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領二十萬闖軍攻陷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身亡。在京文武官員多數歸降，殉國者僅二十人。山海關外的滿洲八旗軍虎視眈眈，意圖問鼎中原。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奉大明旗幟。

李自成攻陷北京

李自成格局、氣度有限，缺乏戰略頭腦。進京後繼續大搞所謂“追贓助響”。對前明官員大肆敲詐盤剝，壓迫欺侮。對整個官紳階層也是取高壓態勢，很快失去了人心。闖軍入京，迅速腐化，對基層民眾也多有騷擾。搶奪民財、姦淫婦女之事時有發生。

果如一些明朝官員所言“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八旗軍的聯合進攻下，李自成在一片石慘敗。沒有勇氣固守北京的李自成，4月29日在武英殿舉行登基大典，遂即領軍離京向西撤退。

福王朱由崧得四鎮總兵擁戴，於5月15日在南京登基為帝，改元弘光。但新朝不但沒有新氣象、新作為。反而忙於內部權鬥，一味歸縮於江南。當闖軍西撤，各地官紳相繼起義，打出復明口號之時，弘光政權不出一軍以支援。當八旗軍與闖軍在潼關、西安一線激戰時，弘光政權仍畏清如虎，不敢出師北上，收復山東等地。

八旗軍南侵後，幾乎勢如破竹。南明文臣武將不是望風而逃，就是屈膝降虜。八旗軍兵不血刃直取金陵。

大明以鮮衣美食養士近三百年，可嘆這群平日裡享盡榮華的達官貴人卻臨難失節。

黨爭激烈，內鬥不止

南明四鎮總兵自恃有定策之功，擁兵自重，驕橫跋扈。馬士英總攬朝政，結黨營私。本就不欲福王登位的東林黨人，利用所謂“偽太子案、童妃案”，製造輿論，意圖否定朱由崧即位的合法性。這也是當時朱由崧外聯四鎮總兵，以鞏固自身地位的重要原因。

戶部給事中熊汝霖曾上書弘光“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穩。孜孜討究，止應有兵響戰守四字，今改為異同恩怨四字。”

電視劇《秦淮悲歌》

目前的形勢，不要說恢復長江以北的失地，就是偏安江南，我們也還立足不穩。滿朝文武，本應想的是整頓內政、勤練兵馬、充實糧草，思禦敵之策。結果盡是為個人恩怨，利益糾葛而爭鬥不休。

這算是說到點子上了。激烈的黨爭，造成了弘光政權的極大內耗。

話還要從“福、潞之爭”說起。當時南京的東林黨人以政治私利出發，想擁戴潞王為帝。以所謂立賢為名，極力為潞王造勢。

朱由崧得四鎮總兵及馬士英相助，成功在金陵臨御天下。東林黨人大權旁落，心有不甘。

他們大造輿論，對當朝權臣馬士英多有醜化攻擊之語。又狹隘的以所謂涉“逆案”（魏忠賢謀逆案）人員不得錄用為名，阻止一批在野官紳入仕。又興“順案”，要求皇帝懲辦在北京不守時投降李自成官員的“從賊之罪”。這迫使李自成敗退時，本欲南渡投奔弘光政權的部分官員，為自保只能降清。清兵攻入北京，趕走李自成後。大部分人出於民族大義，不願意臣服外來的滿洲貴族統治。他們視江南新立的弘光政權為中華正朔。

可弘光政權卻大興“順案”，要追究北方官紳的“從賊之罪”。可以說是寒了北方這些始終心向大明聖朝的官紳之心。反觀清廷入據北京後，為崇禎帝發喪三日，並明確宣佈“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還將李自成沒收的財產土地歸還了原主，並輕徭薄賦，減免錢糧，確實起到了很好的籠絡人心效果。

東林黨人以所謂正人君子自居，平日裡放聲高論，自封為治世良臣。

臨此甲申國難，不謀自強之策，思禦敵之法。整日鑽研權鬥，所圖的完全是個人利益。朝臣不思報國，熱衷於爭權奪利，國何以興？

馬士英確也熱衷權勢，同樣身家之念重於國家。但杭州淪陷後，仍在太湖等地組織軍力，堅決抗清。不似平日誇誇其談的趙之龍、錢謙益等一眾三十餘名高官顯要。在清軍兵臨南京時，出城相迎，甘為漢奸，無恥至極！

平日裡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自私自利的偽君子罷了。

驕奢淫逸，懷安喪志

李自成的闖軍向西撤退後，各地官紳迅速起事，打出了“滅賊復明”的旗幟。山東德州有朱帥欽之義舉，不到一月，即光復四十三座州縣。歸德府有丁啟光之就地反正，擒殺“賊吏”。劉洪起興師一旅，據汝寧之地，同樣打出復明口號。滿洲八旗軍兵力有限，僅佔據北京附近區域，並無較大的軍事擴張行動。

弘光政權擁四鎮雄兵數十萬，但不發一兵支援山東、河南等地官紳的光復義舉。使得八旗軍有足夠時間擴張勢力，並可以集中精力追擊李自成殘部。各地官紳初始皆以復明為口號，但日思夜盼，都看不到王師北上。在八旗軍有限兵力威嚇下，大多被迫歸順清廷。如濟寧知州朱光，鄉紳潘士良在擊殺當地大順官員後，“傳檄各路，號召忠義”，圖興復明室。但始終盼不到弘光政權一兵一卒的支援，被迫降清。

