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5 ：蔣介石的困局

簽訂《唐沽協定》

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德國隨即退出日內瓦裁軍協議。對於西方列強來說，遠在東方的中日矛盾只是疥癬之疾，歐洲中央的希特勒才是心腹大患。所以，西方列強對亞洲更是無暇顧及。

絕望之下，蔣介石只好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協定規定雙方停止使用武力，尊重既定戰線所界定的現狀。戰線大致延長城走向，將“滿洲國”和中國餘部分開。此外，將在長城以南建立非軍事區，此中立區可確保中國軍隊不會威脅日本在內蒙古的新地位，以及組成“滿洲國”的東北三省。因此，協定等於將中國長城以北地區半永久性分離，也等於國民黨默認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存在。雖然蔣介石政府口口聲聲說《塘沽協定》，只是停戰協議，完全不是正式割讓滿洲的意思。但是從“攘外必先安內”的選擇來看，在蔣的心裡，東北並非不可犧牲。

這也正是日本軍部的判斷。所以，關東軍在滿洲放心經營，做千秋萬代的打算。而日本國內的政局，也暫時平息了下來。

中國最孤立無援的時期

1931年到1937年，是中國最孤立無援的時期。英國首相張伯倫又延續了寇松的思路，提出承認滿洲國，與日本永世結好，以換取日本對大英帝國在亞洲其他利益的承認和保護。所幸被內閣阻止。

而美國，羅斯福上臺後，他把焦點放在國內，不想承擔國際義務。在日本大肆擴張的1934年，羅斯福竟然同意讓菲律賓在12年後，也就是1946年獨立。這意味著，對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美國打算徹底放棄了。

羅斯福對中國的態度也遠沒有威爾遜那麼友好。按照顧衡在《得到/顧衡好書榜》中所論，羅斯福這個人，在任期間把中國當作工具算到骨子裡去了，對中國沒有一點感情和道義擔當。例如在1934年，他出於國內政治算計，支援了美國國會透過《白銀法案》。本來，1929年的大蕭條波及的是金本位國家。而中國當時實施的是銀本位，因為金貴銀賤，相當於本幣貶值，反而有利於出口，增加了外匯儲備。可以說是非常幸運地逃過了一劫。但是1934年美國高價收購白銀之後，中國為了保出口，就必須人為壓低白銀的匯率。可是當時日本已經控制了中國的東北和部分華北，所以這就給了日本人賺差價的機會。他們低價在中國買了白銀，再高價在國際市場上賣掉。可以說是賺得盆滿缽滿。這麼著，一進一出，日本和中國的國力差距就越來越大了。弗裡德曼曾經說過，如果沒有美國的《白銀收購法案》，中國或許還會發生惡性通脹。但一是至少不會這麼慘，二是不會這麼快。中國運氣在這個時期非常差，就差在對中國不好的總統羅斯福，正出現在要命的時候。

德國援華

由於亞洲地區環境的變化，希特勒及其助手們判斷，一項積極進取的東亞政策可削弱美國、英國或法國在維護華盛頓體系時的地位，從而有利於間接破壞凡爾賽和平體系。希特勒和一些納粹官員想承認“滿洲國”，藉此離間日本和西方，而德國外交部強烈反對這種做法，擔心這會使德國在世界上過早地陷入孤立。

多數文官和職業軍人倒是贊成密切對華關係的政策，因為後者向德國提供了急需的原料，還有德國軍火和消費品的市場。1933年後的幾年裡，後一派觀點佔了上風，德國開展各種雄心勃勃的計劃擴大對華貿易，最重要的是，它向中國提供了飛機和航空專家。這些計劃和親日政策是不相容的，如此一來，在亞洲，德國正在成為中國的親密夥伴。但對中國來說，德國的支援並非純粹的福音，因為其他西方大國和日本，會反感德國在中國事務中逐漸增大的影響。

然而，在塘沽協定簽署後的蔣介石最困難時期，德國似乎比其他國家更願提供援助，甚至不惜觸怒日本，這一點很重要。蔣介石多次敦促德國派遣德國陸軍的前任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將軍來華擔任軍事顧問，這項任命德國人冒著日本的強烈反對放行了。某種意義上，德國是唯一敢於公然無視日本意願的國家，即不許外部強國前來援華。但德國願幫助中國提升國力，並不代表它準備聯華反日。希特勒公開表明的親日傾向不能容忍這麼做，而且，德國的亞洲政策可不是為了鞏固既定的條約體系。因此，中國不能僅靠德國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它還需要英美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