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業文明歷史的國家：距今大約1.2萬年前在今天的江西萬年縣一帶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種植業。中國古代經濟文化中心長期處於黃河流域，而水稻的主要產地在南方，所以中國傳統的五穀最初指的是麻、黍、稷、麥、菽，也就是說五穀之中最初不含水稻。然而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脈絡就是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三國時期東吳政權對江南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開發。

日後江南地區的發展基礎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奠定的。五胡亂華時期黃河流域計程車族百姓紛紛南遷，經過東晉、南朝的開發建設之後到隋朝統一南北時中國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已基本接近於北方。唐代的安史之亂進一步導致中原人口的南遷，也就是在這時中國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了南方，到了宋代靖康之變再次導致大量人口南遷，從此南方經濟就表現得更為強勢了。

在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過程中實際上有兩種農作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中國的經濟重心位於北方黃河流域時主要是靠小麥種植為生，而江南地區的主要種植作物則是水稻。中國的水稻種植文明至少在河姆渡時期就已發展成熟，不過水稻在國家經濟體系中扮演主要角色是伴隨著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南移實現的。水稻在成為中國人的主要作物的同時也開始向外輻射傳播。

中國的水稻種植文明影響到了周邊很多國家：不僅透過陸路傳播到與我國山水毗鄰的越南、緬甸等中南半島國家，也透過海路輻射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南洋群島等地。目前國外學界在評價古代中國在東亞文明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時認為有三件事物最為重要：政治上的宗藩朝貢體系、文化上的漢字文化圈以及農業上的水稻種植文明。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稻取代麻成為中國五穀之一。

到了近代又有一種農作物牽動起中國人特殊的記憶感情——這就是世界第五大谷類作物高粱。九一八事變後創作的《松花江上》就唱道：“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在艱苦的華北敵後抗日戰場上被稱為“青紗帳”的大片高粱地也灑下過不知多少英烈的熱血。1938年4月16日（農曆三月十六）發生于山東高密膠萊河畔的孫家口村的一場戰役甚至還曾把高梁稈當作武器使用。

這天曹克明率領400多人的游擊隊在孫家口村伏擊了一支從平度開往膠州的日軍車隊：游擊隊選擇村外的青紗橋作為伏擊地點。這座橫跨膠萊河的石橋並不寬，所以每次只能允許一輛汽車透過。石橋四周是高出橋面兩三米的臺地，村口是一個九十度的直角彎。當日軍第一輛軍車進入村口拐彎處時就被游擊隊事先放置在此的鐵耙擋住了去路，司機忙踩剎車猛掉頭，結果栽到了路旁的小溝裡。

這是早已埋伏在一旁的游擊隊開始發起攻擊，然而游擊隊員們使用的武器很落後，加之又缺乏戰鬥經驗，所以一時之間難以迅速殲滅敵軍。日軍利用汽車作為掩體展開反擊，形勢對游擊隊越來越不利。就在這緊要關頭分隊長馬福生率領十餘名隊員點燃高梁稈引火燒燬日軍軍車。濃煙迫使日軍從車底竄出，結果在混戰中被游擊隊擊斃。48年後作家莫言根據這次戰役創作了小說《紅高粱》。

1987年張藝謀與莫言合作將《紅高粱》改編成電影。該片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從此高梁在國際上開始被視為中國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徵物之一。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高梁究竟是否起源於中國“這個話題至今還有爭議：有人認為高梁來自遙遠的非洲大陸，也有人認為它就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物。中國古人所謂的”五穀“之中並不包括高梁，而“高粱”這個詞出現在中國典籍中也不過八百年左右的歷史。

不過近年來在甘肅東灰山新時期時代遺址、遼寧大嘴子商周村落遺址、河北石家莊戰國時代遺址以及長安漢代建築遺址中都發現了炭化高粱遺物。福建農林大學作物科學學院論文《淺析中國高粱的起源》據此認為：中國人栽培高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至少到先秦兩漢時期高梁已在我國北方地區廣泛種植。無論高梁是否最早原產於中國，但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至少已有數千年種植高梁的歷史。

