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滅隋及平定天下，功勞最大者是秦王李世民。然而功勞雖大，卻不是嫡長子，不能立為太子，這對李世民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唐高祖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又讓王珪和魏徵輔助他，希望建成順利接班。王、魏看到秦王功蓋天下，人心所向，建成完全沒有競爭的本錢，因此想讓建成也如世民一樣立下戰功，接納豪傑，取得人們的擁護，由此鞏固太子之位。

這個方案得到了唐高祖的贊同，卻受到範祖禹的嚴厲批評。

範祖禹認為，自古以來，立太子，就是立長子，而不論功勞，看有無德行，而不論是否有人支援。

王、魏為太子建成策劃的方案，不合乎這一原則，因此是錯誤的。

正確的做法，應當教導太子孝順唐高祖，同時與世民友好相處，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儲位安穩。

如果唐高祖真要立世民為太子，建成就採取周太王長子太伯的方式，讓位給賢弟，仍為明智的選擇。

而王、魏的方案，只能導致兄弟相爭，造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結局，事實也正是如此。

所以範祖禹認為王、魏作為賢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

《唐鑑》記載：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共同打擊秦王李世民，樹立派別，拉攏同黨，太子中允王圭、太子洗馬魏徵勸說太子李建成：

秦王功蓋天下，內內外外的人都歸心於他，殿下只是靠年長才得到東宮太子之位，沒有大功鎮服海內。現在劉黑闥軍敗逃亡，其部隊不到萬人，物資和軍糧都很匱乏，率大軍逼近他，勢如摧枯拉朽。

殿下應該自己率軍進攻他，由此取得戰功和名望，再交結山東的豪傑英雄，就可以使太子之位安定了。

太子李建成於是向唐高祖請求出兵，高祖同意了他的請求。

在兒子中確立太子，是根據長幼而不是根據有無戰功，是根據德行而不是根據有無擁躉，這是自古以來的原則。

裡克善於處理君主父子之間的關係。

王圭、魏徵以輔導東宮太子為職責，應當勸建成孝順高祖，與秦王友好，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太子之位得以安定。

秦王有平定天下的功勞，高祖如果想立他為太子，建成能象泰伯一樣讓位於賢弟，不也是很好嗎？

泰伯

泰伯：又作太伯，與仲雍、季歷，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兒子，泰伯為長子，但太王認為季歷和季歷的兒子姬昌（後來的周文王）更有能力，想把王位傳給季歷和姬昌，於是泰伯、仲雍逃到荊蠻之地，自號勾吳，文身斷髮，表示不可立為太子。之後季歷繼位，稱為王季，王季的兒子姬昌後來又繼位，史稱周文王。他兒子周武王滅商後，派人找到仲雍的後人周章，太伯無子孫，武王封周章為吳王。

況且建成已經立為太子，那麼國家就是他的國家了，哪裡用得著有戰功呢？王圭、魏徵二人卻讓他攻打叛軍來樹立威望，交結豪傑以幫助自己，這是用爭奪來引導他，禍亂怎能止息呢？

以王圭、魏徵的賢明，他們為建成出謀劃策還是如此，何況那些庸人呢？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太子是皇帝指定的皇位繼承人，一般以嫡長子為太子。太子所居之宮稱為東宮，歷史上又用東宮指太子。

古代的帝王都有很多兒子，往往是由不同的女人所生，君主指定其中一人為太子，他就是君主的繼承人，所以太子又稱為儲君，意為準備做君主的人。

太子在繼位前就有很大權力，其中之一就是監國，即在皇帝外出不在京城時，或皇帝因種種原因不能履行職權時，太子可替皇帝處理國務。所以君主選擇哪個兒子為太子，在古代帝王制度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須極為慎重地做出選擇。

但古代君主往往受所喜愛的女人的迷惑，或其他因素，而在指定太子後又隨便加以改變，這就會造成國家的災難。

範祖禹認為唐高祖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即太子人選的選擇，不是看他有沒有戰功，而是看他是不是長子，建成是長子，所以一開始就指定建成為太子，後來看到世民戰功頗多，又想讓世民當太子。

這種猶豫兩端的態度，被建成和世民都看在眼裡，所以二人暗中形成了競爭關係，最後發展為生死之爭，以玄武門之變結束了這場爭鬥。

如果高祖選擇建成為太子後，堅定不移，讓世民沒有想法，也不會激起建成的反彈，最終就不會構成二人之間的生死之爭。

而王珪與魏徵作為建成的輔臣，讓建成率軍出征以求戰功，這是要讓他與世民爭功，所以範祖禹說這是“導之以爭”，可知這本身就不是良策，只能激化二人間的矛盾與爭鬥，所以說王、魏二人的獻策也不值得贊同。

更可嘆的是王、魏二人並非庸人，還只能出這樣的主意，就更是不應該的。

魏徵

魏徵，早年參加瓦崗寨起義，跟隨李密，但不得重用。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他歸降唐朝，並勸李勣（徐茂公，後由唐皇帝賜姓李）降唐。魏徵被唐高祖任命為太子洗馬，輔佐太子李建成，他向建成獻策：平定劉黑闥和山東地區，以功爭取人心。魏徵在太宗時期，仍受重用，封為鄭國公。他能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達成貞觀之治，號稱一代名相。他的著名文章：《諫太宗十思疏》，希望太宗能保持早年的正確做法，不要忘了初為帝王時的優良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