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日本戰史室戰後披露：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於1941年12月27日的日記中作了如下記述:
“關於大東亞戰爭，在國民政府（這裡指汪偽政權，筆者注，下同）首腦中間就中國對英美宣戰問題有兩種議論：
一種認為，汪精衛領導下的中國無實力參戰，這樣做無意義；
另一種認為，從統一振作民心且與日本共甘苦之觀點出發，應該參戰。
後者其言詞冠冕堂皇，但實則希圖由國民政府接收英美權益，暗藏於戰後和平會議取得席位之巧妙用心。汪精衛內心似屬後者，曾向我們流露此意。
兩三天前，與總參謀長會談時雖亦見其一端，但總參謀長曾叮囑要使汪精衛暫不公開發表對英美宣戰。
滿洲國（偽滿洲國，筆者注）昌大使曾為轉達滿洲國關於日、英美戰爭的宣告及張景惠向汪精衛問候，與汪精衛會晤時，汪曾秘密徵求滿華兩國儘快參戰意見。滿洲國昌大使回答如此功利問題不當，應堅持道義，不考慮戰後問題，此時滿華兩國應為日本戰勝而竭盡全力。對汪精衛之議論表示反對。
我估計今後一有機會，汪精衛之儘快參戰問題還會抬頭。”
2 日本興亞院：汪精衛希望收回香港1942年1月12日，日本興亞院華北聯絡部長鹽澤清宜少將前往大本營，作了如下報告:
“大東亞戰爭開始，對華北工作很有利。汪精衛的中國對東亞將從歐美勢力中解放出來，感覺已很明顯。
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對大東亞戰爭的長期持久化，以及日本勢力取代英美勢力進入中國大陸表示擔心。
今後對於在中國權益的處理、軍工廠的管理、租界問題及汪政府參戰等問題，需要迅速確定方針。
汪精衛認為，將來漢民族與大號民族之間，關於勢力伸展的方向有相互調整的必要。
此外，他認為日本將來應放棄香港，使之儘快歸還中國。
關於閻錫山工作，閻不會欺騙。問題在於金錢和武器。閻想要1萬挺槍械，需要幫助解決。”
3 汪偽政權顧問：重慶方面呈現焦慮狼狽狀態1942年1月23日，汪偽政權顧問青木一男向日本陸軍部主腦報告了汪偽政權的實際情況，其中曾有如下敘述：
“汪精衛統治下的政府機關和民眾，對於依附日本到放心，此種氣氛甚為濃厚，但也有對於未來恢復和平後的局勢感到不安的情緒。
重慶方面則呈現焦慮狼狽狀態、然而尚未到對將來絕望而推翻主戰派的地步。如新加坡、緬甸方面以作戰獲得解決，重慶也可能出現另一種局面。但汪精衛認為不能指望蔣介石回心轉意。
汪精衛充滿希望，一心一意與日本通力合作。周佛海也可靠，基於上述形勢，在1月20日的聯絡會議上決定了接收在華敵國權益與調整同汪精衛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之間關係問題。
關於接收在華敵國權益與調整同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在大東亞戰爭中，接收在華敵國權益與調整同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按照以下規定進行：
1、天津英租界及廣州英租界之行政、移交國民政府接管。其時機另定。
2、敵國系統文化設施(學校、教會、醫院等)我方不需要者與上海公共租界之特區法院以及重慶方面的文化設施等移交國民政府接管。
3、關於上海公共租界及接收敵國權益之經營,只要不妨礙我方措施，可使汪精衛方面積極參加合作。
4、以上各項於實行時，應努力擴大政治效果，尤須指導汪精衛不要只顧收回權益，而應為完成帝國戰爭欣然合作。
4 東條英機：對重慶方面的誘降工作做得不夠1942年2月4日，東條英機作了發言，提議日本研究今後指導戰爭的方針政策。對於重慶方面的工作，他說目前日本做得太少，迄今僅僅建立了情報路線，尚未達到進行“誘降”的程度。
東條英機說，和平雖不能出自蔣介石本人之口，但其周圍頗有分裂傾向，尤其對第一線將領，也必須從作戰謀略方面予以分化瓦解。
對此，杉山參謀總長在部長彙報會上指出:“首相的發言非常正確。”
會上，岡本作為參謀部第二部長就此問題的研究現狀作了說明，他認為，對重慶及其將領的分化瓦解，不要寄予過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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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小結：事實上，早在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促使重慶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運用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利用作戰的成果，乘機促使重慶政權屈服”，“當重慶方面發生動搖時，及時把諜報工作的重點轉移到誘降工作上去”。
鑑於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暫時獲勝的情況，蔣介石的思想確實“發生動搖”，他擔心美、英、蘇三國萬一都被打敗了，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他不願意與日本斷絕聯絡，於是，蔣介石想出了一個自以為“兩全其美”的辦法，當起了“雙面人”：
一方面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提出:“中國對日作戰犧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國便單獨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
另一方面，又派遣親信打入汪偽政權，或者收買汪偽政權的要人，透過他們與日本發生聯絡，暗中取得諒解,對此，蔣介石稱之為“兩面政策”。
日本政府當時似乎也很體諒重慶政權的“苦衷”。
歷史波瀾後面的真相是：在太平洋戰爭早期，汪精衛至少還想到了收復香港，而蔣介石———內心深處只想著如何“兩面”三刀、如何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