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惑仔》系列電影大紅的時候，裡面吳鎮宇飾演的反派黑道人物有一句臺詞：“出來混要講信用，說殺你全家就殺你全家”，因為這句臺詞本身的反差感，加上吳鎮宇帶有神經質的演繹方式，讓這句詞一下令人熟知，成了八零後、九零後的共同記憶。不過今天我們要談的不是電影，而是歷史。

吳鎮宇

“出來混要講信用，說抓你全家就抓你全家”——這句話用來形容秦朝的司法連坐制度，其實挺合適的。

一． 連坐制的起源和發展。

連坐，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人犯了錯誤，他的親屬、朋友、同事等等關係人都要因此受到處罰的一種模式。

其實早在夏朝、商朝時，就有“連坐”這件事情的存在。據現存史料記載，夏啟和商湯在出徵前為鼓勵士氣，都會訓誡士卒，如果在戰爭中逃跑，不聽軍令，不止本人要被處死，孩子也要遭到追究。

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為追求富國強兵，很多采用了嚴苛而注重實效的“法家”學說，連坐制度成文於戰國李悝《法經》，而到商鞅變法的時候，則明確把這一制度寫進秦律，並且做了完備、細緻的規定。

秦律的連坐制中，有親屬之間的連坐，例如在雲夢出土的秦簡中有記錄，如果丈夫盜竊，妻子為其藏匿，那麼妻子也要同罪；也有職務之間的連坐，例如一個縣中輸送的弓弩不合格，那麼製作弓弩的主管，與他的上司都有失職之罪，或者一個官吏犯罪，那麼提拔舉薦他的人也要負法律責任。

而被認為是連坐制度確定的標準，是什伍連坐的實行。“什伍”的意思是，每五戶或者十戶人家，被編成一個基層管理單位，這五戶至十戶人家要互相監視，如果有一戶出逃、犯罪，其他人則有舉發的義務，據《史記》記載，知情不報的人處腰斬之刑，舉報犯行的人與在戰場上殺敵領受相同的獎賞，而藏匿犯人的人受到的處罰相當於在戰場上降敵。

二． 連坐制度在當時曾有積極意義

雖然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連坐制度殘酷且不合理，與現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馳。但是在兩千多年前，它對於追求軍事強大一統天下的秦國還是起了很大推動作用的。

首先，連坐制對強化治安、抑制犯罪有一定效果。所謂亂世用重典，用道理感動教化一個人成為善人需要很多時間和耐心，而用刑罰阻止一個人做惡事往往立竿見影。戰國時期人群多數以宗族親屬關係形成聚落，若一個人想要作奸犯科，因連坐制度的存在，難免要想想自己親屬家人的處境，從而形成威懾作用。另一面，因為擔心自己的親屬乃至鄰里犯行導致自己被牽累，族長、保長等人會防微杜漸，在犯行出現苗頭時就進行介入，達到減少犯罪的目的。用商鞅的話說，這樣“即使盜蹠這樣的大惡人也無法為非作歹了”。戰國時私鬥風氣盛行，唯有秦國，能用律法比較有效地遏制私鬥，一致對外，連坐制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連坐制減低了國家成本。每個國家總需要有官吏階層協助國家的管理和運作，官吏拿的是國家的俸祿，俗稱“吃公家飯”的。正常來說，調查並懲治犯罪都是官吏階層的工作。但一來官吏的數量比起百姓總是很少，如果任用過多官吏，國家財政又會吃緊，這點在宋朝和明朝後期都有所顯示；二來讓官吏自上而下來調查犯行，犯人也不傻，自然會百般推脫，親友也會為他隱瞞，所以花費很大時間精力也未必能查出真相。而連坐制度促使民眾互相監視，互相舉發，重刑威嚇之下，即使夫妻親友，也不敢互相包庇，這就在極大程度上分擔了官吏階層的工作，從而使國家不必負擔太多冗繁的行政人員支出，一心把財政預算編列在軍事方面。

第三，連坐制保障了國家戰鬥力。在戰國時期，人口還是國家極其重要的財富，種糧食，搞後勤，出兵打仗都需要人。而秦國由於實行了什伍連坐，規定其中一戶出逃外國，則四鄰都要被問責，由此把人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從而成為可以被指靠的勞動力和戰鬥力，平時務農，戰時為軍，保障了秦國在歷次征伐戰爭中有充足兵源，勝利居多，而即使小有失利，也很快能夠復甦元氣。同時，在軍隊中也實行連坐制度，士卒之間責任相關，例如一個部隊之中，有逃兵降卒，整個部隊會受到株連，一名軍官戰死，軍官的護衛部隊要受到懲罰，這樣一個士兵若想逃跑，幾乎必死無疑，不被敵人殺死也會被自己人舉報，就只能拼命向前以求戰功。人人如此，便使秦軍得到“虎狼之師”的稱號。

第四，連坐制度能有效貫徹國家意志。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相當於大腦，什伍連坐這一制度就是透過戶籍編制，互相監督，把大腦的影響力貫通到每個神經末梢。

當今社會，我們已經取締了連坐刑罰，但仍然保留了戶籍編制和基層組織，並使用其貫徹國家意志。當國家意志是正向、科學的時候，就能引導整個社會，發揮巨大作用。例如今年的疫情，我國採取了嚴防死守的防控措施，儘管在最困難的時候，也給居民帶來一定不便和不解，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陣痛”是值得的，當外國多數都還深陷疫情泥淖之時，我國居民已經基本恢復了正常生活。有的小夥伴說，國外連抄作業都不會抄，但事實是，中國的作業，還真不是人人都抄的了。因為我們有從先秦流傳下來的管理基層的制度，讓國家意志得到充分貫徹，不打或少打折扣，換做印度這樣的國家，就像一個人得了中風，大腦想要做一件事，但四肢都已經不聽使喚了，才會出現日增二十萬確診的現象。

