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土司是元、明、清時代中央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設定的由當地民族首領充任並世襲的官職。過去的中央政府對偏遠地區的管理較弱，授予“土司”實際上是對地方勢力的合法認可。土司世相承襲，各有衙門，虎踞一方，在地方上土司就相當於“小皇帝”。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在經濟上表現為納貢與回賜，土司擁有軍隊，平時耕作，戰時從徵，自備馬械，同時也服從中央王朝的徵調。

卓尼位於漢藏交界地帶的安多藏區，現屬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本文出現的“卓尼”大部分代指卓尼土司所轄範圍，而非現在的甘南州卓尼縣）。卓尼土司是一種獨特的土司制度，當地藏族並不叫“土司”，而稱之為“嘉波”（本文仍沿用“卓尼土司”這一習慣用法）。據《安多政教史》和《卓尼丹珠爾目錄》記載，卓尼土司的先祖噶·益西達爾吉出於吐蕃王朝噶氏家族虎紋部，是藏王尺熱巴巾的大臣，被派往安多藏區徵稅，成為當地蕃人首領。些地是噶·益西達爾吉的後代，他收降了卓尼各部，被許諾為藏人的首領和寺院的施主，從此楊氏家族開始世襲禪定寺的僧職，集政教的權力為一體。明永樂年間, 些地以頭人的身份進京朝貢, 表示臣服, 被授為世襲千戶，卓尼土司從此開始，沿襲二十代，歷時五百餘年。

楊復興（楊正之父）為卓尼最後一代土司，他並沒如他名字所暗示的那樣“復興”，而是宣告了土司時代的終結。

楊正

以下為楊正口述：

我的祖先來自西藏，第一代祖先沒有“楊”姓，藏族本身就不講姓，只叫名字（傳統的藏族名字將領地名或部落名冠在名字之前，比如藏文創造者“吞彌·桑布扎”）。過去來講，卓尼隸屬吐蕃，明永樂年間，我的祖先歸附明朝，被封為卓尼土司，到了明朝正德年間，正德皇帝賜姓“楊”，卓尼的土司才開始姓“楊”。

我們的“楊”是明朝皇帝賜姓的，和漢族的“楊”姓不太一樣，而當地普遍的藏族老百姓仍然沒有姓。後來有的人因為去了內地，經常有漢族人問你姓什麼，由於藏族沒姓，有時候說了半天也解釋不清楚。到新中國成立以後，要登記戶口，要上學、工作都得有個漢語名字，有名還要有個姓，多數人就在這時候變成“楊”姓了。

卓尼土司經過五百多年的發展，已經有二十幾代了，遍佈各處，在這二十多代的繁衍之後，說不清誰和誰有血緣或者姻親關係。有些人純粹就因為是卓尼人，是楊土司的百姓，於是就姓了“楊”。

卓尼禪定寺是元朝國師八思巴指定弟子喜繞益西在卓尼建的寺院。（禪定寺創立於1254年，是安多藏區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清康熙皇帝賜“禪定寺”一名，禪定寺作為卓尼土司的家廟，得到了歷代土司的鼎力支援。禪定寺大藏經開創了私人刻板的先河，完本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第十世卓尼土司到北京見了康熙，康熙敕賜“禪定寺”一名，禪定寺等於是安多地區的皇家寺院了。

第十世卓尼土司從北京回來以後，發願要做一件大事情，就是做大藏經的刻板，以前這都是舉國之力完成的，相當於修訂一套《永樂大典》或者《四庫全書》這種浩瀚的程度。一個是工匠的問題，一個是大德高僧的問題，必須得有學問的人來主持這件事兒，當時卓尼寺院有一個扎巴謝珠，在藏學方面相當有成就，還有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樣，也非常有學問，這些高僧們和卓尼土司配合起來，卓尼土司出錢，他們出智慧，老百姓出力量。製作卓尼版《大藏經》，經歷了三代土司，一直到乾隆年間才完成。最後的刻板就在禪定寺儲存下來了，義務地印一些《大藏經》送到各大寺院，這就是功德。

卓尼在清代還出過四代西藏的攝政王，雖然沒產生過達賴，但是這四代攝政王都在西藏非常有影響力。清朝廷讓攝政王在卓尼產生，也是加強對西藏控制的一種方式。從北京到卓尼，從卓尼到拉薩，卓尼是一個很重要的中轉站，從西藏那邊來的人要到了卓尼才能夠去北京，從北京要去管轄西藏，也能夠透過卓尼來實現間接管轄。