儘管中國人種植高粱的歷史很悠久，然而在相當漫長的時間裡高梁一直被排斥在中國的主要作物”五穀“之外。長期以來高粱的種植面積比起小麥、粟、水稻等糧食作物一直相當有限，而種植高梁的區域也相當分散，可以說高梁是當時中國農作物中的非主流。高梁含有一種叫單寧的成分。這不僅使其苦澀難嚥，還極易凝結，所以長期食用高梁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便秘。

古人當然不知道單寧這種成分是什麼玩意，但他們從經驗中得知高粱產量低、口感差，所以在相當漫長的時期中國人始終不以高梁作為主要作物。直到明清時期常年“低調”的高粱卻成了中國農作物裡異軍突起的“黑馬”：迅速在華北平原與東北平原廣為種植。明清時期的人口膨脹是造成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人口的增長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於是人們不得不將以往人煙稀少的低窪地開拓成農田。

高梁是一種適應能力非常強的作物：既耐旱又抗澇，還特別適應鹽鹼地。《紅高粱》的故事所發生的山東高密地區在歷史上恰恰正是以鹽鹼化的低窪地為主：當地只有為數不多的臺地可以種穀子，而絕大多數土地都只能種高梁。明朝正德年間的直隸地區之前“不甚經見”的高粱已成了當地知名物產。發展到晚清年間，直隸各類農作物的產量裡，高粱產量一度佔到了四分之一，僅次於主糧小麥，且“種者蓋十之六七”。

同一時期高粱在山東的種植面積也迅速擴大，還不停搶佔其他農作物的“自留地”，以致於有些地區的高粱種植面積已接近當地耕地的一半。河南考城縣的高粱每年收穫時“堆集街滿”，還出現了“紅高粱”“白高粱”“黑高粱”等各類品種。隨著河北、山東等地興起的”闖關東“熱潮又在東北平原形成了新一輪的“高粱熱”：1908年東北奉天省高粱的產量已佔到當地農產量的三分之一，吉林省的高粱產量也佔到當地農業產量的五分之一。

到了民國時期高梁已成為中國僅次於水稻和小麥的第三大糧食作物。在《紅高粱》的故事所發生的山東高密孫家口村高梁曾在當地人的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當地人住的是用高梁箔蓋的房子，吃的是高梁餅子，睡的是用高梁稈編的席子，打掃房屋用的是高梁笤帚......當地的高密酒廠主要生產的就是高粱酒，而周圍上百個村子曾因用高梁編織的花席而聞名。

1949年高密開始以排水為重點治澇改鹼。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來年間高密整治了全部河道，開挖了新的河流，還建成了數十座水庫、塘壩，修築了十幾座攔河閘壩，打井數千個......高密對低窪地的改造工程只是新中國農田水利工程的冰山一角，事實上同一時期全國各地都陸續展開了農田水利建設。在經過二十多年的集體大會戰之後全國水庫容量由200億立方米增加到了4200億立方米。

與此同時全國可灌溉面積由2.4億畝增加到6.7億畝。我們在上文曾提到高梁由於自身固有的產量低、口感差原因長期不被作為主要作物，只是在人口膨脹的壓力下因為其耐旱、耐澇、耐鹽鹼的特性才在特定時期成為了主要作物。新中國成立後對鹽鹼地的大規模改造實際上已使高梁不再是當地人的唯一選擇了，所以伴隨這場農田水利建設而來的是當地農作物結構的悄然改變。

農田改造剛開始的1949年高密11.9%左右的耕地種的是高梁，11.84%左右的耕地種的是穀子，大約只有4.55%的耕地種的是玉米。八年後玉米的種植面積佔到當地耕地總數的13.7%，而高梁和穀子則劇減到4.81%和5.68%。玉米對肥料的要求比較高，所以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在當地推廣氨水和磷肥。農田改造和化肥的使用改變了高梁和玉米這兩種作物在高密的產量對比。