事實上，無論是弘光帝，還是權臣馬士英，或督師淮揚的史可法。都沒有北上進取之心，一味歸縮在江南，寄望於聯虜平寇。而且畏清如虎，不敢有任何北上的軍事行動。

弘光帝治國無能，做不了中興聖主。但“酗酒好色、大興土木，揮霍無度”之拙劣表現可謂“名垂青史”。

登位之初，就廣選民女入宮。南京不如意，就深入蘇杭搜尋絕色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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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還派內官捕捉蟾蜍，製作春藥，以保持“精力”，盡享“房中之樂”。同時大興土木，修建宮殿，把國庫揮霍一空。時人云“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

權臣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不思忠貞報國，利用手中權力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朝野上下，賄賂公行。追歡逐樂，腐化墮落。處此風雨如磐的艱難時世，弘光政權君昏臣暗，紙醉金迷，苟且偷安。八旗勁旅渡江南來，弘光政權瞬間覆亡，也就順理成章了。

欺民有方，御虜無能

弘光政權立朝一年，無一善政。但對江南民眾的盤剝，卻極盡能事。

清兵初佔北京，為籠絡人心，還曾下令免三響（剿響、練響、遼響），賦稅按萬曆年間冊子徵收。

而弘光政權不但不輕徭薄賦，反而對民眾敲骨吸髓般的徵收苛捐雜稅。地方官吏更是乘機橫徵暴斂，奪民財而肥己身。時人辛升作詩《京響》雲“一年血比五年稅，今歲監追來歲銀。加二重頭猶未足，連三後手急須稱。可念賣的貧兒女，不飽奸胥一夕葷。”

生動展現了在弘光政權的盤剝壓榨下，江南貧苦民眾所遭受的苦難。

這些從民眾身上榨取的血汗錢，一部分拿去供皇帝、宮廷、官僚過奢靡生活。一部分拿來供養被弘光政權引為支柱的四鎮驕兵悍將。

而四鎮軍閥在各自轄區魚肉人民，為非作歹，給駐地百姓帶來無盡苦難。總兵高傑貪圖揚州富庶，想駐防揚州。但其一貫縱容兵士燒殺劫掠，欺壓百姓，所以民憤極大。揚州民眾堅拒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竟揮軍攻城。經史可法一個多月苦心“調解”，高傑才答應移駐揚州附近的瓜洲作為安頓之地。

總兵劉澤清在淮安大興土木，營造豪華庭園，其氣派不亞於皇宮。時清兵在山東兵力單薄，劉澤清不是趁勢收復失地，而是遣兵殘殺虐民。在曹縣“殺死鄉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

盤踞在武昌的左良玉更是長期擁兵自重，蹂躪地方，驕橫不可一世。

1645年3月李自成殘部，為躲避清軍追擊，南竄荊襄之地。兵多將廣的左良玉，卻畏懼不已。他本就對當朝掌權的馬士英等人強烈不滿，現在索性以“清君側”之名率師東下，向南京進發。即可避闖軍之鋒芒，又可入京逼宮。說不定還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左大帥的如意算盤打的真響。臨行之前，下令將武昌居民屠戮一空。左良玉，左屠夫也！

要知道，滿洲人此時已經發兵南侵，國難當頭還打內戰？心中無國家至此，真是一大奇葩！

左良玉在行軍途中病亡，其子左夢庚統率軍隊，繼續東下。但在明將黃得功全力阻擊下，兵敗。清軍佔領南京後，左夢庚率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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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渡江南侵，平日裡桀驁不馴的四鎮驕兵，除黃得功外，幾乎一矢未發，望風而降。清軍南下，如入無人之境。降清的南明總兵計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多人。已經超過了清多鐸、阿濟格兩路軍力的總和。二十三萬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毫無血性，可恥可悲。這些軍閥勇於虐民，卻怯於外戰。此等民族敗類，將永受炎黃子孫唾棄。

綜述:君乃亡國君，臣亦亡國臣

弘光政權初立之時，長江以南大片國土都還在明朝掌控之中。且江南自古為財賦充盈之地，同時擁有戰力完整的數十萬兵馬，本可大有作為。

只可惜朱由崧沉迷逸樂，毫無進取之心，只想在南京做個太平天子。滿朝文武，無一安邦定國之才。爭功委過，互相傾軋。鼠目寸光，毫無韜略。就以備受後世稱道的兵部尚書史可法為例。其為官清廉，揚州失守後不屈就義，固然值得讚許。但史司馬整旅江南一年，一心寄圖苟安，軍事上毫無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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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四鎮驕兵姑息縱容，且馭將無能。品德操守的高尚並不能彌補才能、見識、魄力上的侷限。四鎮總兵以“定策之功”自成利益集團，有挾制朝廷之心，無忠君報國之志。日思夜想的，就是全身家、保富貴。除黃得功在蕪湖尚頑強抵抗外，其餘將領皆不知春秋大義，不明華夷之辯，折節降清。

南明官員陳燕翼曾上奏批評四鎮悍將與奸邪官吏“今虜、賊相持，勝負未決，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將、吏，不聞一籌一策，用間用奇，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響。”也算是對暮氣沉沉，欺民猛如虎，御虜軟如羊的弘光政權官員的深動寫照！

最苦的還是那些黎民百姓，慘絕人寰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今日讀來仍令人悵然淚下。漢民在流血，神州在流淚！

張煌言、鄭成功之忠勇抗爭，曾風起雲湧，激盪人心。然大勢已去，終不能恢復漢土，再造大明三百里江山！崇禎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仍未能挽朱明之頹勢。自縊之前，悲憤的說道“君非亡國君，臣乃亡國臣。”此言雖不盡公允，但御極十七年，總算勤勉有加，苦撐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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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朱由崧，望之不似人君！一朝文臣武將，驕奢淫逸、壓榨百姓，無智無勇無能。可謂君不似君，臣不似臣。神州陸沉之罪魁禍首並非三桂啟關，而是這等盡顯亡國之象的下作君臣！

參考文獻

顧誠著《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