對民間供奉的無害於政權之神祗，王朝也可能予以承認，且授予封號。

換句話說，民間新興的宗教倘若要獲得朝廷的承認，即須經由以上這類途徑，否則便被判定為邪教，會遭到查剿，成為被迫害的物件。

這種講法極有見地，特別是指出了國家權力與祭祀權的關係。若未被納入國家政權的政治—祭祀一元化體系，必然要受到壓制。

但利用這個觀點來處理宗教結社也是危險的，因為此說極為狹隘。

明清時期新興的地方教派，真正涉及反亂革命或擁有反政權之政治傾向者，其實並無如此之多。

現在的研究，所根據的大多是史冊中的教匪文獻。依據這些材料，必然使我們的眼光只集中在政教關係上，而且只集中在政教衝突面，所以得出了這樣一個印象。彷彿秘密宗教都是否定王權的團體，執政者也刻意鎮壓此類教派。

卻未注意到：歷史上，特別是官文書及反邪教人士所批判的教團，不及當時存在者的十分之一。那些未被批判的教團，大多並不反對政權。即使是被點名批判者，大多也未主張對抗皇權；他們被批判，往往是因為受到誣陷或教外人士之猜疑誤會使然。

因此，不是單純的“國家權力遭到挑戰”說，便能解釋這個複雜的問題。對所使用的材料與觀點，我們都有必要進一步反省。

正如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偏重於官方教匪文獻一樣，大部分的研究也是以白蓮教為線索的。但正因以白蓮教為線索，所以很自然地便將一般秘密宗教類同於宣稱“天下大亂，彌勒下生”的白蓮教宗教性質。

然而，白蓮教，明清兩代也只是在官書、奏摺以及某些著述中做為民間秘密宗教的代稱，而各個教派本身則沒有自稱為白蓮教的。

即使從前的統治者把這些教派含糊籠統一鍋粥地稱為白蓮教，我們做歷史研究宗教研究的人，難道也可以如此嗎？明清各種秘密宗教，十分複雜，豈是一個彌勒信仰、一個白蓮造反的淵源，便能解釋的？

例如羅教，其《正教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第十八品批評白蓮教之拜月、燒紙、照水法等；第十九品又評破彌勒教、玄鼓教。當時人或許會說這只是掩飾面目之詞。現在來看，則羅教與白蓮教的不同，無論教義與教相，應該都是十分明顯的。

又如黃天道，其教義宗旨及修持內容，雖亦參用佛家名相，卻是以道教內丹法為主，而彌勒信仰的關係更淡。

而且，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兆惠的奏摺會說：“普明一派，實為諸案邪教之總。”（見《軍機處附錄奏摺》。普明即黃天道教主李賓的法號）則我們若換個角度，以黃天道為明清諸邪教的主線來觀察，似乎也沒什麼不可以的。

倘或如此，其政教關係恐怕就會與以白蓮為主線者不同。因為黃天道並不如白蓮教那樣，昌言“天下大亂，彌勒下生”，反而是要報皇恩、頌太平的。

因此，只以彌勒信仰來看明清諸“邪教”所引發的政教衝突，是不夠的。白蓮教的彌勒下生說，是否可以視為各邪教的共同特色，我頗為懷疑。

而且我們更應追問：許多教派並無彌勒下生之說，也並不反政權，為何仍被視為邪教？又，佛教本身即廣泛傳信彌勒淨土信仰，為什麼淨土是正教而白蓮教便是邪教？

還有，如果僅從國家權力秩序這一面來看，邪教之所以被目為邪，是因為它們冒犯了或否定了現世王權；正教之所以為正，則是由於它們甘於從屬王朝秩序。那麼，何以許多宗教結社努力與官府妥協，它們宣傳的倫理道德，也普遍吸收了儒家禮法規範，卻不能改善其處境，仍然被判定為邪教？

這些問題，如未能合理地處理，我們便有必要放棄現在採用的這種簡單狹隘之觀點。

但一般研究者對此似乎均未留意。只以這個觀點來看明清時代的正教與邪教，以致正邪之辨，只來自國家權力。

可是宗教上的正邪區分是極複雜的。不只佛教、道教及儒生批判新興宗教結社為邪、官府職責它們是妖人，它們本身就自居正教，罵其他教派是邪教哩！

從道教《太平經》、《老子想爾注》以降，顯正破邪，是各宗教一貫的態度，不只在佛教、道教內部如此，佛道交鬨時如此，佛道與其他新興教派間也永遠存在著這種正邪之辨。即如羅教此類新興教派，也要“正信除疑”，攻擊佛道諸修行法門是偽技。

可見正教與邪教的問題，不是用國家權力這個角度便能解釋的。至少，宗教內部對真理解釋權的競爭與壟斷，即比國家權力對宗教之壓制更有力、更根本地造成了正教與邪教的對立。

中國“正統論”在政治和宗教、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影響，也更值得探索。研究宗教史的人似乎不應該不注意及此，而只從王權的作用面談正教與邪教。

什麼時候，研究宗教，才能發展出更具反省力的解析模型？

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並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