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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5週年，1945年8月15日，就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後旗的農牧民憤怒地推倒當地的一座墓碑。

那為什麼要推倒這麼一座墓碑呢？因為這不是一座普通的墓碑，是一個日本人的墓碑，這個日本人也不是普通的日本士兵，他是日本關東軍大尉中村震太郎，而且他還有一個特殊身份，就是日本間諜。

說起中村震太郎，各位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但我說一件事，您肯定知道，這件事發生在1931年9月18號，對，就是“九一八”事變。當年，正是因為他的一塊手錶，引發了後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中國14年艱苦抗戰的序幕，史稱“中村事件”。

那麼這個中村震太郎是什麼來頭呢？他的手錶又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威力呢？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塊神奇的“手錶”。

手錶的主人要”出差“

手錶的主人叫中村震太郎，日本新瀉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十一期和陸軍大學，在陸軍第五十八聯隊任職，後任日本參謀本部參謀。

1931年春，日本參謀本部給了中村震太郎一項特殊的“出差”任務，去哪呢？海拉爾、洮南地區。之所以說是特殊任務，是因為中村“出差”的身份並不是日本軍官，而是要冒充“黎明學會幹事農學士”化裝潛入。

為什麼要隱藏身份呢？因為這次中村“出差”的目的，是秘密蒐集興安屯墾區的軍事情報；調查日軍在入侵滿洲和蒙古時可能遇到的情況，比如在哪宿營合適啊、哪條路給養、供水跟得上啊，哪裡交通便利時候行軍等等；並秘密聯絡當地親日的蒙古王公，為日軍的佔領我們東北做好準備。

所以中村就以“調查土壤”的名義進入了中國東北，並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幫助下，於1931年5月就進入了滿洲里。

6月初，中村把齊齊哈爾一個叫井杉延太郎的預備役騎兵上士收為助手，並收買了一個當地的蒙古人和白俄羅斯人做嚮導。他們裝扮成中國人模樣，拿著日本頒發的居留僑民護照，借旅遊考察的名義，從海拉爾出發，前往大興安嶺和索倫山一帶進行所謂的“調查”。

由於大興安嶺是中國邊境地區，又是軍事重地，所以東北地方當局早就向奉天各國領事館都提前打好招呼了：“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源林密，惟恐保護不周，謝絕參觀旅行。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

事情敗露

但是中村的目的就是收集情報，自然不會這麼輕易回去，但是倒黴的是他們遇到了此時駐紮在這裡的中國興安屯墾軍第三團。

1931年6月25日清晨，興安屯墾區公署第三團一營三連的哨兵和平常一樣在山裡巡邏，但是隱隱約約發現了4個人騎著馬鬼鬼祟祟在原地轉悠了半天，然後又匆匆離去，行跡十分可疑。連長寧文龍馬上警覺，立即帶著一個班的戰士衝了上去，戰士們荷槍實彈的包圍了中村一行人。

戰士們上前一看，發現這四個人裡兩名是日本人，一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蒙古人，但都把自己打扮成了中國人，好好的外國人裝成中國人，這裡邊肯定有貓膩啊，二話不說，當場就把他們帶回了營地進行審問。

因為團長關玉衡出去查防不在，負責審問的就是團副董昆吾。董昆吾先用漢語詢問了幾句，結果日本人不回答，又用蒙語詢問，還是不回答，還好董昆吾會日語，所以用日語進行一番審查之後，中村這才終於承認自己是日本人。

他對董昆吾說：“我們是日本農業學會的，到貴國東北進行土壤學調查。”說著，順手從皮包中交出了護照和一張印著“日本帝國東京黎明學會會員”的假名片。他自稱自己是教育家，受東京黎明學會的派遣，來東北考察地理。

中國軍隊當然不相信中村一行人的鬼話，於是就把他們的隨身行李搜了一個遍，在他們身上搜出來的東西，可嚇了董昆吾一跳，一架軍用望遠鏡一架，三八式馬槍一支，南部式自動手槍一把，考察土壤帶槍幹什麼？

接下來的東西就更和土壤沒一毛錢關係了，日文的十萬分之一軍用地圖一張、一張中日文同比例軍用地圖、一張俄文地圖、一張洮索鐵路路線圖，還有不少的測量工具和自繪的草圖。

還有兩本筆記本，一本是記載了昭和六年（1931年）1月，日本帝國參謀省派遣他作為情報科情報員赴興安嶺一帶活動以及在東京驛站送行的情況，另一本記錄了中村從齊齊哈爾出發一路上所遇到的人與事；

以及調查興安嶺屯墾軍的兵力、槍炮種類、官兵數量、營房車輛馬匹輜重分佈情況；中村所經之處的水源、土壤、氣候和風土人情；滿人和漢人的分佈情況、物產及牲畜的數量、森林礦藏分佈情況的報告各一份。

