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能觸及到社會根本問題的改革家都可以被稱為偉大的改革家，若是能跳出自己所在的階級看問題，無疑更加偉大。

比如先秦時代的商鞅，他就是偉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對當時的國家起到了增強國力，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又比如，王安石，他的變法改革觸動了社會根本問題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前期取得一些良好的效果，雖然最終卻落得失敗的下場，這不能不說很遺憾，但是一點也不妨礙王安石的偉大之處。

王安石

北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

王安石要實行變法改革的背景是北宋當時積貧積弱，國家處在內憂外患的處境中。

北有大遼，西有西夏；內有土地兼併，社會貧富不均的嚴重問題。

北宋時期疆域分佈

北宋其實並不弱，除了北方的遼，沒有其他國家有資格說北宋弱（同樣的，除了北宋，也沒有國家有資格說大遼文明落後）。

尤其是仁宗趙禎即位以來，與遼和西夏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狀態，所以外患其實還好（相對於內憂來說），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並不能成為當時的主要矛盾。

北宋也絕對不窮，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是GDP居世界首位，工商業蓬勃發展，富得流油，貨幣形式的改變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交子的出現。宋朝的經濟可以說是歷代封建王朝最強。

汴京一景

但是為什麼說內憂呢？

北宋開國以來，對於士大夫採取懷柔拉攏政策：唐末五代以來，武將為禍，藩鎮割據，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所以導致宋朝開國以來採取重文輕武政策。

尤其是到了北宋中期，仁宗趙禎的寬厚讓人感覺不可思議。已經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大量士大夫以及功臣武將佔據大量土地，還利用恩蔭制度佔據政治資源。

宋仁宗趙禎

大地主田連仟佰，佔據大量優質土地和勞動力的同時，還有能力隱瞞土地和這些人口，官方難以追查。直接造成了稅收的減少，間接造成了國家財政的困難和社會矛盾的加劇。

歷代封建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土地兼併，在農業社會，土地就代表著絕對財富，一旦土地兼併過於嚴重：

“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社會秩序就會無可挽回的陷入崩潰。（新中國把土地收歸國有從法理上斷絕了這種可能性，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厲害的改變）。

（著名的三武滅佛就是因為國家土地兼併嚴重到一定程度，而大地主階級實力過於強大，所以朝廷拿同樣白白佔據大量土地和生產資料卻實力較弱的的宗教下手）

宋朝官僚體系的過度完善和中央禁軍的龐大體量，雖然最大程度上限制了朝廷內亂，加強了中央集權。但是使得辦事效率大大降低，而且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國家財政的巨大負擔。

最終導致北宋的“三冗兩積”局面：冗官、冗兵、冗費，積貧、積弱。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不是突然爆發出來的。面對以上這種情況，作為心懷天下的讀書人是不可能坐以待斃的，在王安石之前就有人進行過變法，宋仁宗趙禎在位期間，范仲淹等人就實行過慶曆新政。

范仲淹

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

慶曆新政主要只限於在政治機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不敢太多的接觸到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即便如此，新政的施行觸犯了那些保守派計程車大夫官僚，遭到了瘋狂的阻撓，由於阻力太過強大，慶曆新政很快就被迫終止了。從慶曆三年（1043年）到五年，共歷時一年零四個月。

（千古名篇《登岳陽樓記》便是范仲淹在變法失敗的情況下寫出來的，看似是讚揚老友滕子京的政績，以及對重修岳陽樓的紀念。其實是以文明志，是對自己政治抱負的概括和被貶謫的激勵）

雖然慶曆新政失敗了，但是它並不是完全沒有作用，它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熙寧二年二月（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

青苗法：亦稱常平給斂法、常平斂散法。是抑制土地兼併最直接的法子。在作物未成熟之前，民戶可向官府借低息貸，度過糧荒，在收成之後再償還。相當於官辦銀行。

募役法：官府的各種差役、民戶不再自己服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服役。民戶按貧富等級，交納免役錢，原來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錢。

方田均稅法：為了防止大地主兼併土地、隱瞞田產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實土地數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稅。

市易法：政府設立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市場與計劃相結合。

以上這些手段從表面上看都能抑制土地兼併，緩解社會矛盾，一定程度上起到均貧富的作用。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延續十幾年的變法，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與士大夫治天下，不與百姓治天下

手段都是好手段，但是施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王安石的個人品德絕對是一等一的，即便是舊黨政敵也沒有因為他的個人品德為由攻擊他，最多是些說他性格孤僻，不講衛生之類的言語。

但是王安石大公無私，不代表變法新黨全部都是公心為上，不代表新政全都利民惠民。

就比如：青苗法的實施過程存在著極大的缺陷。把放貸之權收繳國家，實行起來必然要依靠底層官吏，底層官吏一般是由當地人擔任，沒有穩定的上升渠道，但是地位極其穩固，自然就成為地頭蛇一樣的人物。

官吏因為背靠朝廷，受當地人情關係約束較小，所以行事無所顧忌。新法有漏洞可找，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後會拼命的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某些平民在青苗法強制實施之後甚至還喪失了向自身宗族求助的選擇。所以看似能減輕平民負擔的青苗法反而成為了官員牟利的工具。

比如國家定的低息，底層官吏要盤剝一層，利息就定的高一些，甚至高於民間的高利貸；比如有些地方明明不是荒年，許多底層民眾不需要借貸，但是為了完成上級的指標以及為自己牟利，就強迫攤派。

也可能那些豪門大戶明明沒有糧荒，依然偽造文書，借朝廷的低息糧，再高息貸出去。種種手段，不一而足。導致青苗法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些地方競爭不過民間高利貸。

再加上王安石變法時急於求成，必然有趨炎附勢之徒想要分一杯羹，所以導致王安石的新黨良莠不分，有不少貪官汙吏，因此就給了政敵司馬光等人攻訐的藉口。

（左為王安石，右為司馬光）

左為王安石，右為司馬光

比如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

“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

“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雖然這些問題的確存在，但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其中有不少誇大的成分，言辭激烈到了破口大罵的程度 。

宋神宗趙頊

王安石面對這些阻撓沒有退縮，但是神宗皇帝卻無法一直支援王安石。

因為朝廷守舊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太過激烈，就連一些中立的官員都被捲了進來（比如蘇軾），受到兩派的攻擊。（文官掌權便結黨內鬥，似乎已經成為了本能），作為皇帝的宋神宗必須平息黨爭。最終，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被迫結束。（始於熙寧二年，終於元豐八年）

蘇軾

變法失敗的原因多種多樣，因為王安石太過急功近利導致變法途中的問題無法解決；因為與民爭利導致民眾負擔加重；因為監督不力導致政策無法貫通執行；因為守舊派的政治鬥爭；因為宋神宗的中途退縮；……

但是這些也許都可以概括在一次簡單的對話中：

神宗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