當然，話說回來，貫徹國家意志亦是一把雙刃劍，如二戰前的德國、日本，國家意志把人民帶入了軍國主義的漩渦，是我們需要警醒的地方。

三．出來混，還是要講信用

商鞅立木

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信徒，秦國變法的推動者。商鞅立木的故事很多人都聽過，他當時在城門口立一根原木，貼出告示，說，誰能運這根木頭到北門去，就付五十金，普通人議論紛紛，說天下哪有這種好事，但真有人自告奮勇，運走了木頭，商鞅便真給與了賞賜，透過這件事，商鞅取信於民，才得以推行自己的法令。

所以說，被後世詬病為“嚴苛暴虐”的整個“秦法”，能夠實施並取得巨大效用，正是因為秦法的基礎還是在於“公信”。

從後世的研究來看，有一派學者認為，秦法“雖嚴且公，雖苛且正”，雖然法令眾多，刑罰很重，包括嚴酷的連坐制度，但同時又是很注重公平性和公正性的。

這種公平性第一是表現在“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史記記載，秦太子犯法，商鞅將要為他處刑，因為太子畢竟是儲君，不能損害身體面目，於是對太子的兩位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分別進行了割去鼻子和臉上刺字的刑罰。這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代，是非常罕見，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史載，秦國百姓聽聞此事，都自覺遵從法令，秦法行十年，“山無盜賊，路不拾遺”。

第二，秦法雖然嚴酷，但也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秦法制定時，對處理具體案件時，知情與不知情，主犯從犯，是被告發還是自首，在定罪量刑上，都是有明確規定的區別對待的。以上面所舉的同居連坐為例，若夫妻二人，丈夫盜竊千錢，妻子知情，為其藏匿三百錢，則判決妻子的罪名是盜竊三百錢，要承受直接損害身體的肉刑，而如果妻子不知情，判決則是收為官奴。又如管理財務的官吏，如果自行查出錯誤，可以得到減罪一等的待遇。這些都顯示秦法具有一定公正性。

第三，秦法的審訊思想是比較先進的。從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記載來看，當時的司法機關不提倡刑訊逼供，要求審訊官員儘量聽取多方口供，並進行筆錄，從現場勘查、口供證詞方面推斷案情，只有在嫌疑人多次翻供的情況下，才可能適用刑訊。原文為“治諒為下，有恐為敗”，意思是，刑訊逼供是下等的手段，如果有的話，可能造成犯人是屈打成招的冤獄，妨礙司法的公信力。這在現代也是比較合理進步的審訊主張。

在商鞅變法後到秦始皇主政這百多年間，秦法雖然酷烈，但大致公平，該賞該罰，都按約兌現，所以總體上對秦富國強兵，統一六國，正面作用是大於負面作用的。而秦二世繼位後，光速把自己玩死了，就在於他對法令任意修改，破壞了秦法最大的基礎“信用”。

四．連坐制度的演變與消亡

整個封建社會中，連坐制度一直存在，我們在看古裝電視劇時，常常聽到的“誅九族”“夷三族”，就仍然是連坐制度的體現。不過秦亡以後，統治者吸取“暴秦”的教訓，對秦法進行改良，降低了處罰的廣度和烈度，為刑罰也披上一層溫情的面紗，使其更容易被接受。例如，把在身體上留下永久傷害的肉刑改為鞭刑等可以癒合的懲罰，讓人有改過自新的機會，連坐制度也主要應用於謀反或嚴重的刑事犯罪等大罪，不再大事小事，扔個垃圾都可能被砍手砍腳、一家判刑了。並且吸取儒家學說，不像秦法那樣，即使父母親族不互相告發也會獲罪，漢朝之後，如果妻子替丈夫隱瞞，兒子替父母隱瞞，是視為可以被理解的，可以不因不告舉而獲罪，或者減輕處罰。因為儒家倡導孝道倫理，認為一個人如果對其親人父母都沒有愛惜之心，如何能忠君愛國呢。這些改變，都讓法律更符合人之常情，對法律的實行推廣有幫助，也讓國家更加長治久安。

連坐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得到廢除，在當時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庭芳等人努力之下，清廷開展了法律變革運動，終於在1905年正式宣佈廢除族刑連坐制。即使這種廢止帶有極大保留，終究還是社會的一大進步。

結語

連坐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也曾經對歷史起到一定推進作用。但是，即使在秦朝，在起到一定預防犯罪和揭露犯罪的同時，它也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試想，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天天要擔心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會去告發自己，那這個國家人民的幸福感怎麼會高呢？一個國家的國民幸福感低，這個國家又怎麼會有長久的安寧呢？

倡導嚴刑峻法的商鞅本人，在走投無路時被店主人拒絕，因為“商君之法”規定，沒有身份證件的人不能住宿，最終結局是慘遭車裂，留下了“作法自斃”的成語。而完全實行嚴刑峻法，企圖用高壓統治延續萬代的秦帝國，也只不過二世而亡，這些，都值得後人引以為戒。

到了現代，將刑罰的物件從有犯罪行為的人擴大到只是與其有親屬、鄰里關係而本無犯罪行為的人，這與我們現在的人本精神、法治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所以“連坐”制度負面意義已經遠遠大於了正面意義。我們要時刻警醒，不能因圖一時的“方便”“有效”，讓族刑連坐這一古老制度沉渣泛起，開歷史的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