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歷史課本中，往往把漢武帝時期提倡儒術的活動，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這與歷史是不符的。

在漢代，直到漢武帝之後的第三位皇帝—漢元帝時期，皇帝空前崇尚儒學，儒家思想才真正佔據了核心地位。

但是也正是從漢元帝時期，大漢帝國開始走向衰落。那麼儒家上臺後做了什麼？他們在大漢衰落的過程中起到了什麼作用？

漢武帝時期實際上只是提高儒學地位，將其奉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而己。在漢武帝時期，其他各種思想學派並未被完全禁止，儒家以外的學者已然可以公開教學，入仕為官。

漢武帝只是想用一種有利於其施政的思想，來代替當時佔據統治地位軟弱武力的黃老之學。漢武帝真正治理國家的思想是尊儒術，重法治，兼採百家之長。

漢武帝雖然尊崇儒家，卻並未只依靠儒術治理天下。而漢武帝之後的昭帝、宣帝兩位皇帝，也是繼承了漢武的這種兼採並用的治國理念。

尤其是中興之君漢宣帝，更是在訓斥自己天子時候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由此可見，宣帝的治國思想是“霸王道雜之”，其具體體現是多任用文法吏，以刑名御臣下。換言之，宣帝既用霸道治理國家，亦用王道治理國家。

何為霸道？何為王道？所謂“王道任德，霸道任刑，王指儒，霸指法”。一句話概括，用王道就是用儒家治理國家，用霸道就是用法家治理國家。

而漢宣帝治理國家，則是刑德兼備，儒法並重，並沒有特意依靠某一家學派，也是因此漢朝在其手上實現了中興。

而到了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時期，情況發生了改變，

自幼受諸多儒生教誨的元帝，與其父宣帝的政治作風截然不同。他對宣帝“持刑太深”、不用儒生的治國方略，深為不滿，即位之後，便將自己的純用儒教治國方略付諸實施。

西漢自漢元帝開始，號稱 “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真正佔據了核心地位。

作為聖人門生的儒生們也隨著太學、徵辟、察舉等政策的穩步實施，越來越走進了政治權力的中心，逐漸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社會勢力———士大夫。

自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以來，儒生主要是在野的批評派，他們在先秦時期從未真正走向權力舞臺。

西漢武帝以前，政府的宰相非軍功不得封侯，非侯不得為宰相。雖然武帝時提出“獨尊儒術”，但儒學卻主要被用於妝扮王道政治，解決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問題。

漢宣帝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多重用能臣。只有到了元帝以後，帝王才空前崇奉儒學，宰相多是經學家出身。

可以說，在漢元帝時期，歷史發展到了實現儒家文治理想的最佳時機。但與此同時，大漢帝國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走向衰落。

儒生們掌握了權力，自然就要實現儒家的所謂王道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儒生們提出了教化禮樂的方略。

認為只要提倡教化，循禮行事，示民以義而非利，教導民眾遵循道德約束，培養良好的風俗習慣，人類社會就能實現太平王道理想。

講求一個從修身到平天下的直線邏輯：“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

漢儒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人主實行德政教化原則。呼籲為政者以教化禮樂代替嚴刑酷法。

於是，在漢元帝時期，儒生們終於迎來了禮樂教化的良機，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禮樂改制運動。

雖然，儒臣們提出的禮樂教化原則得到了帝王的認同。帝王們努力遵循儒生提出的種種規範，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教化德政原則。

但問題是，這些德政教化可曾解決了漢帝國發展至元帝時面臨的諸多困境？

從歷史效果上看，儒臣們熱衷的禮樂教化，不僅對改善帝國政治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還使情況變得更糟。

儒臣們放大了道德的作用，將政治與教化混而為一，忽略了政治運作中具體的技術問題。

例如，儒臣們在示民以義不以利的主張下，提議罷掉鹽鐵官。但是，國家財政經費不足的問題如何解決？

沒有人能夠提出替代的解決辦法，因此，僅僅三年就只好再恢復鹽鐵官。道德解決不了國家的實際問題啊。

所以，儒臣們呼籲的寬政措施對於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更無異於緣木求魚。

甚至，更為嚴重是天下承平日久，地方豪族實力變大，需要國家強力限制。所以在漢元帝之前，大漢歷代皇帝，都是執行徙陵等強硬制度，將這些地方勢力遷移到關中監管。

並且還任用酷吏，定期對地方豪強勢力進行收割，使其難以做大，漢武帝時期，殺戮豪強的多少，甚至成為政府地方官的政績之一。

所以，在漢元帝以前，中樞朝廷的權威無人敢冒犯，地方勢力根本無法與中央對抗。

但是，在儒臣的建議下，漢元帝廢除了徙陵等強硬制度，導致地方豪強勢力迅速坐大，這些人對當地民眾的剝削日益加重。

儒生們的改革運動，非但沒有帶來政治上的新氣象，得社會狀況如脫韁之，原有的積弊和矛盾迅速惡化。

因此‚漢儒轟轟烈烈開展的教化禮樂運動是失敗的。何以會如此呢？在於儒臣的禮樂教化與當時社會癥結基本不相干。

漢代政治發展至元帝時，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土地兼併和流民起義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儒臣的教化禮樂、帝王個人的恩惠仁慈，如何能夠解決尖銳的社會矛盾？流民起義的根源在於土地兼併。

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儒家的辦法的辦法除了要求皇帝應當節儉用度外，就就是講一些正確而無用的廢話，講一些德政的大原則等等，根本沒有具體的解決辦法。

但是，對於能提出具體方案的能臣，儒臣們又指責其是為求功利的小人，破壞教化之風。

儒臣們面對著現實政治，空有理想主義的激情，卻難以完成治國平天下的歷史責任。

儒臣只能教條化地依據六經古典理想制定方針原則，而無法將其仁心變成切實惠及貧民的具體政策，這是歷史的悲哀。

歷史上好心辦壞事的例子數不勝數，政治上的善必須要靠實際效果來界定，而非主觀意願。這要求腳踏實地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政治智慧。

而漢代儒臣偏偏不懂這一點，只能守著六經聖典，背對著現實，提出應當之理而不考慮其實際效果。

再加上儒術獨尊的時代文化氛圍，儒生們視六經為世間唯一顛覆不破的最高法則和理論權威。

再加上，此時的儒生已經從在野派變成了執政者，進入官僚體系帶給了他們豐厚的物質利益。

他們的身份已經變了，已經一屁股坐在豪強這一邊了，所以漢元帝時期的儒臣對相當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熟視無睹，而避重就輕地強調道德的作用。

儒臣們在禮樂教化運動失敗後，本應冷靜反思理想主義的為政思路和政治實踐能力問題。但

是儒臣們反而更加固守其道義理想，將社會混亂歸因於漢家的失德。

於是，揉合了公天下和宿命論的“禪讓說”開始高漲。所以當王莽以聖賢的面目出現在政壇上時，立即贏得了儒生們的真誠擁戴。

可惜的是，王莽作為儒家原教旨主義者的典型人物。當他以更狂熱的激情全面實現王道理想時，反而帶來的是生民塗炭的歷史大災難！

最終，歷史給出的結論是，亡西漢者，儒生也！其實，又何止是西漢？我們在東漢的清議中，在北宋的王安石變法中，在明代的東林黨中，都能看到漢元帝時期儒生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