據當地的老人回憶稱：”1949年小麥的單產大約一百來斤、高梁140斤、玉米110斤、穀子120斤“。到了1957年《高密縣誌》記載的各種作物單產為：小麥129.7斤、高梁144.2斤、玉米168.6斤、穀子185.4斤。事實上高梁在高密的種植情況只是全國高梁種植情況的縮影：這一時期高梁在全國範圍內的種植都呈下降趨勢。1960年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發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要多種高產作物。

在這場農業改革中包括高密在內的各地政府陸續推廣兩種玉米和薯類等高產作物，而高梁等原有作物則被視為低產作物逐步淘汰。高密人也曾一度試圖挽回高梁的敗局：1969年和1971年高密縣政府兩次派出雜交高梁制種隊遠赴海南島和雷州半島配製了原雜10號和原雜14號兩種豐產高梁。這兩個品種的推廣曾一度使高梁在當地的播種面積提到了全部糧食作物的11%。

然而這兩種豐產高梁的單寧含量比普通高梁還要高，不僅當地人不喜歡吃這種高梁，甚至就連牲畜都不喜歡吃用這種高梁製成的飼料，最終當地不得不放棄繼續種植。當地的高密酒廠開始逐漸用玉米和地瓜取代高梁作為釀酒的原料，就連蓋房子的高梁箔也換成了從外地運來的蘆葦箔。1987年張藝謀拍攝《紅高粱》時高梁其實已從當地徹底消失了，張藝謀只好以每畝地補償300元的條件請當地農民種出了一塊高粱地。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工農業產值也高速增長。然而當其他作物的產量逐年增加時高粱的種植面積與產量卻常年下滑：1918年中國高梁的種植面積曾達到22103萬畝。70年後中國的高粱種植面積“跌破100萬公頃”。到了2006年中國的高梁種植面積比起20世紀初減少了95%以上。到了2009年的中國高粱產量已縮水到167.6萬噸。與高梁的持續減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作物的持續增產。

雜交水稻給我國水稻產量帶來的增長已廣為人知，而玉米也從20世紀初的4000多萬畝猛增到2006年的4億畝。為什麼當其他作物的種植面積和產量持續增長時高梁卻是逐年下滑呢？最主要的還是中國人飲食結構的變化：高梁本就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無可選擇的“救命糧”，而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肉蛋菜佔任命食譜的比重年年增長，而高梁也就越來越被邊緣化。

高梁從抪種、中耕、收穫，秸稈處理等環節的機械化操作的程度較低，所以比起玉米、小麥不大能適應農業機械化技術的發展。高梁蟲害也比玉米等作物要多，所以普通高梁難以達到和玉米一樣的產量。雜交高梁在同等水肥條件下能達到和玉米相當的產量，然而在價格上又高於玉米，所以市場競爭力不及玉米。既然種高梁的利潤空間有限，那麼農民自然會更傾向於用其他作物替代高梁。

從2011年起高粱的“角色”又有了新變化：已不再是主糧的高粱在釀酒、點心等領域依然有著重要作用。隨著中國老百姓消費生活的多元化使高粱的需求量從2011年起悄然激增，偏偏國內高粱產量又不足，於是中國的高粱進口量開始飆升：2014年中國高粱的進口量首次超過1000萬噸，佔到當時全世界高粱交易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這個曾經的“高粱種植大國”成了世界第一大高粱進口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近些年中國的高粱產量也在穩步回升：2018年中國高粱種植面積回升到71萬公頃，產量增長到340萬噸，逐漸彌補進口缺口。從2013年起在四川等西南省份高粱再次得到了大量推廣普及。到了2018年西南地區的高粱產量已反超昔日公認的“種高粱大戶”華北地區，另外在東北、內蒙古和西北地區也種植有數千萬畝高粱，其他地區的高粱種植如今已少有大範圍的分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