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的褒貶定性，離不開修史時的外部環境。相比於實錄功能，國史更側重意識形態的宣教。

孫登是孫權長子，謙恭賢良，不幸壯年夙殞。

南宋學者葉適曾說：自先秦以來，儲君如孫登般賢德者，從未有之。

孫登德兼於能，知人則哲，深達治要，臨歿一疏，不論三代以前、三代以後，世子藩王之賢，少有及者。--《習學記言》

與葉適觀點相似的學者不少。從孫登本人的傳記中，也不難看出其確實具備了較高的道德水準與儒學素養。

我仔細揣摩孫登傳記，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情況。這大概能解釋孫登形象的構建始末。

孫登的光輝形象，很可能與暴君孫皓的“刻意美化”有關。

其邏輯聯絡顯見。

孫登死前，常欲將太子之位讓給弟弟孫和。而孫皓恰恰是孫和的長子，這無疑會使孫皓心生好感。

更重要的是，孫皓曾為鞏固統治而濫殺宗室，而孫登諸子早已在孫皓即位前便相繼死去。因此孫登一脈，也是東吳宗室中少有的、未曾構釁孫皓的房支。更不會威脅到孫皓的法統。

如果挖掘孫登的記載，會發現他是一個“有德而寡才”的循禮之人。說得直白一些，就是道德水平很高，人物風評很好，但能力並不突出。

後世相類似者，有西晉的齊獻王司馬攸。

而《司馬攸傳》是李世民指導下的政治工程，其意在宣稱“長子無能，次子接班”的正當性。

注：李世民對《晉書》的編纂相當重視，甚至親筆為《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寫史論。

李世民干預《晉書》修訂，借古喻今

因為李世民是次子，司馬攸也是次子，而才望“過於武帝（兄長司馬炎）”；再加上武帝傳位給（長子）惠帝，而惠帝無能，最終釀成永嘉之亂。為李世民提供了“弒兄繼位”的最好理由。

因此唐太宗透過貶低晉武與晉惠，同時抬高齊獻王（晉文次子），來強調自己“以次子身份繼位的正當性”。

擬於孫登，亦有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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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登的地位

孫登在東吳地位極高，雖然立儲時間較晚，但屬於標準的無冕之王。

孫登是孫權長子，其母微賤，乃至姓名失考。從孫登卒年，可知其是孫權二十八歲所生。即赤壁之戰結束的翌年（209）。

換言之，孫權年近三十始得子。這與漢武帝三十而生戾太子（劉據）相似。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漢書 枚皋傳》

因此孫權對這個“遲來的長子”也便特別寵愛，甚至令當時最得寵的徐夫人“母養孫登”，變相預定了儲君之位。

（孫權）聘（吳夫人）以為妃，使母養子（孫）登。--《吳書 妃嬪傳》

黃初二年（221）劉備東征，孫權為了避免腹背受敵，便稱臣於曹丕。曹丕一口咬定要孫登入洛陽為質，甚至不惜封以萬戶，用“妻以曹氏或夏侯氏女”為誘惑，堅持索要孫登。

甚至在魏吳翻臉後，曹丕還孜孜不倦地寫信勸誘，稱“孫登白天到來，朕晚上就退兵”。

文帝報曰：“……（孫）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吳書 吳主傳》

孫登朝到，夕召兵還

更重要的是，彼時孫登年幼（12歲），且未得正式的儲君封號，卻已經顯名北國，被曹丕所知。可知其嗣君地位，是三國高層的共識。

孫登的形象探究

不同於史書的褒揚之詞，孫登並非循循守禮的儒士，而有著相當的政治野心。

《孫登傳》為了塑造其良好形象，稱其遊獵時常避良田，避免踐踏莊稼。但此事卻側面透露出，孫登與其父類似，亦喜好遊獵玩耍之事。

（孫）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間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吳書 孫登傳》