卓尼是藏漢交融的地方，看似是藏族地區，但生活方面有很多漢族習慣。百姓的信仰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按照佛教的儀軌去執行的事情，同時有些道家的東西在裡面。建房時會請藏族的喇嘛來看，也有請漢族的陰陽先生拿羅盤來看的。辦喪事時有請喇嘛唸經的，也有請陰陽先生看墳地風水的。

卓尼大多數人都講漢語，但喇嘛唸的經是藏語，所以喇嘛們藏語也都比較好。我們家裡藏語都說得不好，我爺爺（楊積慶）重視漢語，1921年就創辦了柳林小學，提倡學習漢文化。我爺爺不會說英語，但他接觸過一些外國人，允許傳教士和探險家到卓尼居住和活動。探險家洛克對卓尼印象非常好，他是搞植物學的，對卓尼地區植物的種類、分佈有很多研究。洛克給美國哈佛大學引進了很多植物品種，後來英國的商務參贊也到過卓尼，把大量的卓尼的植物的品種引入英國。（作者按：1925年4月23日，美國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來到卓尼，開始了為期兩年多的考察，他為這片土地的美麗而傾倒。卓尼土司楊積慶把洛克安排在卓尼大寺，駐地有一個小院落，裡面種植著各種精挑細選的牡丹、丁香以及其他物種，令人感到十分舒適。洛克的行李包括帳篷、摺疊床、椅子、放上桌布和陶瓷器具的桌子、購自紐約A&F店的行動式橡皮浴缸和用電池供電的留聲機，他身穿白襯衫、領帶和夾克，出行甚至僱了四名轎伕，在卓尼過著貴族一樣的生活。楊積慶給僧人們下令，讓僧人們配合拍照，洛克在卓尼駐留期間，不但可以參加所有宗教活動，還被當作上賓對待，能夠得到所需要的所有材料。楊積慶還為洛克安排過一個西式酒席，席上有冰激凌、魷魚腳和日本風味的啤酒。洛克在卓尼、迭部等地拍攝了近千幅照片，留下了大量記錄當地社會、自然的文字資料。洛克的遊記《生活在卓尼寺院》後來發表在《國家地理》上，據說作家希爾頓依據這些圖片和描寫創作了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其幻想的東方秘境香格里拉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轟動。洛克對卓尼的巨大貢獻還有保留了一部完整的卓尼版《大藏經》。）

美國國會圖書館委託洛克購買了卓尼版《大藏經》，因為卓尼版《大藏經》非常著名，被認為是四大古版《大藏經》中最完備的，最少錯誤的，經過頂級學者刊校的《大藏經》。按洛克當時的說法是給了卓尼寺院一萬大洋，得到的則是幾十個喇嘛用大半年時間用最古老的辦法印刷出來的卓尼版《大藏經》。《大藏經》被裝訂成冊，最後裝了九十幾個“馱子”—— 在馬兩邊就這麼壘起來，從禪定寺運到西安，又從西安運到上海，從上海上船，整個花了一年的時間才運到美國。“9·11”以後，美國將最珍貴的國寶列入保護目錄，卓尼版《大藏經》就在這個目錄裡，作為亞洲文化的代表。

我們家在卓尼的治理已經有500多年，到我父親楊復興是第20代土司，經歷了明、清、民國，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1949年9月我父親率部通電起義，宣告了土司制度的終結。

新中國成立前，土司擁有軍隊，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些藏兵也變成民兵了，都回家自己種地，自己吃飯，很長一段時間還保留有槍，1958年以後才開始慢慢對槍支進行管理。歷史上楊土司的兵役制度規定的賦稅很輕，老百姓自己留的多，但是出兵的時候你必須出兵，打仗得自帶糧食馬匹和槍支彈藥，土司不給配，都是自己拿到集合地點，就出去打仗去了。新中國成立後這種集兵還發生過一次，是馬步芳殘匪到甘南搶老百姓、擾亂社會治安的時候。

當時有一股土匪勢力叫馬良，是馬步芳的屬下，大概幾百人。新中國成立軍派了一個騎兵師，還是在天安門國慶受閱的部隊，開拔到甘肅來剿匪。（1953年，西北軍區對馬良勢力進行清剿，歷時近五個月取得勝利）部隊來圍剿，當地的老百姓做嚮導，我父親楊復興為了配合剿匪，將卓尼這四十八旗的藏兵集合起來，配合部隊去圍剿土匪 。

