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要讓人民得到穩定而富足的生活，要靠治國者做到慈、儉、簡，這三者是對君主提出的重要要求，所以要看作君主治國的基本原則，表示三者是不可違犯的。

慈就是要愛民，儉就是要君主與治國治民的官員與機構儘量節儉，減少開支，把國家的收入用於最重要的地方，簡就是要求君主與治國的官員們不要多事，不要擾民，這樣才能保證民眾的收入不被國家和官僚拿走太多。

但帝王真想做到這三點，是很容易的。王夫之比較了漢文帝、景帝和唐太宗在這三點上的得失，再來論說宋太祖做得怎麼樣。

民眾靠帝王而得到休養生息，需要帝王做到慈、儉、簡。

這三條對於道義來說是珍貴的，但刻意來做，其好處不會持久。不是道力不夠堅強，而使好處能持久，而是刻意來做的話，還缺乏牢固的根基，臨時拿來用，對待民眾，其內心還不善良，所以不能長久掩蓋住。

漢文帝、景帝在這三個方面是不遺餘力的。

漢文帝

漢景帝

文景之治，指西漢漢文帝、漢景帝時期實行的無為而治。漢初，因多年戰亂，社會經濟凋敝，文帝和景帝在位時，推崇老子的無為之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民生得到恢復。

如漢文帝兩次除租稅之半，對外也不輕易出兵。漢文帝生活節儉，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國家開支節制，貴族官僚不敢奢侈。

到景帝后期，國家糧倉堆滿糧食，府庫的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都爛了。

但仔細考察起來，就都還有不足。

在慈的同時，心裡還有刑殺之心，只是暫時忍住了；

在儉的同時，心中還想著要讓物資厚實，而暫時用儉；

在簡的同時，還用心地觀察天下的動向，只是暫時有所剋制而已。

這三者，是老子提出來的，是處理天下事務的關鍵所在，而天和人，是不會被他欺騙的。

所以，王道在漢代還是殘缺不完整的，這是對老子的學說還沒有研究到家所引起的。

傳說中，老子騎青牛，西出關，不知所之。

老子主張慈、儉，《老子》第六十七章說：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他並沒有提到簡，但是在儉之中就包含著簡。

唐太宗也曾注意慈與儉，但還沒有明確的志向。只是不做過分的舉動，以求達到自己的秘密意圖，這似乎合乎道；但在做事時，都是因襲前人的陳跡，口頭說的和內心想的，並不一樣，是把內心的真實想法隱藏起來。有幸得到恩寵的人就得到好處了，沒有機會受到恩惠的人，仍然遭受傷害。可知這不是真正的慈。

簡，就更談不上了。口頭上說得非常繁瑣，又用善辯來剝奪了別人的不同意見，提出了許多措施，卻官吏與民眾頗受煩擾。這不是真正的簡。

在慈的時候，有張揚之心，生怕人家不知道，這樣的慈愛不能持久，之後就會讓人產生忿恨。

節儉的時候，有時不免真正做到，這會讓人產生驕狂之心，又怎能平心靜氣地與民休息呢？

唐太宗在位時，用道家思想治國，任人唯賢，廣開言路，虛心納諫，休養生息。因年號為貞觀，史稱貞觀之治。

漢文帝、景帝和唐太宗三位君主，心裡想按老子的說法，以敦厚自處，但又是機心很深的人，做事就必然詭秘；外面有仁義的名義，而真心卻想做霸主，自身的德行還不夠深厚，所以去做慈、儉、簡時，終究會堅持不下去。

但他們還不至於僵仆而死，這是因為他們還有足夠的才能，來維持統治，不過卻不能指望後來的繼承人，也都做到慈、儉、簡了。

與以上三個帝王相比，宋太祖卻沒有那些過失。他起身於行伍之間，最後登上帝位，這本來就與漢文帝景帝和唐太宗直接繼承帝位是不一樣的。

宋太祖本身並沒有很深的儒家的學術素養，很多的異端學說也不能擾亂他的思想。他只是懼怕稱帝后不能長久，也對數十年來的戰亂給民眾帶來的痛苦太多太深，已達到極點，所以，他能自覺地厚待柴氏、禮遇降王、實行賑救、禁止用刑、增加官吏俸祿、崇尚儒生，其原因是宋太祖能從幾十年來的民眾痛苦中吸取教訓，所以他能自覺地按慈、儉、簡來治國。

這就在實際中逐步減少和削除五代時的惡習，使民眾有所復甦和喘息。而且宋太祖也沒有匆忙地追求興利的功勞，想來快速地博取愚民的歡心。

這說明宋太祖能做到慈、儉、簡，不是出於深藏不露的機心，也不是沿襲前人的做法，而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從容不迫地因勢利導，也不想獲得堯、舜那樣的盛名，不想靠美名自矜。