如果結合孫慮（孫登弟）喜歡“鬥鴨”乃至“巧築鬥鴨欄”等故事，可以看出，孫登的個人愛好、與家族成員並無差異，皆帶有濃郁的寒門色彩。與儒生要求的“詩書射御、琴簫鼓瑟”等雅緻差異較大。

時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鬥鴨欄，頗施小巧。--《吳書 陸遜傳》

孫登又有權謀心術。從徐夫人與孫慮事件，即可清楚洞悉。

（1）徐夫人之廢

徐夫人是孫權的表侄女，也是孫登的養母；但因為步夫人的構陷，最終被流廢。

（孫）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吳書 孫登傳》

二宮爭寵，徐夫人遭廢放

徐夫人是孫登的養母，步夫人是徐夫人的仇敵。按理孫登的態度傾向，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但實際卻不然。孫登悠遊其間，兩面逢迎。

一方面孫登表現出了對徐氏的同情，曾旁敲側擊地進言，博得了孝名與朝野的一致稱讚。

一方面孫登又與步氏交好，步夫人每有賞賜，孫登都恭敬拜受。

步氏有賜，（孫）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吳書 孫登傳》

雖然史書稱其“不敢辭”，但實際以徐氏和步氏的惡劣關係來看，孫登如果真如史書所言“至孝”，是不會同步氏往來的。

但由於步夫人得寵，孫登也便很識抬舉地與步氏保持良好關係，維護自己的儲君地位。

（2）孫慮之死

孫慮是孫權次子，孫登異母弟。孫慮“敬納師友、遵奉法度、過於眾望”。可以說給了孫登的太子地位以威脅。

及至（孫慮）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眾望。--《吳書 孫慮傳》

孫慮不幸早亡，孫權痛惜流涕。孫登彼時正在武昌（故荊州江夏）鎮守，故藉此機會，擅離職守，以“為弟奔喪”為名，晝夜兼行面見孫權。

父子相見後，孫登留駐十餘日。孫權欲遣登還武昌，孫登卻堅持不肯離去，聲稱要“侍奉父皇”，最終順利回到建業。

（孫登）住十餘日，（孫權）欲遣西還（武昌），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缺），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吳書 孫登傳》

實際以孫慮之得寵，孫登是深感威脅的。但借孫慮葬禮的契機，孫登卻成功以奔喪的名目，觸動父子之情，最終重回國都，避免了“地位動搖”的隱患。

須知，孫慮之死在吳嘉禾元年（232），而翌年（233）即發生了公孫淵稱臣，孫權趁機迫害朝臣的巨案。孫登靠著敏銳的政治嗅覺，提前回到父皇身邊，避免了捲入政治漩渦的麻煩。

嘉禾三年（234）孫權徵合肥，留“孫登居守、總知留事”。可以看出，近水樓臺的孫登，已經獲得“太子監國”的權力。

嘉禾三年，權徵新城，使（孫）登居守，總知留事。--《吳書 孫登傳》

如果從現實角度考慮，孫登離開武昌、返回建業的奇謀，很可能出自陸遜。

陸遜輔弼孫登鎮武昌

陸遜是孫權欽定的太子輔臣，且彼時隨孫登一起鎮守武昌。“太子居外而變生於內者”，如申生、復甦等慘案多不勝數。故陸遜為了鞏固太子地位，索性將孫登遣返建業，留守都城。切斷了小人進讒的途徑。

孫登的形象構建

孫登的原始傳記既然是韋曜（孫皓寵臣）所書寫，那孫登的形象，無疑是孫皓所構建。

按記載，孫登與其弟孫和的關係相當友善。孫登臨終曾上疏孫權，請求立孫和為繼任儲君。

孫登遺書有傳世記錄（見《吳書十四》），可知“改立孫和”大機率是孫登的遺願。

（孫登遺書曰）皇子（孫）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吳書 孫登傳》

更值得注意的是，孫登在東宮的幕僚賓友，如“太子左輔”諸葛恪、“太子右輔”張休、“太子輔正”顧譚、“翼正都尉”陳表等人，包括孫登的一眾文膽（謝景、刁玄、羊衟、範慎）後來皆歸屬了繼任太子孫和。

