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號是個東方所獨有的文化現象，糅雜進蓋棺論定、為死者諱、春秋筆法等多種文化認知。諡號中，不僅能夠看到一個人的身前事，也能夠看到這個人的身後名。南宋宰相秦檜的諡號由"忠獻"改為"謬醜"再改回"忠獻"，還可以看出南宋朝政傾向的變化。
有宋以來，"文正"這一諡號聲名鵲起，成為了頂級甚至可以說是第一的諡號。也有了"生晉太傅，死諡文正"，以及"本勳勞，則忠獻為美；論德業，則文正為大"（注1）之類的說法。"文正"是如何在宋代成為第一諡號的呢？這其實與北宋的政治文化緊密相關。
宋代之前，諡號本是大臣死後獲得的殊榮。三國時期，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共同獲得諡號，"時論以為榮"。（注2）獲諡本身就足以形成對大臣的蓋棺論定，因此同一時期的大臣諡號常常相同。三國時期，武將被諡為"壯"的比較普遍，如曹休、張郃、徐晃、文聘、許褚、龐德等。唐朝開國時期，武將被諡為"襄"的也比較普遍，如張公謹、唐儉、劉弘基、劉政會、柴紹、丘和、丘行恭等。
宋代之後，由於官僚體系日漸龐雜，諡號也逐漸成為大多數大臣常規評價的一部分。據統計，自西漢以來，共有一萬多人獲得諡號，宋代有一千多人獲得諡號，明清更是有接近六千人獲得諡號。（注3）諡號的普遍化引發了諡號的兩字化和規範化，也間接改變了諡號"名實相副"的特點。
如前所述，諡號最初是對大臣的蓋棺論定，很講究"名實相副"。即使是需要為尊者諱的皇帝諡號，也有美諡、平諡、惡諡之分，給了前代皇帝三分面子，但也要符合基本事實。大臣更是如此，前面說到同一時期武將諡號相同，就是因為這些人所做的事情相似，諡號也相同。
諡號普遍化以後，"名實相副"就難以為繼了。諡號數量大量增加以後，諡號褒獎的作用就減弱了，以前是重要武將才能獲得，現在普通武將都能獲得了，那麼就不是褒獎了，就是"陽光普照"了。
諡號的褒獎作用減弱後，等級區分就增強了，本來就能夠獲得諡號的給予褒獎，被"陽光普照"獲得諡號的給予普通的諡號。這樣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諡號從與去世大臣的生平相符，到與去世大臣的貢獻和地位相符。
這就像明清的頂級諡號"文正"，獲得這一諡號的人並不一定都符合"文正"代表的意思，但肯定是有與"文正"相符的地位。比較典型的案例是岳飛的改諡，岳飛最初打算諡為"忠慜"，後來修改並定為"武穆"，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嶽武穆"。再後來又被改為"忠武"，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哪個諡號更符合岳飛"精忠報國"的一生，只談後面的改諡。"忠武"是個地位很高的諡號，如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十六國時期的王猛、唐朝時期的郭子儀，加上南宋時期的韓世忠，這幾個人都可以說得上是"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岳飛的改諡明顯不是出於他更符合這個諡號，而是南宋官方對他的定位進行了調整。
說了諡號這麼多的前塵往事，只是為了說明諡號的變遷是如何推動諡號評價的變化。隨著官員的臃腫及諡號逐漸成為大臣常規評價，諡號改變了"名實相副"，變成了"人（與）人相副"，大臣獲得的諡號並不完全與生平、性格等相關，而是逐漸與歷史上相似地位人物的諡號相同。也正因此，在宋代贈與夏竦諡號時，司馬光說出了奠定後來幾百年諡號規則的一句話，"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諡?"（注4）按普通話來說，就是"你不配"。
司馬光在上仁宗的奏議裡更是表明了"文正"是"諡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注5）。周公是儒家文化十分推崇的人物，儒家的創立者孔子曾經說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6）意思是，"我真的很衰弱了（年齡大了），（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夢見周公了"。連周公都"不可兼取""文"與"正"，足以說明"文正"在司馬光心中的地位。
為什麼"文正"會被司馬光推崇成為頂級的諡號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范仲淹的個人影響力。范仲淹曾被諡為"文正"，而他對北宋的文化尤其是儒學的復興（宋明理學）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范仲淹所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觀"更是砥礪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和學者。
二是北宋士人精神的再造。北宋之前是"禮崩樂壞"的五代，因其黑暗，所以對傳統文化觀念破壞得十分徹底，也引來了宋代政治家和學者的反思。其中之一就是對"武"的思考，唐朝末年，安祿山、史思明等外族武人和朱溫、李克用等地方藩鎮給整個天下帶來了一場又一場的浩劫。北宋在制度設計上實行"重文抑武"。文、武官員開始有了明顯的分界，出將入相的大臣越來越少。同時，"文"字所代表的"慈惠愛民"、"愍民惠禮"（注7）等正是傳統儒家同時也是宋代儒學者的追求。"文"字的內涵與外延都變得更加重要起來。
前面我們提到過，隨著諡號的普遍化，諡號同時呈現了兩字化和規律化的特徵。諡號有了層級，兩字更易於進行不同層級的劃分。像是南宋時期劉光世的"武僖"、岳飛的"武穆"、楊存中的"武恭"、吳玠的"武安"和吳璘的"武順"，清朝中後期曾國藩的"文正"、李鴻章的"文忠"、左宗棠的"文襄"和張之洞的"文襄"。
根據張卜麻的《諡號及得諡人表》，宋代大臣獲得兩字諡號的佔獲得總諡號的96%以上，可以說幾乎都是兩字諡號。而在宋朝以前，唐朝我們前面也列舉過，開國時期有不少諡號為"襄"的武將，兩字的組合更多，能用到的字也更多，因此更加多元。但同時諡號也呈現了規律化的特徵，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的諡號變為"文/武/忠+一字"的組合。到了明朝，更是形成了當過翰林的大臣諡號一定有"文"的規矩。兩字化與規律化共同導致了"文"字作為諡號而且是諡號第一個字的水漲船高。
"正"其實是"貞"，為了避諱宋仁宗趙禎的名諱而改的。按照《逸周書·諡法解》，"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從中都可以看出對德行和品質的要求，也正符合宋代儒學思想"克己復禮"乃至於南宋時期"存天理、滅人慾"對道德的追求。
唐朝滅亡以後，五代"禮崩樂壞"，宋人在對五代進行充分的反思後，在制度設計上建立了"重文抑武"的機制，導致了官員體系的臃腫，也促使諡號成為官員常規評價體系的一部分。諡號由最初的"名實相副"轉化成為了不同層級的代表，兩字諡號越來越普遍，並逐漸形成了以"文"、"武"、"忠"為首字的習慣。
范仲淹自身以及其推動的一大批人，促成了北宋士人精神的覺醒。"文正"因為曾作為范仲淹的諡號而被人推崇，同時，宋朝反思五代時期對廉恥禮節的拋棄，強化忠誠、正義等品德，推動了代表"清白守節"的"正"（"貞"）作為諡號地位的提升。經由司馬光在夏竦議中為其定義，"文正"就從宋代開始成為了頂級甚至可以說是第一的諡號。
注1：語出《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注2：語出《三國志·蜀書·關張馬黃趙傳》；
注4：語出《宋史全文卷九上》；
注5：語出《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五》；
注6：語出《論語》；
注7：此兩句及下列"清白守節"等均出自《逸周書·諡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