看到這些東西，用腳都能想出來，中村一夥根本就不是什麼農學家，完全就是日本派出的軍事間諜。

秘密處死

逮捕日本人的訊息很快就傳到了團長關玉衡的的耳朵裡，關玉衡也大吃一驚啊，“日本人，哪來的日本人？”，於是第二天團長馬不停蹄就趕了回來並親自審問。

但是中村心想：“你一箇中國軍隊的小小團長能多大權力，敢把我怎麼樣嗎？關東軍在瀋陽、旅順口、海城等地駐紮著大批軍隊，況且日本在中國東北享有治外法權，日本人一旦得到訊息也會救我出去的。”

因此，在審訊過程中他態度蠻橫，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來考察的，而對於手槍地圖等問題是拒不回答，雖然他不說，但是他的助手井杉延太郎可是一五一十的全都招了。

那如何處置日本軍事間諜呢？

關玉衡知道，中國是弱國，招惹日本是自討苦吃，況且日本早就對東北早已經垂涎三尺，此時如果因為這件事情引發中日矛盾，那就是白白給日本人送去了藉口。

但是一旦中村被日本關東軍要回，那麼他蒐集的這些大量的情報就會落入日本人手裡，後果同樣是不堪設想。事關重大，關玉衡覺得徵求連部以上軍官們的意見。

團副董昆吾態度明朗地說：“按照國際法，外國的軍事間諜是可以處死刑的。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秘密處死。如果把他們送回瀋陽，那麼日本一定會想盡方法解救，弱國無外交，東北軍自然會乖乖放人。”

於是馬上再次提審，但是中村依然拒不認罪還與押送計程車兵大打出手，團長關玉衡知道，如果就這樣讓中村活著回去，那他肯定不會善罷甘休的，於是下令，也不要什麼口供了，立即將他們一行4人秘密處死。

當天夜裡，在中國屯墾軍第三團中尉副官趙衡的監斬下，第四連連長王秉義和第一連連長寧文龍命手下士兵用繩子將中村一行綁起來，嘴裡塞了棉花，悄悄地用馬車拉到一個偏僻的地方秘密處死。然後，又把他們的屍體和隨身攜帶的行李、馬匹處理掉，並下令全團保密。

5月25日凌晨，關玉衡團長帶著中村的間諜證件和筆記地圖等證據，趕往大興安嶺屯墾區公署報告處理中村一行的情況，並將這些物件直接送給北平的張學良。張學良獲悉後立即覆電，命令他們“滅跡保密”。

說了半天各位可能會納悶，手錶哪去了？別急，手錶就在這裡。

在押送過程中，中村和押送士兵扭打起來，正在此時，他的手錶由於用力過猛甩了出去，被三連司務長李德保撿走了。而就在不久之後，洩密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大家誰都沒有想到，洩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的這塊“三道梁 ”牌手錶上。

“手錶”破案

由於中村在出發時跟關東軍約定6月底結束“考察”，進入洮南地區，但是一直到了7月也沒有中村的任何訊息。於是命令各地機構密切注意有關中村的任何訊息，尋找中村的下落。

最後還是從齊齊哈爾朝日旅館的的老闆鈴木縣太郎那裡得到的訊息。這是咋回事呢？原來是東北駐吉林黑龍江的修築鐵路的專員在朝日旅館嫖娼的時候意外把中村被處死的訊息說漏了嘴，正好被妓女植松菊子聽到了。

得到訊息後，駐齊齊哈爾的日本領事，日本特務機構紛紛出動，就連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都親自喬裝打扮進行調查，而那塊手錶就成了關鍵證據。

而日本這邊更是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首先誇大事實，說中村是被虐殺而死，什麼割鼻挖耳啊，砍手砍腳啊，聲稱這是“褻瀆帝國權威，是帝國陸軍的奇恥大辱”。

一些激進的日本右翼還到處遊說，煽動武力解決；日本陸軍也鼓吹以“中村事件為契機”，堅持“大陸政策”，甚至出動飛機散發傳單，還有一些青年軍官跑到靖國神社給中村開追悼會。

東北當局也不知道自己惹不起日本人，所以在1931年9月13日，東北軍憲兵司令陳興亞奉張學良將軍的命令，帶領憲兵20人前往興安屯墾區調查。

但是關玉衡團長表示間諜證據確鑿，我願意當庭對質，所以還沒等人去找他，他先來到了瀋陽，並向東北軍的軍政要員把事情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

但是迫於日本方面的壓力，東北軍只能公開宣稱已將屯墾三團團長關玉衡逮捕，令其聽候處置。

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向中外發表宣告，說因為“中村事件”而“盛傳日本軍隊有動員計劃說，全系無稽之談”，以此麻痺中國當局。

但是24小時之後，日本軍隊就突然向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發動襲擊，炮轟瀋陽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結語

日本侵略者其實早已對侵略中國預謀已久，只是因為缺少一個合適的理由來當作藉口。中村被殺害恰好給了日本侵略者一個正當的理由進行侵略。

“中村事件”發生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的陰謀完全暴露出來了。日本法西斯頭目石原莞爾直言不諱地說：中村事件是日本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賜良機”，甚至把它看做是“在柳條溝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軍隊為中村震太郎在原科爾沁地區的某山頂立了石碑，並在石碑前建了廟堂，而現在這個地方成為一處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