卓尼按照戶來納稅，而不是按照地土地面積納稅，到後來才按土地面積算。卓尼土司管轄最多的時候應該有上萬戶（據《洮州廳志》記載，清末楊土司“轄地四百餘里, 共屬五百二十族, 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戶, 內應報土兵二千名⋯⋯”），卓尼土司最初的管理方式也是管人頭，那時候的屬地不明確，地廣人稀，只要放牧的人走到哪，哪裡就歸他了。（楊土司的轄地有多大？根據一個數據，略小於歐洲瑞士的國土面積。）

我是1951年2月出生的，一直長到7歲，都是在卓尼度過的。小時候印象中的卓尼縣城和現在變化比較大，那時候洮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界限，過到河那邊很困難。我父親拿獵槍打獵，只要過了洮河那面，就到處都能打上野雞了，那邊也有老百姓的村落，但是規模都小得很。我們縣城主要居住的聚落是陽面，過了洮河就叫陰面了。

楊正（左二）

1949年以前藏族的居住是很靈活，就跟放牧一樣。一個是安全因素，從打仗的地形有利的角度，再就是這個自居、貿易的因素。那時候洮河就是一個很好的防禦工事，回民一來就撤退到洮河南面去了，渡河一般都比較困難，所以河那邊又是臨時衙門。

縣城裡的那些房屋矮小的很，全部是平房 ，到了“文革”結束以後才開始建的樓房。新中國成立時縣城裡只有一輛汽車，是給我父親坐的，從胡宗南那兒繳獲過來的一輛美式吉普車，可以坐四個人。我們起義以後，胡宗南敗兵過來，當時繳獲的可能有一個美式小吉普和一箇中吉普，中吉普就是後面有一個大斗子，上面可以坐二三十個人，比新中國成立車要小一些。那時候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馬，我父親也主要是騎馬。小的時候幹啥去都要騎馬，但我父親有車，有個開吉普車的司機。

卓尼有很多風俗，像我們這種家庭屬於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儘量的要學習和吸收外面的一些東西。當時的藏族吃啥？煮羊肉——“手抓”就是最好的食品了，後來就是包包子——藏包，這也算是比較好的東西。更多的吃法都需要學習漢族的飲食文化。家裡有一個做飯的大師傅，那個大叔做的就是漢族的飯，炒菜做飯，做個麵條，那時候吃的也比較簡單一點。自己家裡面沒有醫生，新中國成立後，有一個國民黨的舊軍醫才在卓尼辦起了縣醫院，和陸續分來的醫生一起。

縣裡佛教的各種活動以禪定寺為主，我們家參加這些活動，也是屬於主角的這一類。正月十五，在禪定寺要舉行曬佛活動，成群的喇嘛抬著約十米左右的長卷佛像，在很多民眾簇擁下，抬到一處高臺上，然後徐徐放下；下面的黃羅蓋傘下，由一名活佛領頭，周圍是一些喇嘛誦經，更外層是群眾。父親和我被安排在活佛旁邊，有那麼一塊地毯，我們坐上面。正月十六，是“打仗杆”， 父親和我被安排在大經堂樓上的閣間裡，由寺院選出最有道行和威望的高僧，手持一把鐵勺，勺裡放著硫黃、鹽巴一類的爆炸物，倒入油鍋，爆炸將長杆上的符咒衝飛。往油鍋裡倒易燃物的高僧必須道行深厚，否則就會傷了自己。1958年以後，這項活動就再沒搞過，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恢復了幾次。

當年禪定寺的僧綱是我叔叔，楊家老大出來當土司，老二就去負責寺院的宗教事務，要出家，不能娶媳婦。新中國成立後沒有這個習慣了，人們都不願意再出家 ，我父母他們已經不願意把孩子再送到寺院去了。