看他的言論，不像唐太宗那樣，對喋喋不休地說些仁義的話；

看他的行動，也不像漢文帝、景帝那樣，能忍別人所不能忍，容別人所不能容。

這樣的慈、儉、簡，就使天下紛擾複雜的人情，在優遊中得到緩解；分裂不安的形勢，逐漸變得安寧。

可知，宋太祖的慈、儉、簡，是出於他的真心，所以能持之以恆。

正是因為出於誠心，所以他的種種想法和做法就不會狂妄，就能延續將近百年，而餘香不止。

這也說明宋太祖的內心沒有種種異說怪論的擾亂，所以他的措施執行起來自然就是簡的。

用簡來行慈，慈就不是買取人心的工具；用簡來行儉，儉就不會變成貪婪和吝嗇。

他沒有仿效前人，所以雖有小弊病，而不會損害整體上的醇厚；

他沒有仿效前人，所以出於誠心，而沒有追求章法的詳備。

孔子說：善人治國一百年，就可以改變殘暴和殺戮的暴政風氣。

有人拿漢文帝、景帝來比宋太祖，是不對的。老子無為之治的學說，儒家學者並不贊同，但宋太祖幾乎做到了，而且比漢文帝、景帝等更自然真誠。

王夫之認為，宋太祖能如此，還有更根本的原因，也必須予以指出。

一是能容忍的人，如果對應該厚待的人加以薄待，這樣，慈就不是慈了；二是奢侈的人，必定要從他人手中奪過來，這樣，儉就不是儉了。

漢文帝猜忌淮南王，漢景帝削平吳、楚之國，唐太宗親手殺死兄弟，這都是對應該厚待的人加以薄待，都是從他人手中奪取權力或地位，所以他們後來做的慈、儉、簡，都沒有真正的基礎。而勉強做出來的慈、儉、簡，就是虛浮而不真實的。

宋太祖按照杜太后的遺命，要在自己死後把帝位傳給弟弟趙光義（後來的宋太宗），他也知道弟弟不能容忍自己的兒子。趙普當時也向太祖秘告趙光義的活動，但太祖不忍心對弟弟講出來，要維持兄弟間的恩情。

趙匡胤、趙光義的母親杜太后

杜太后，宋太祖、太宗的母親，她晚年病重時立下遺命，要太祖之後傳位給太宗，以防年幼君主繼位而被他人奪取。又命趙普在榻前記錄下來，寫成約誓書，並在紙尾寫上“臣普書”三字，藏之金匱。此即“太后之命”。

這說明宋太祖的慈儉簡，是真心的忍讓與包容，是一種真正的惻隱之心。

所以他並不預先採取種種措施與手段，來防止趙光義以後對自己的兒子做出不利的事，而是完全順從母親杜太后的安排，胸懷寬廣地把將來的事託付給天和其他人，是真心愛護他弟弟，他做到了仁者之愚而無後悔。

而漢、唐的君主就不是這樣，他們都會對親人猜忌和刑殺，雖然心裡有慚疚，但還是不能自我收斂。

宋太祖則是全都包容下來，而且還能坦然無憂。這是真正的慈、儉、簡，所以能使之延續下去，成為北宋的政治傳統，出現長達百年的政治穩定。

從宋太祖的做法，可以看出：不忍心讓別人死，這就是慈；不忍心讓物殄滅，這就是儉；不忍心官吏與民眾辛勞，這就是簡。

他能從簡出發，而做到慈和儉，根本原因就是內心的不忍和能容。

雖然還較粗疏而不夠精細，較簡略而不夠詳密，但和運用權術而違背大道、追求名聲而遠離誠懇相比，其影響已經很長遠了。

仁愛民眾，是愛親人之心的擴大；愛護物品，是愛民之心的擴大。君子能擴大這種不忍之心，而使他的恩德更為闊大，善人更是不用推擴，就自然從心中產生這種不忍之心。一個人的恩澤，其影響能長達百年，這種慈、儉、簡，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所以說：在漢光武帝以後，宋太祖是遠遠超出其他君主的。

王夫之讚賞宋太祖能做到慈、儉、簡，而簡是根本，更根本的是包括在其中的容忍之心。即對別人的不對或私心，都包容進來，不予計較，他能堅持這樣做，其影響能長達百年，不需要後世子孫都象他一樣能包容。

但其影響最後還是會失效的，因為不是每個君主都能有這樣的包容之心，而且這樣包容，也讓一些人的私心得以實現，幹出一些壞事，這又是治國的君主所要注意的。

能包容，就不會亂殺，但如何在此情況下又能防止人們的私心帶來的惡果，這也是治國的君主在實行慈、儉、簡時所要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