至於孫登舊黨的核心成員陸遜，最終也歸屬了孫和。還在二宮奪嫡案中因為維護孫和，而遭到孫權隱誅。

由於孫和在之後的權力鬥爭中失勢，被廢放誅死。故未能繼位。孫和的兒子孫皓，則是在意外情況下被矯詔擁立。

（孫）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吳書 孫皓傳》

孫皓得立，必然對孫登心存好感。因為若無孫登的推薦，孫皓便得不到“故太子長子”的顯赫身份，也便難以繼統。

孫皓是個昏淫的暴君，幾乎一無可取。不過孫皓對其父孫和，卻極為孝順。

孫皓登基之後清算了大批昔日政敵，又提拔了許多“因維護孫和而遭到廢放”的舊臣。

孫晧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為了孫和而死）。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吳歷》

因此，將孫登的形象塑造得光輝高大，有助於提高“孫和-孫皓系”的法統地位。

更為重要的是，孫登的子嗣，在孫亮時代（孫權死後的首位嗣君）已經凋亡殆盡。因此提拔孫登的地位，不會損害到孫皓的權威。

（孫登）子（孫）璠、（孫）希，皆早卒。次子（孫）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書 孫登傳》

其實孫登形象遭到美化篡改，線索非常明顯。這就是“孫登在世時，因為孫和受寵，竟然待之如兄”。

弟（孫）和有寵於權，（孫）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韋曜《吳書》

孫登待弟（孫和）如兄

須知，孫登比孫和年長十五歲。這在古代早婚的環境下，幾乎是父子之間的行輩差異。

且彼時孫登是皇太子，孫和不過是藩王。豈有孫登對孫和“事之如兄”的道理！

王永平在《孫權立嗣考論》一文中曾認為“孫登待弟如兄”說明其自身法統的不穩固。

此處我認為另有玄機，即孫登本傳的篡改。

實際孫皓繼位後，因為史官不肯望風承旨，曾大力貶斥忤逆者，甚至將心腹韋曜迫害致死。可知孫皓時期，孫吳國史確實遭到過系統性篡改。

（孫）皓欲為父（孫）和作（本）紀，（韋）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列）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吳書 韋曜傳》

韋氏《吳書》的文飾痕跡明顯，諸如稱孫堅“孫武之後，世仕州郡”，而實際孫堅家族出身瓜農。為此還遭到陳壽、沈約等史家的嘲笑。

小結

孫登是孫權“遲來的長子”，出生伊始便地位不凡；乃至年方十二即被曹丕所熟知，甚至因“求之不得”而刀兵相向。

孫登有權術，懂得“借奔喪之名而重回國都”來鞏固地位；這種頗富心術的人物，絕不會對小自己十五歲的幼弟（孫和），有所謂“兄事之”的舉動。可知是孫皓登基後的附會之詞。

所謂歷史，本就是上位者的“權力合法性書寫”，國史則更是如此。

實際歷朝國史，“政治宣教色彩”都遠大於“實錄”的功能。甚至很多一手史料，比如碑文墓誌一類的“金石之刻”，也無法秉筆直書。

仇鹿鳴在《墓誌書寫與葬事安排》一文中，透過對安史叛軍轄區內的墓誌銘考訂，發現即使是當時的私人碑刻，也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政治傾向”與“事蹟篡改”。由此推之，官修國史（二手史料）便更是“肆意捏造、信口雌黃”的重災區了。

孫登屬於典型的“德高名重，而事蹟無顯”，與司馬攸出奇的相似。可知其德行名望，恐怕多有誇大。

當然，本文立論，絕不是為了否認孫登的個人修養，只是切換視角，從“孫登-孫和-孫皓”的法統繼承以及權力傳遞邏輯上，推導其形象構建始末。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古今同理，中外如是。擬之於孫登，亦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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