1958年卓尼地區發生過叛亂，社會不穩定，我父親出去剿匪，經常不在家。母親帶著幾個孩子也不方便。那時候有一個機會，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北京的房子建成了，然後我們就到北京去了，小學、中學都在北京上的。我的外祖父是阿拉善的親王達理扎雅（阿拉善旗扎薩克和碩親王，曾和張學良結成盟兄弟，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寧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她的妻子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妹金雲誠。卓尼土司家族有和甘肅北部阿拉善蒙古王族通婚的傳統）。蒙古族那邊稱王爺，藏族這邊一般叫土司。阿拉善在北京市原來是有王府的，就是現在恭王府旁邊的氈子衚衕，新中國成立後，王府被國家徵用。政府出錢在東單新開路建了一套大四合院，裡面帶三個小院，作為補償，讓我姥姥和我姥爺去居住。

我姥爺那時候還上班，我和弟弟兩個人一起到的北京，和我姥姥、一個舅舅、兩個姨姨住在一起，我的五姨、小姨也在北京上學。我就在東單新開路小學上學。我父親還在甘肅工作，他每年都要來北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次一開人代會，才和家裡人見面團聚。我們居住的新開路旁邊隔一道衚衕叫外交部街，我就在那兒上的中學，只上到初二，再就沒有升學，到1969年就去延安插隊了。

插完隊後，1972年，我到了甘肅棉紡廠，當了六年的職工，第一年當工人，因為插隊時當民辦教師的經歷，從第二年開始有三年時間，我一直是廠辦學校的初中教師。在恢復高考制度的1977年，我參加高考，考上了西北師範學院（現西北師範大學），上了四年大學。學的是政治教育專業。那時候高考淘汰率高，全國錄取本科學生的人數才二三十萬，比現在的研究生都少，因為一直當老師的緣故，我高考的成績肯定比沒接觸學習的人要強一點。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了卓尼，當了兩年的老師。1982年，國家提出幹部隊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因為當時一線上的幹部比較老化了，都是一些老革命，要把一些有學歷的年輕人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裡頭去。我是大學畢業後主動回老家去的，當時我們縣上可能就只有兩三個本科畢業生，選幹部的時候就把我選到裡面了，副科長、正科長這兩級都跳過去，直接就到縣政府班子裡當副縣長。當了三年的副縣長，又當了三年的縣長。

當了卓尼縣長以後，我覺得當縣長太累了，一天除了晚上睡著以外都有事情，第二天早晨一起來，就又有事情找你。再一個是到了1989年，我的老大也已經七歲，該上學了，卓尼那邊的教學條件還是太差，生活條件也不行，我在的時候連暖氣都沒有，全部生的是爐子，那時候父母也在蘭州，所以最後自己要求調回蘭州。

到蘭州以後，我就不願意再在行政機關了。我願意到科研單位或者學校，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好好的把家庭的事情安排好，同時自己也想好好的靜下來，學一點歷史，所以就到甘肅政法學院（現為甘肅政法大學）來工作了，一直幹到2011年退休。

土司制度從我父親就宣佈結束了，這沒啥遺憾的，這是歷史進步的必然過程。你想，大浪淘沙，社會翻天覆地不斷變化，我們的祖先始終適應了這個變化。永樂是明朝最鼎盛的時期，我們能夠及時歸附到明朝。我們第十代祖先的時候，歸附到清朝。第十代土司跑到北京去和康熙見面，最後受到康熙的嘉獎，封禪定寺為敕賜。現在隨便到卓尼哪個村子裡去，幾乎沒有人罵我們家的，都是說我們家有多好。對我還是按照過去對我父親、對我爺爺的態度，比見了佛爺都虔誠。

楊正（左一）

後記

我因為Lonely Planet調研《甘肅和寧夏》一書，在卓尼縣城柳林鎮匆匆住了兩宿。我有好些年沒來過卓尼了，洮河邊的縣城如今已經變得很現代化，夜晚的燈光工程使這裡看上去和普通內地縣城無異。清晨，我下樓準備到一家浙江人開的早餐鋪買一份豆漿油條，遠遠望見一張熟悉的面孔朝我而來——楊正老師。

楊正是我大學第一堂課的老師，他的面相長得慈眉善目，操一口老北京話，這在移民為主的蘭州，並不十分稀奇。他從未跟我們提起過任何有關卓尼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卻是他勸我們要多讀老子的《道德經》。

我知道他是末代卓尼土司的長子是很後來的事情了。畢業後我一直忙著旅行和寫作，楊老師也年事已高，一年回不了幾趟卓尼，能在卓尼偶遇末代土司之子，重續師生情誼，感覺意義非凡，冥冥之中有股力量牽引著讓我來完成這次採訪。（丁海笑）